罗马史04 | 刘津瑜：从王政到共和：故事与“真相”

喜马拉雅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津瑜，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王政时代。

在前面两讲中，我们提到罗马史家把早期罗马描述成对外邦人开放的社会，王的产生不受族群或出身的限制。我们还谈到罗马最早的成文历史是用希腊语书写的，即使是后来用拉丁语写成的早期罗马史，都受到古希腊历史书写的范式和惯例的影响，也受到希腊政治思想的影响。

那么在罗马王政是如何终结这个问题上，是否能看到希腊历史书写的影子呢？罗马从王政到共和的转变是独特现象还是城邦共性？罗马人是如何理解共和制取代王政这个政治转变的呢？下面我们就依次来谈一谈这些问题。

古希腊各城邦历史，特别是在公元前8世纪中到公元前6世纪，常常出现僭主这种角色，希腊文中是τύραννος，拉丁文是tyrannus，英文中的tyrant就来自于古典语言。

我们通常把tyrant译为“暴君”，但是在古代语境下，僭主这个译法更加恰当，因为它突出了“僭取”，或者说是“非法攫取”统治权这个核心要素。

亚里士多德对τύραννος“僭主”的定义强调了两点，一是他不对任何人负责；二是他只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而不考虑其他人的利益。

在古希腊政治理论中，τύραννος僭主制是君主制的变体，最初是个中立词，但在公元前4世纪时，这个词已经变成了非法的、自利的统治者的同义词，但也常常被认为是君主制向民主制转变过程中的一种必要的恶。

罗马人对tyrannus僭主，最敏感的时期在公元前1世纪，那是强权人物野心家崛起的时代。这些强权人物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恺撒，他的养子和继承人奥古斯都终结了共和时代，开创了帝制。

恺撒那个时代是共和时代的后期，不断掀起内战的时代。罗马的政治讨论中，充满了对出现tyrannus僭主的担忧。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书写罗马通史的史家，包括李维，把这种担忧投射到了王政历史的书写当中。

也就是说，在王政时代结束之后好几个世纪，一些现实的焦虑很有可能影响了对王政时代末年历史的构建。这种构建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它主要体现在把王政时代最后一位王塔可文构建成僭主形象，把驱逐塔可文及其家族的举动定性为为了自由（lībertas）而进行的抗争。

那么僭主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在古希腊人的描述中，僭主有一些标志性的表征：比如他获得权力的合法性有问题；也正因为这样，他经常身边围绕着护卫，也就是说存在着和他人的隔离；

他常常可以与平民结盟，与贵族作对；有的僭主被描述成比较残暴，手段残忍的，存在着欺男霸女的行为；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常见元素，就是他们子孙通常是扶不起的阿斗，或者是惹事的主，所以僭主的统治通常难以延续的。

那么在罗马的王的身上，我们看得到这些标志性的元素吗？答案是肯定的。罗马的第七位王，也就是最后一位王，“傲慢的”塔可文就基本上是按照僭主的这个模式来描述的。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塔可文这个译名，我采用是通用的译名。他的全名是路奇乌斯·塔可文尼乌斯·苏佩尔布斯。塔克文就来自于塔可文尼乌斯，把标志男性名字的“乌斯”去掉，苏佩尔布斯是形容词“傲慢的”，这是他的绰号。

回到塔克文作为僭主的形象。

首先，塔可文成为国王的方式可以说是人神共愤，而这个过程和许多僭主夺权的故事一样，情节夸张，犹如一出大戏。我们在第三讲中已经提到他是第六位王塞尔维乌斯的女婿。塞尔维乌斯有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塔可文兄弟。

塔可文的原配是塞尔维乌斯的大女儿，性情温和，而塔可文的弟媳，也就是塞尔维乌斯的小女儿，名字叫做小图里亚，野心勃勃。两个有野心的人分别看不上自己的原配，居然谋杀了各自的原配，又组成了新的家庭，也就是说塔可文和他的弟媳组成了一对，图谋篡权。

当塔可文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带着一队卫兵，胁迫元老院称他为王。当塞尔维乌斯到达现场时，塔可文号称他要从奴隶出身的老王手中夺回王位，并将塞尔维乌斯扔下台阶，奄奄一息的老王随后被塔可文的手下杀死。而小图里亚冷血到驾车从父亲的尸体上碾过。

这个夺权故事中充满了谋杀、暴力、乱法、渎神，僭主故事的基本要素已经具备。

塔可文之所以被称为“傲慢的”，主要是因为他无视贵族、脱离元老院。据李维称，他抛弃了许多传统做法，比如独揽死刑案件的处理，在战争、媾和、条约的缔结上实行独裁。他通过联姻等方式来拉拢拉丁人，又设计陷害拉丁人中胆敢直言的人。对内，塔可文大兴土木，民众负累沉重。

在白色恐怖式的统治下，社会上层都敢怒不敢言，有一位（具体的说他还是塔可文的亲戚，是他的外甥）甚至装傻，并因此得到布鲁图斯（Brutus）这个名字，brutus在拉丁文中是“蠢笨的”的意思。

这个人深藏不露，但最终是要出场来完成他的历史使命的。布鲁图斯这个名字在罗马史中被赋予强烈的象征意义，它和“自由”这个概念紧密相连。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要牵涉僭主故事的另一个因素，即惹事的僭主儿子。塔可文的三个儿子中，有个叫做塞克斯图斯，因为在军营中和同僚军官聊天时，听说了卢克莱提亚是贞洁的女性典范，他们乘夜到罗马城中窥探各人的妻子都在做些什么。

果然，除了卢克莱提亚在家中纺织之外，其他女子都在玩乐，这就激起了塞克斯图斯的欲望。

在另一夜间，他潜入卢克莱提亚家，威胁她，假如她不从，他就会杀死她，并把一个赤裸的奴隶的尸体放在她的尸体旁，造成她因为和奴隶通奸被杀死的假像。因为自由妇女和奴隶通奸对罗马妇女的名节和家族荣誉的损害极大，卢克莱提亚屈从于塞克斯图斯。

卢克莱提亚受辱之后，向丈夫、父亲、布鲁图斯等（他们收到她的报信赶来）控诉塞克斯图斯的罪行，要求他们发誓惩罚他。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到的是，她的丈夫的全名是路奇乌斯·塔可文·科拉提努斯（Lucius Tarquinius Collatinus），他其实是王的侄子，是塞克斯图斯的堂兄弟，而上面提到布鲁图斯是塞克斯图斯的表兄弟。

其后，当着他们的面，卢克莱提亚非常决然地自杀而亡。这就是罗马历史上非常有名、流传极广的卢克莱提亚受辱的故事。这个非常戏剧化的故事也曾经是李维之前罗马戏剧的素材，李维以及他那个时代的作家在描述这个故事时，也可能受到戏剧的影响。

这个故事中元素众多。有个问题我们可能要问的是：在当时的罗马文化背景下，卢克莱提亚是否一定要终结自己的生命？答案是否定的。在古罗马关于这个故事的多个版本中，都并没有觉得她一定要这样惩罚自己。

在李维的版本中，她自杀之前，在场的她的丈夫、父亲和布鲁图斯，都安慰她说她是没有过失的，因为她的思想并没有犯错，即使肉体受玷污，但没有犯罪的意念，就没有罪过。对比其他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约，这个理念可以说是相对开明的。

在李维的笔下，卢克莱提亚为自杀所提供的理由是，今后就不会有不贞的女子以卢克莱提亚的榜样活着。作为女性，她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道德制高点上。她被描述成一个有主观能动性，自己做抉择的女性，但同时她又是一个对女性本身不宽容的“道德楷模”。

当然，卢克莱提亚的自杀最重要的意义在政治方面。这个故事的核心是王的儿子对社会上层的冒犯、对无辜女子的冒犯和侮辱。她的死促成了罗马人对塔可文的反抗，布鲁图斯充当了这场运动的领袖。塔可文被放逐，他的两个儿子和他一起流放到伊达拉里亚，而塞克斯图斯自己的领地上被夙敌杀死。

布鲁图斯，他的全名是路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Lucius Iunius Brutus），被罗马人称为解放者（Liberator）。驱逐国王之后，布鲁图斯和科拉提努斯成为第一期由选举产生的执政官（consul），这个官职今后我们会经常提到，这是一年一任的公职，是罗马共和时代最高级别的年度公职，每年有两位。

在罗马叙事传统和政治认知中，“自由”时代在此时取代了王政时代。帝国时代有一位重要的史家，叫做塔西佗，他写过到公元1世纪末的罗马帝国史，他的《编年史》的第一句，非常简洁干脆，他是这么说的：起初，国王统治罗马，路奇乌斯·布鲁图斯创建了“自由”和执政官之职。

我们在之前的讲座中提到，塔可文的家族来自伊达拉里亚。但是关于王政时代的终结，罗马的历史书写并没有把重点放在驱逐外族之上，而更多地是在渲染塔可文的僭主tyrannus形象，以及塔可文还有他的儿子和贵族以及人民之间的矛盾。

但学者们也常指出，史料中塔可文的形象有一些不太一致的地方，表现在他所做的有些事也被认为是对罗马做出的贡献。比如，他的成就之一是，罗马地下排水系统（Cloaca Maxima）的修建。

学界的一个共识，认为对王的憎恶是王政时代之后逐渐发展起来并加剧的。这一点我们在这一讲的一开始曾经提过。那么，对王政末年王室恶行的渲染，也是共和末年罗马政治焦虑的投射。

从王政时代转型到共和时代，在古代地中海世界有许多的案例，罗马并不是个特例。那么这种转型的推动力究竟来自于何处？这应该说是和贵族（这里的贵族用的是一个叫松散的概念）的发展息息相关。

他们要求一种更广泛的、更均衡的权力和资源的分配方式，而反对权力集中在某一个人的手中，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自由”的实质。而无论是李维还是塔西佗笔下的“自由”（libertas）都并非指所有人的自由，而是指社会上层参与政治资源分配、分享权力的自由。

后来，在罗马上层认为恺撒有称王的企图时，有一些人组织起来刺杀了恺撒，其中就包括布鲁图斯的后裔。布鲁图斯和自由之间的关联再次被激活。

在罗马的政治思想中，自由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和所谓“共和”的概念是一致的。“共和”在拉丁语中是res publica，字面的意思是“公共之物”或者“公共事务”。在下一讲中，我们就开始讨论罗马共和时代的制度、发展历程。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