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706【公元232年】曹叡问政务署长陈矫：司马懿忠贞不二 能不能称为国家大臣？

柏杨版资治通鉴文稿 

“政府中官员没有人承认自己没有才干，而只认为陛下对他们不信任；也没有人承认自己无知，而只认为陛下并没有向他发问。陛下为什么不遵照姬旦对善人信任、姚重华对恶人排除的指示？命高级咨询官（侍中）、政务署秘书（尚书），坐的时候在中枢襄助，行的时候随从御驾；由陛下亲自垂询，让他们尽言。则文武百官的品德行为，可以完全了解；忠良者擢升，愚劣者摒退，谁还敢推托犹豫，不竭尽才能？

“以陛下的英明，亲自跟臣僚讨论政事，使文武百官都能贡献才智。则贤能和愚劣，干练和昏弱，完全看陛下如何适当的交给他们工作。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用这种方法建立功业，什么功业不能建立？每逢边疆告警，陛下诏书上总是说：‘谁对此事忧心？只我自己忧心！’最近诏书上又说：‘忧虑公事，忘掉私事的，不会有这种人。只要先忧虑公事，再忧虑私事，就可把事情办妥！’

“恭读这些诏令，深佩陛下对于下情，了如指掌；但也怪陛下不追本探源，而只指出末节。一个人有没有才能，受他先天禀赋的限制。就是由我观察，我也认为政府中没有一位官员能够称职。英明君王使用人才，应使有能力的人毫无保留地竭尽全力；而对没有能力的人，应该不准他盘踞官位。遴选时没有遴选到真正人才，不是过错；整个中央政府竟容纳这种不适当的人，才十分怪异。

“陛下明知道某人没有竭尽全力，却代他忧愁没有竭尽全力；明知道某人根本没有才能，却教他负责处理业务；岂止是君王辛劳，臣下安逸而已，而是纵令圣贤同时并出于世，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陛下常担心政务署（台阁）不能保守秘密，人情请托不能彻底断绝，特别制定‘出入法条’，还派遣凶狠的官吏，防守大门，这些措施，只不过治标，不能治本。

“从前，东汉王朝六任帝刘祜时，宫廷供应部长（少府）窦嘉，延聘司法部长（廷尉）郭躬一身清白的侄儿（当时郭躬已经去世多年），引起强烈反应，大家纷纷指控，提出弹劾。而最近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孔羡，延聘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懿放荡的弟弟（司马通），有关单位却不说一句话。那种望着风向，迎合脸色的态度，比受到指示还要顺服。这都是不按实情遴选人才的后果。窦嘉身是皇亲（窦嘉是东汉王朝三任帝刘炟正妻窦皇后的娘家人，参考九二年六月表解），郭躬又不是国家重臣，尚且如此；用今天的情形跟古代相比，都归因于陛下没有坚持有罪必罚，没有阻塞结党营私的源头。

“制定出入禁令，派遣恶吏守门，都不是治世常规。假使我的建议中一小部分蒙陛下采纳，何至担心邪恶不消灭，而去豢养像廉昭之辈？本来，揭发奸恶，就是尽忠。然而，小人去做此事，世人却万分憎恶，为的是，他们不了解情理，而只知道苟苟且且，一味向上进取。如果陛下再不考察事件来龙去脉，必然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违背舆论，跟全国人民对抗的，才是为公忘私；窥探别人隐秘，打别人小报告的，才是履行节操。一个以国家为己任的磐磐大才，岂能做出此事！他们依照正道，不肯如此。假使天下人都背弃正道而去谋取眼前一点政治利益，最值得人担忧，陛下怎么能够快乐起来！”

杜恕是杜畿的儿子（杜畿，参考二○五年十月）。

曹叡曾经突然前往政务署，政务署长（尚书令）陈矫阻住大门，跪下问说：“陛下要去哪里？”曹叡说：“我想看看公文。”陈矫说：“这是我分内的工作，陛下不适宜做这种事。如果我不称职，则请免我的职；陛下应该回去。”曹叡惭愧，乘车返宫。

曹叡曾经问陈矫：“司马懿忠贞不贰，能不能称为国家大臣？”陈矫说：“政府官员对他都很仰望，但国家能不能依靠他，我不知道。”
14东吴帝国上大将军陆逊，率军向曹魏帝国所属的庐江郡（安徽省寿县西南）进攻，曹魏帝国参与决策的人，都认为应发兵救援。征南将军满宠说：“庐江虽然是个小城，但是守将强悍，守军精良，可以抵抗一段时间。东吴兵团离开船舰，登上陆地，进军二百里，没有后继部队，他们不来，还想引诱他们来，现在应随他们的意。只怕他们想撤退时，却无法撤退。”率军直趋杨宜口（即阳泉·庐江郡郡政府所在县），打算阻截东吴兵团的归路。陆逊得到消息，连夜回军。
这时，东吴帝国每年都有攻击曹魏帝国边境的行动。曹魏帝国征南将军满宠上书说：“合肥城（安徽省合肥市）南面是巢湖，更南是长江，北面跟寿春（安徽省寿县）又远（两地航空距离九十千米）。盗匪集团（东吴帝国）如果围攻，可以得到船舰帮助。我们往救，必须先击破他们主力，然后才能解围。他们攻击，极为容易，我们支援，却十分困难。我建议调出城内守军，在合肥城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以固守的地方，另行兴筑城寨，用以引诱他们上岸，我们就在平地切断他们的退路，应是上策。”中央军事总监（护军将军）蒋济参加讨论，反对说：“调兵出城，是向天下显示我们脆弱，好像一望见敌人的烟火，就慌慌张张摧毁自己的堡垒，可以说是不战而先败。一旦到这种地步，我们将受到无限劫掠的苦难，势必被逼退到淮河以北。”曹叡遂批驳满宠计划。

满宠二度上书说：“《孙子兵法》说：‘战争，是一种诡诈的行为。明明有能力，偏偏显示没有能力。使敌人因我们的衰弱而骄傲，更使敌人认为我们内心恐惧。’这是故意使表里不一的策略。《孙子兵法》又说：‘引诱敌人，必须呈现足以使敌人动心的形势。’而今，敌人还没有来，我们就转移阵地，把部队后调，就是要造成使敌人动心的形势。目的在于引诱他们远离船舰水域，深入陆地，然后选择有利的时机，发动攻击，在战场上取得胜利，自会得到利益。”政务署执行官（尚书）赵咨认为满宠的计划是一个好的谋略。曹叡遂下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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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版资治通鉴原文 

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以陛下为不任也；不自以为不知，以陛下为不问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各陈所有，则群臣之行皆可得而知，患能者进，闇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以陛下之圣明，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尽，贤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

以此治事，何事不办；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军事，诏书常曰：‘谁当忧此者邪？吾当自忧耳。’近诏又曰：‘忧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伏读明诏，乃知圣思究尽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末也。人之能否，实有本性，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能遗其力，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选举非其人，未必为有罪也；举朝共容非其人，乃为怪耳。陛下知其不尽力也而代之忧其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岂徒主劳而臣逸哉，虽圣贤并世，终不能以此为治也！

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绝，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恶吏守寺门，斯实未得为禁之本也。昔汉安帝时，少府窦嘉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犹见举奏，章劾纷纷；近司隶校尉孔羡辟大将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者也。嘉有亲戚之宠，躬非社稷重臣，犹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出入之制，与恶吏守门，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纳，何患于奸不削灭，而养若廉昭等乎！夫纠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顾道理而苟求容进也。若陛下不复考其终始，必以违众迕世为奉公，密行白人为尽节，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诚顾道理而弗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则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将何乐焉！”恕，畿之子也。

帝尝卒至尚书门，陈矫跪问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帝惭，回车而反。帝尝问矫：“司马公忠贞，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也，社稷则未知也。”

吴陆逊引兵向庐江，论者以为宜速救之。满宠曰：“庐江虽小，将劲兵精，守则经过。又，贼舍船二百里来，后尾空绝，不来尚欲诱致，今宜听其遂进。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军趋杨宜口，吴人闻之，夜遁。是时，吴人岁有来计。满宠上疏曰：“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

护军将军蒋济议以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贼烟火而坏城，此为未攻而自拔；一至于此，劫略无限，必淮北为守。”帝未许。宠重表曰：“孙子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骄之以利，示之以慑，’此为形实不必相应也。又曰：‘善动敌者形之。’今贼未至而移城却内，所谓形而诱之也。引贼远水，择利而动，举得于外，而福生于内矣！”尚书赵咨以宠策为长，诏遂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