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中国文化史（五）财产（2）

        人类的联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无分彼此，通力合作，一种则分出彼
此的界限来。既分出彼此的界限，而又要享受他人劳动的结果，那就非于（甲）
交易、（乙）掠夺两者之中择行其一不可了。而在古代，掠夺的方法，且较
交易为通行。在古代各种社会中，论文化，自以农业社会为最高；论富力，
亦以农业社会为较厚；然却很容易被人征服。因为（一）农业社会，性质和
平，不喜战斗。（二）资产笨重，难于迁移。（三）而猎牧社会，居无定所，
去来飘忽，农业社会，即幸而战争获胜，亦很难犁庭扫穴，永绝后患。（四）
他们既习于战斗，（五）又是以侵略为衣食饭碗的，得隙即来。农业社会，
遂不得不于可以忍受的条件之下，承认纳贡而言和；久之，遂夷为农奴；再
进一步，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关系愈益密切，遂合为一个社会，一为治人者，
食于人者，一为治于人者，食人者了。封建时代阶级制度的成立，即缘于此。
参看上章。

       依情理推想，在此种阶级之下，治者对于被治者，似乎很容易为极端之
剥削的。然（一）剥削者对于被剥削者，亦必须留有余地，乃能长保其剥削
的资源。（二）剥削的宗旨，是在于享乐的，因而是懒惰的，能彀达到剥削
的目的就彀了，何必干涉人家内部的事情？（三）而剥削者的权力，事实上
亦或有所制限，被剥削者内部的事情，未必容其任意干涉。（四）况且两个
社会相遇，武力或以进化较浅的社会为优强，组织必以进化较深的社会为坚
凝。所以在军事上，或者进化较深的社会，反为进化较浅的社会所征服，在
文化上，则总是进化较浅的社会，为进化较深的社会所同化的。职是故，被
征服的社会，内部良好的组织，得以保存。一再传后，征服者或且为其所同
化，而加入于其组织之中。古语说君者善群，这群字是动词，即组织之义。
而其所以能群，则由于其能明分。见《荀子·王制》、《富国》两篇。据此
义，则征服之群之酋长，业已完全接受被征服之群之文化，依据其规则，负
起组织的责任来了。当这时代，只有所谓君大夫，原来是征服之族者，拥有
广大的封土，收入甚多，与平民相悬绝。此外，社会各方面的情形，还无甚
变更。士，不过禄以代耕，其生活程度，与农夫相仿佛。农则井田之制仍存。
工商亦仍无大利可牟。征服之族，要与被征服之族在经济上争利益者，亦有
种种禁例，如“仕则不稼，田则不渔”之类。见《礼记·坊记》。《大学》：
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董仲舒对策，
说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
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此等，在后来为道德上的教条，在
当初，疑有一种禁令。然则社会的内部，还是和亲康乐的，不过在其上层，
多养著一个寄生者罢了。虽然和寄生虫并存，还不至危及生命健康，总还算
一个准健康体，夫是之谓小康。

       小康时代，又成过去，乱世就要来了。此其根源：（一）由初期的征服
者，虽然凭恃武力，然其出身多在瘠苦之地，其生活本来是简陋的。凡人之
习惯，大抵不易骤变，俭者之不易遽奢，犹奢者之不能复俭。所以开国之主，
总是比较勤俭的。数传之后，嗣世之君，就都变成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
之手的纨袴子弟了。其淫侈日甚，则其对于人民之剥削日深，社会上的良好
规制，遂不免受其影响。如因政治不善，而人民对于公田耕作不热心，因此
发生履亩而税的制度，使井田制度受其影响之类。（二）则商业发达了，向
来自行生产之物，可以不生产而求之于人；不甚生产之物，或反可多生产以
与人交易。于是旧组织不复合理，而成为获利的障碍，就不免堕坏于无形了。
旧的组织破坏了，新的组织，再不能受理性的支配，而一任事势的推迁。人
就控制不住环境，而要受环境的支配了。
         当这时代，经济上的变迁，可以述其荦荦大端如下：
（一）因人口增加，土地渐感不足，而地代因之发生。在这情形之下，
土地荒废了，觉得可惜，于是把向来田间的空地，留作道路和备蓄泄之用的，
都加以垦辟，此即所谓“开阡陌”。开阡陌之开，即开垦之开。田间的陆地，
总称阡陌。低地留作蓄水泄水之用的，总称沟洫。开阡陌时，自然把沟洫也
填没了。参看朱子《开阡陌辩》。这样一来，分地的标记没有了，自然可随
意侵占，有土之君，利于租税之增加，自然也不加以禁止，或且加以倡导，
此即孟子所谓“暴君汗吏，必慢其经界。”《滕文公上篇》。一方面靠暴力
侵占，一方面靠财力收买，兼并的现象，就陆续发生了。
（二）山泽之地，向来作为公有的，先被有权力的封君封禁起来，后又
逐渐入于私人之手。《史记·平准书》说：汉初山川、园池，自天子至于封
君，皆各为私奉养。此即前代山泽之地。把向来公有的山泽，一旦作为私有，
在汉初，决不会，也决不敢有这无理的措置，可见自秦以前，早已普遍加以
封禁了。管子官山府海之论，虽然意在扩张国家的收入，非以供私人之用，
然其将公有之地，加以封禁则同。《史记·货殖列传》所载诸大企业家，有
从事于畜牧的，有从事于种树的，有从事于开矿的，都非占有山泽之地不行。
这大约是从人君手里，以赏赐、租、买等方法取得的。
（三）工业进化了，器用较昔时为进步，而工官的制造，未必随之进步。
或且以人口增加而工官本身，未尝扩张，量的方面，亦发生问题。旧系家家
自制之物，至此求之于市者，亦必逐渐增加。于是渐有从事于工业的人，其
获利亦颇厚。
（四）商人，更为是时活跃的阶级。交换的事情多了，居间的商人随之
而增多，这是势所必至的。商业的性质，是最自利的。依据它的原理，必须
以最低的价格只要你肯卖。买进，最高的价格只要你肯买。卖出。于是生产
者，消费者同受剥削，而居间的商人独肥。
（五）盈天地之间者皆物，本说不出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的。所以分
为我的，你的，乃因知道劳力的可贵，我花了劳力在上面的东西，就不肯白
送给你。于是东西和东西，东西和劳力，劳力和劳力，都可以交换。于是发
生了工资，发生了利息。在封建制度的初期，封君虽然霸占了许多财产，还
颇能尽救济的责任，到后来，便要借此以博取利息了。孟子述晏子的话，说
古代的巡狩，“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梁惠王下篇》。而
《战国策》载冯煖为孟尝君收债，尽焚其券以市义，就显示著这一个转变。
较早的时代，只有封君是有钱的，所以也只有封君放债。后来私人有钱的渐
多，困穷的亦渐众，自然放债取利的行为，渐渐的普遍了。
（六）在这时代，又有促进交易和放债的工具发生，是为货币的进步。
别见《货币篇》。货币愈进步，则其为用愈普遍，于是交易活泼，储蓄便利，
就更增进人的贪欲。物过多则无用，所以在实物经济时代，往往有肯以之施
济的。货币既兴，此物可以转变为他物，储蓄的亦只要储蓄其价值，就不容
易觉得其过剩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发生下列三种人：
（一）大地主。其中又分为（甲）田连阡陌及（乙）擅山泽之利的两种人。
（二）大工商家。古代的工业家，大抵自行贩卖，所以古人统称为商人。
然从理论上剖析之，实包括工业家在内，如汉时所称之“盐铁”，谓制盐和
鼓铸铁器的人。其营业，即是侧重在制造方面的。
（三）子钱家。这是专以放债取息为营业的。
要知道这时代的经济情形，最好是看《史记》的《货殖列传》。然《货
殖列传》所载的，只是当时的大富豪。至于富力较逊，而性质相同的，小地
主、小工商及小的高利贷者。那就书不胜书了。

        精神现象，总是随着生活环境而变迁的。人，是独力很难自立的，所以
能彀生存，无非是靠著互助。家族制度盛行，业已把人分成五口八口的一个
个的小单位。交易制度，普遍的代替了分配、互助之道，必以互相剥削之方
法行之，遂更使人们的对立尖锐。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要获得一个立足之地
甚难，而要堕落下去则甚易。即使获得了一个立足之地，亦是非用强力，不
易保持的。人们遂都汲汲皇皇，不可终日。董仲舒说：“天下攘攘，皆为利
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史记·货殖列传》有一段，剖析当时所谓贤
士、隐士、廉吏、廉贾、壮士、游侠、妓女、政客、打猎、赌博、方技，犯
法的吏士、农、工、商贾，各种人的用心，断言他的内容，无一而非为利。
而又总结之曰：“此有智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韩非子》说：
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无饥寒疾病祸罪之殃，而独以
贫穷者，非侈则惰。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显
学篇》。话似近情，然不知无丰年旁入之利，无饥寒疾病祸罪之殃的条件，
成立甚难；而且侈惰亦是社会环境养成的。谁之罪？而独严切的责备不幸的
人，这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精神，竟不像是同一种动物发出来的了。
人心大变。此即所谓乱世。
      孔子所谓小康之世，大约从有史时代就开始的。因为我们有确实的历史，
始于炎黄之际，已经是一个干戈扰攘的世界了。至于乱世，其机缄，亦是早
就潜伏的，而其大盛，则当在东周之后。因为封建制度，是自此以后，才大
崩溃的。封建制度的崩溃不是什么单纯的政治作用，实在是社会文化进步，
而后政治作用随之的，已见第三章。新文化的进步，就是旧组织的崩溃。然
在东周以后，社会的旧组织，虽已崩溃，而人们心上，还都觉得这新成立的
秩序为不安；认为他是变态，当有以矫正之。于是有两汉时代不断的社会改
革运动。酝酿久之，到底有新室的大改革。这大改革失败了，人们才承认社
会组织的不良，为与生俱来，无可如何之事，把病态认为常态了。所以我说
小康的一期，当终于新室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