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669【公元219年】司马光指出 自从三代灭亡，教化风俗之美从没有像东汉王朝那样兴盛

柏杨版资治通鉴文稿 

居于绝对安全地位，义愤填膺，正颜严色，在主子面前指控别人的“过失”，态度激烈得甚至痛哭流涕，咆哮如雷，用别人的眼泪或鲜血，换取自己一点蝇头小利，这是官场文化的特有产品，名之为“一脸忠贞学”。

虞翻愤怒的要鞭打于禁，正是“一脸忠贞学”中精彩的一页，孙权虽然呵斥他，但对他的一脸忠贞，当留下深刻印象，自会擢升他的官位或增加他的俸禄。似乎只有专制封建社会，才培养出来这种特技表演，我们用这种特技表演作为标准，检查社会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品质，会得到一个正确答案。

19孙权向曹操归降臣服时，曹操征调张辽等各将领（时皆在合肥【安徽省合肥市】一带防备孙权）全部回军援救樊城，军队还没有到，包围已经解除。徐晃整顿部队，返回摩陂，曹操亲自到七里外迎接，摆下盛大筵席，宴请将领。向徐晃举杯敬酒，说：“保存樊城、襄阳，是将军的功劳。”也厚厚的赏赐桓阶，任命桓阶当魏国政府秘书（尚书）。

曹操认为荆州残破，打算把原住民以及沿汉水左右两岸的农垦部队，全部迁走。丞相府作战军政官（丞相军司马）司马懿说：“荆楚（湖北省）人士，容易激动。关羽刚被击败，一些恶棍叛徒，或逃亡、或躲藏，仍在观望。如果把所有善良的人都强迫迁走，既伤害他们的心意，而又使逃亡躲藏的人，永不敢回归。”

20曹操说：“你说得对。”遂即停止。后来，逃亡躲藏的人，果然纷纷返回。曹操上书刘协，推荐孙权当骠骑将军，“假节”（持节），兼荆州全权州长，封南昌侯。孙权派指挥官（校尉）梁寓，到首都许县进贡，又把朱光等送回（庐江郡【安徽省潜山县】郡长朱光被俘事，参考二一四年闰五月）。
孙权上书给曹操，自称“臣”，强调说，“称臣”是上天的旨意。曹操把孙权的奏章向外公开，说：“这娃儿想教我坐到火炉上。”魏国高级咨询官陈群等都说：“汉王朝政权已经结束，并不从今天开始。殿下功劳品德都达到高峰，人民注目仰望。所以连远方的孙权，都向你称‘臣’，这是‘天’‘人’感应，众口一词。殿下应该坐上正式宝座，还有什么可以犹豫？”曹操说：“如果上天的旨意，果然如此，我宁愿当姬昌（文王）。”

司马光曰：
教化，是国家的紧急工作，伧俗的官员并不了解；风俗，是天下的重要大事，庸碌的君王却往往忽略。只有明智的君子人物，深谋远虑，然后才能知道它们对社会贡献之大、影响之久。刘秀（东汉一任光武帝）正碰上西汉王朝晚年衰败，群雄并起，天下大乱。于是，以一介平民，发愤起兵，继承祖先留下的事业，讨伐四方，每天忙碌，但是仍然崇尚儒家学派经术，用贵宾的礼仪，延聘儒家学派学者，扩大设立学校，研究礼仪圣乐，统一大业固然完成，教育文化也普及大众。

接着是刘庄（东汉二任明帝）、刘炟（东汉三任章帝），遵循祖先的遗志，亲自驾临国立大学，拜望三老五更（参考五九年。“三老”“五更”，是一种尊衔，皇帝在儒家学派中遴选德高望重的“三老”一人，“五更”一人，奉养在国立大学之中，待以父兄之礼，向全国人民显示“孝”“悌”的重要性），倒转呈上经书，请求传授道理（“倒转呈上经书”，原文“横经”，就是把经书展开后，倒转成相反方向，呈给教师，教师立刻就可读下去）。上自三公、部长，下至郡县政府大小官员，都任用了解儒家学派经典而行为又端正的人；政府以及宫廷的虎贲武士，全学习《孝经》。匈奴汗国贵族子弟，也都进入国立大学。

于是，教化在高阶层建立，风俗在低阶层完成。忠厚廉洁人士，不但受到政府高级官员的尊重，而且受到广大人民的仰慕；卑劣邪恶之辈，不但不见容于政府，也不见容于乡里。自从三代（夏商周）灭亡，教化风俗之美，从没有像东汉王朝那样兴盛。可是，刘肇（东汉四任和帝）以后，皇亲国戚掌权，受宠爱的奸邪小人物，主持政务，奖赏和惩罚，没有标准，贿赂公开，贤能的跟愚劣的，混淆不分，是非对错，恰恰颠倒，混乱已达极点。然而政府仍能绵延不绝，因为上面有三公跟部长级官员，诸如：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等，跟皇帝在金銮宝殿上，面对面争执，用公义扶持大厦的倾危；下面则有一介平民，诸如：符融、郭泰、范滂、许邵等，建立民间舆论，用以拯救矫正政府的错误措施。

所以，政治虽然腐败，而风俗并不糜烂，甚至甘愿被杀被诛。有人在前面受刑而死，后面的人仍忠义奋发，紧追不舍，随着前人的脚跟，接受屠戮，视死如归。难道只有他们特别贤能？不过是刘秀、刘庄、刘炟遗留下的教化，使他们如此。当那个时候，假如有英明的君王发愤振作，则汉王朝政府仍然不可限量。

不幸的是，伤害颓废之余，又加上重重的一击，那就是刘志（东汉十一任桓帝）、刘宏（东汉十二任灵帝）的昏乱暴虐。宠爱奸邪，胜过宠爱骨肉；屠杀忠良，胜过屠杀仇敌。累积太多人的愤怒，造成全国人民的怨恨，遂使何进征召外军，董卓抓住机会，袁绍之类，乘势兵连祸结。结果是：皇帝四处流亡，皇家祭庙和天地神祗的祭坛全成废墟，政府动荡倾覆，人民好像坠入炭火之中。上天的旨意已经明显，任何人都不能挽救。

然而，州郡拥兵割据的军阀，虽然互相吞噬，却一直尊崇汉王朝皇帝，作为政治号召。以曹操的残暴骄横，加上对天下建立的大功，心里早就没有东汉王朝皇帝的影子，但直到他死亡那天，仍不敢废除汉王朝皇帝而自己即位，难道是他不愿意？不过是畏惧名义，强行克制自己而已。从这个观点来看，教化怎么可以懈怠？风俗怎么可以忽视？

教育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功能和重要性，不容否认。问题是，如果该政权腐败到极点，则任何美好的教育文化和任何美好的风俗习惯，都阻挡不住它的崩溃。而且，因为社会有一个公正价值标准的缘故，反而更加强摧毁的力量，使该政权崩溃加速。一团糨糊的教育文化和风俗习惯，因为是非不分、黑白不明，人民丧失鉴别是非黑白的能力，才使一些早就应该被埋葬的政权，仍在那里拖泥带水地挣扎，贻害苍生。

司马光指出：“自从三代灭亡，教化风俗之美，从没有像东汉王朝那样兴盛。”这句话使人有太大的感伤。司马光赞扬的“东汉王朝”，只指刘庄、刘炟二位当皇帝的那段时间，屈指计算，仅仅三十二年，而三代的最后一代周王朝，于前二五六年灭亡，直到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十一世纪，一千二百年间，只出现了三十二年美好的教化和美好的风俗，即令断代到东汉王朝末期，四百年间，才出现三十二年治世。说明中国人的幸福日子，是何等之少；相对地，灾难的日子，又何等之多！司马光用曹操不敢篡位之类的例证，归功于教化的成功。如果教化的功能仅表现在政治号召，而对人民的水深火热无动于衷，那么，我们认为，美好的教育文化和美好的风俗习惯，应该改换新的内涵。

资治通鉴原文 

孙权之称籓也，魏王操召张辽等诸军悉还救樊，未至而围解。徐晃振旅还摩陂，操迎晃七里，置酒大会。王举酒谓晃曰：“全樊、襄阳，将军之功也。”亦厚赐桓阶，以为尚书。操嫌荆州残民及其屯田在汉川者，皆欲徙之。司马懿曰：“荆楚轻脆易动，关羽新破，诸为恶者藏窜观望，徙其善者，既伤其意，将令去者不敢复还。”操曰：“是也。”是后诸亡者悉还出。

魏王操表孙权为票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权遣校尉梁寓入贡，又遣朱光等归，上书称臣于操，称说天命。操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侍中陈群等皆曰：“汉祚已终，非适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正大位，复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臣光曰：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光武遭汉中衰，群雄糜沸，奋起布衣，绍恢前绪，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继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临雍拜老，横经问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太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

其忠厚清修之士，岂唯取重于搢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唯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倖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殽，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夫岂特数子之贤哉，亦光武、明、章之遗化也！

当是之时，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则汉氏之祚犹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颓敝之馀，重以桓、灵之昏虐：保养奸回，过于骨肉；殄灭忠良，甚于寇雠；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于是何进召戎，董卓乘衅，袁绍之徒从而构难，遂使乘舆播越，宗庙丘墟，王室荡覆，烝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然州郡拥兵专地者，虽互相吞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