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重新构建中国新文化的运动

第七讲：重新构建中国新文化的运动

课程既以「五四新文化」为题，新文化作为一个名词，似乎尚未见人考证。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于1919年乃重新构建中国新文化的运动，是一场漫长的运动，直到今天仍在进行中。

近代中国，为了救亡图存，民族和文化的复兴，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等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以上的历史运动，虽说主要的目标在于推动政治社会的变革甚至是军事的革命。然而，每个运动的自身，亦相应牵动了学术思想和文化艺术层面的变革。迄今刚届百年的「五四运动」，则有别于其他的几个运动，学术思想和文化艺术范畴的变革，只是伴随着主体为政治社会的运动而出现的。

广义的「五四运动」，虽然牵涉政治、社会、文学、思想、教育等各层面，但是自始则高举「文化思想革新」为其最主要的目标。时至今日，探究中国的发展，尤其是文化思想方面，仍然回避不了五四时期倡导的课题和命题。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在此我想澄清长久以来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误解，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目标全在反传统、破坏传统的。如果我们不拘限五四时期或个别人物过激的言论，以较广阔的历史视野探讨，不难及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传统学问深厚，日后大都成为了各门类传统学术文化的重整者，并以现代精神和科学的方法，建构新时代的中国的学术文化。

新式教育体系与研究机关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都是在清末民初各省各市的新式教育的创办者或从事者。

北京大学不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在蔡元培等人擘划下，遂使北大成为一所近代型态的大学，为中国大学奠定了近代大学的规范。如重要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1914年任鸿隽、赵元任、马君武和蔡元培等创办的「中国科学社」都是由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所建立。

新型式新视野的学术著作

今天所用的标点符号，是由马裕藻、刘半农、朱希祖、胡适等人修正《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案》所奠定下来的。1919年在北师大，周树人、黎锦熙、马裕藻、杨树达、朱希祖、吴梅、吴虞、高步瀛、刘文典、沈尹默等人成立「国文学会」，他们最初提出《汉字改良的第一步──减省笔划》简体字的方案，日后成为中国语言研究的重要学者；黎锦熙的《国音字典》及「国语运动」、钱玄同和黎锦熙主持《中国大辞典》编纂，奠定了现代辞典和国语标准。陈独秀致力文字研究，简化中国文字，为了让中文易于学习，出版了《小学识字课本》。

传统学问新形式的著作

五四前不重视传统小说的研究，在胡适等人的推动之下，《水浒传》和《红学》等名著，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胡适、顾颉刚等发挥历史研究科学求真精神，合力编写《古史辨》；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邓之诚与李根源等从事晚清革命、贸孙黄的反军阀护国运动。、《中国妇女史》、《中国佛教史概论》；《中华二千年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李大钊的新史学理论；欧阳竟无的佛学院；太虚的现代佛学；开创新视野的写作模式。

考古学的兴起如当代考古学大师苏秉琦先生所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就是五四运动的产物」。﹝苏恺之《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五四前后在美术上的一些革新活动的具体事例，以管窥其对此后中国美术发展影响的深远。

蔡元培先生不仅是近代「美育」理论的倡导者，也是众多新美术社团和美术教育机构的创始者和赞助者。五四前后，美术科在大、中、小学校逐渐受到重视，各地创办了各式的艺术专科学校，社会上的艺术活动日渐活跃。报刊上流行各式的美术副刊。

自五四后艺术家在社会上开始占重要的地位。刘海粟1914年在上海创办的「图画美术院」﹝上海美专﹞教授西洋画，首以裸体女士作写生而哄动一时。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心的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受过西式和日式教育的李叔同、夏丏尊、丰子恺和朱光潜等人，都是推动新美术教育的先驱。与他们有密切关系、在上海的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也成为传播新美术教育和开拓新美术的重要平台。丰子恺自身就是中国的第一个现代漫画家、木刻家和独创一格的书法家。

徐悲鸿、潘玉良、林风眠等融合中西画法创出了新的绘画风格；高剑父和陈树人等吸取日本画风而创出了岭南画派；以邓以蛰和朱光潜为代表，融合中与西、传统与现代而建立了新的美术理论，都是五四前后的产物。

五四后中国美术界之所以呈现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的现象，无可置疑，是发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

总结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上一场重要的文化革新运动。我视之为中国文化思想作撤底检讨、整理、重建和重构的史无前例的文化思想运动，目的在求中国文化思想蜕变与创建，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所谓激进派、温和派、调和派、保守派；现代派、传统派、西化派等等，他们的言论和观点，只是此中蜕变和创建的分岐，从大历史的角度，只是这个文化重建重构的组成部份。

百年历史发展得以验证，五四新文化革命的在各方面的成就是明显的。运动的百年的历史印证，也提供给我们在方方面面承继的视野和和发为可用力之处。这种历史的印证，不仅限于中国本身，百年世界的变局和发展，也是我们检讨五四的必然参考因素。我们不要忘记，中国近代的变局中国可见的某种意义上，是因为世界的变局而引的起的。当前和可见的未来，世界军事、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动仍然牵动中国的发展；而文化思想诸方面无一例外，包括文化思想的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