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种精神

第六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种精神

讲者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指出，在辛亥革命期间，近代型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是身兼政治社会革命者和文化思想启蒙者的双重角色，政治社会革命与思想启蒙工作同时并举。随便举例说明。蔡元培参加创办「光复会」、「同盟会」和国民党等革命活动的同时，他也孜孜不倦地办学校、办报，以求推动文化教育的进步。陈独秀所走道路与蔡氏极相近，从事革命的同时，办报、办学校、介绍新知识，亟亟于要推动文化思想的发展。蔡元培和陈独秀等人在北大，不单要使北大成为革新思想的中心，在他们的努力下，更要将北大办成一所近代型的大学，为近代中国奠定近代大学的规范。他们这种种作为和成果，贡献是卓越的。除北大外，近代的中国大学如岭南大学、安徽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几乎都是由上述同类型的近代型革新知识分子奠定基础和规模的。

一般研究者常以为，他们之从事文化革新，目的是为政治革新服务的。个人不作如是看。这辈近代型革新知识分子，尽管各人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活动的侧重也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并非将社会政治革新和文化思想的革新两种取向对立起来的。例如陈独秀和鲁迅二人，一生充分认同和积极参与实际的政治革新，也努力于文化思想革新以此推动政治社会的革新，但他们从来不以为文学只是依附于政治，在他们的著述，他们一直主张文学有其独立的价值。至于一直被认为有倾向于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家如沈从文、徐志摩等，其实在他们不少作品中，对政治社会改革的关心和要求，也不一定比其他近代文学家少。他们同是五四时期的胤子。胡适虽然会强调「二十年不谈政治」，其实他一生从未真正离过政治，这都是一些具体而微的例子。

崛兴于二十世纪初的近代型革新知识分子，对文化的革新有着他们根本的态度和价值取向。

首先，他们认同从破坏中求建设，崇尚不破不立。这样的态度与他们身处的时代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自晚清以来，中国备受外国的侵凌，而且在世界新文明的冲击下，日益暴露了传统思想的落后，加之社会上充满腐朽封建造成的不合理，他们都是身有所感、目有所见，因此不满的情绪特别浓烈。这就是为甚么他们会对之抨击不遗余力，甚至采用激烈的言论去表达他们过分的忧虑。在他们眼中，不破不立，有了破壤才可以建设。不过我们常侧重他们在「破」的作为，不管对他们的评价是站在贬或褒的立场。其实这一辈人，在他们不遗余力地进行破坏的同时，他们之中不少人一生都致力于探索足可导引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新文化建设。这种新文化的建设，不限于社会文化，近代中国多种新文化学术基础的奠定，都是出于第一代近代型革新知识分子之手。

其次，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开放的心灵和创化的精神。这类型的知识分子，有着开阔的世界视野和国际性的胸怀。他们热爱民族和国家，愿意为之而献身。但他们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普遍具有一种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精神。在文化上，他们态度开阔，具有要糅合中外文化创化新文化的精神。影响所及，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化人，在学术上都有着这种开放而富创化的精神。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927年郑振铎编写一套四册的《文学大纲》，这是一部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在当时来说，都是有真正意义的世界文学史。另外，郑振铎为倡导人之一的「文学研究会」，其「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他们出版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在于「一方面想介绍世界的文学，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以谋我们与人们全体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者都以世界视野去创化新文化和学术。

清末以来，学术大家辈出,，其原因除了受到前所未有的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令思想勃发，思路大开。更重要的是，他们研究学问存着一种强烈的使命，要为中国创立新的学术文化。他们的学术成就与他们学术生命目标攸关，这所谓站得高看得远，与立其大者的意向有关。这辈知识分子并非只靠单纯的意识形态及几句简单的口号去倡导推动的。他们真是扎扎实实地做研究，他们真正做实践性的文化基础工作，是一种从根做起的能度，造就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