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新知识群的形成及其历史特性

第四讲：新知识群的形成及其历史特性

正如上一讲所说，由《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结集起来的从事新文化改革的新知识群，原来大都属清末民初的革命领袖、资深党人和参与者，何以在五四前形成一个新知识群，倡导起一个声阵浩大的五四运动。

一直以来，学术界都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划时代的一个历史时期，而过份忽略其与前此的辛亥革命的关联。从各方面史迹披露，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在前期，与辛亥革命有着超出一般历史前后时期的特殊内在联系。两个时间内在联系的密切程度，如果将之分别做独自的运动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其中的发展有一脉相承的条理。

以《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为中心以至在安徽结集起来的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其原先乃属于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辛亥革命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在清末民初有着一股代表革命派的文化革新思潮和活动。其星光虽因辛亥革命运动尤其后期主体革命力量的侧重军事和政治两方面而有所掩盖，但却非如过往所认定的那么沉寂。以往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太侧重政治和军事方面，很少注意文化教育；太侧重几个代表性的革命团体，忽略了全国范围零散的基层活动。谓辛亥革命运动中文化思想活动没有星光，部分原因未尝不是来自研究的偏颇和不完整。

清末民初代表革命激进派的文化革新思想和活动，值得注意的有三方面。

一、清末民初代表了革命党激进派的文化革新思想和活动，除政治思想主张以革命代替改良外，在内容上也有别于维新改良派，泾渭分明，而且这才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源流。

二、清末民初较倾向文化教育革新的革命知识分子，不少正是十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三、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思想观念，基本上在清末民初已被提出，虽完整性比不上五四时期，两者却有不能否认的一脉相承的关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不仅原属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而与辛亥革命的革命知识分子基本上为同一世代。进一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代「近代主义者」。身处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历史环境，适逄其会几千年历史上仅见的教育新背景，两者凑合，赋予这一代「近代主义者」强烈的「历史性格」。从这些「历史性格」去分析，可以折射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丰富内容。

我们为什么说，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是中国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以下试做一点简单的分析。首先从年龄上去考察。这批新文化倡导者之中，以吴稚晖、蔡元培、杨昌济、吴虞几人较长，与戊戌维新一辈知识分子约略同期。其他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如陈独秀、李辛白、马君武、鲁迅、沈尹默、苏曼殊、高一涵、周作人、钱玄同、易白沙、陈大齐、王星拱、高语罕、刘叔雅、李大剑、刘半农、胡适等都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出生的一代。这代人的教育背景应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前此的阶段，当然有这样的人物如严复等，但限于个别人物，不如这是一代人的现象。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无疑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佼佼者。他们虽年龄有差，家庭背景有异，总的来说，他们大都有「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年少受到严格和良好的教育。粗略地说，他们在约二十岁前，大都受过典型和严格的传统教育，蔡元培、陈独秀等人更拥传统科举功名。他们于国学有所专精，甚至不乏是某方面国学上的著名学者。另一方面，他们也适逢其会，处于1900年前后，沿袭明清下来六百年的科举和传统教育日渐废弃，新式学堂和近代教育日益勃兴的时期。他们也是率先进读新式学堂的一代，在接受传统学问的同时，也比较系统地学习外语和西学。近代中国留学潮也开始于1900年以后，他们也是其中的先行者，有亲履异国的机会，不少受过完整的近代大学或更高学位的教育。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和机会，他们是三千年中国教育历史上罕有的新旧学问、中外知识相对均衡集于一身的一代知识分子。这是他们能倡导一个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以启蒙为目的的文化革命运动的有利条件。他们对中西文化比较更易产生敏感和文化心理的冲突。我们时常赞羡民国前后一辈人物日后在思想上和学术上创获之大，这种教育历程未始不是其原因。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提倡了光芒夺目的文化思想运动，以及各倡导者在思想和学术上的成就，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他们都是「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并谓「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固然，这一辈人都具较强烈的文化意识，对教育和社会文化特别眷注。辛亥革命的失败，更促使了这辈近代主义者倾向于从文化思想改造中国的取向，但他们绝非纯粹的知识分子，而是革命知识分子。相对于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一辈革命家和政治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虽然有更浓厚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的形格，思想上更倾重于文化价值的取向，但是，除胡适等个别人外，他们都是政治革命的积极参与者，离开了他们这种实践的政治活动的经历，纯然以思想家和学者去看待他们，难得正确的历史理解。他们大都与清末民国间的政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学者、革命者和教育者等身份集于一身，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的共性，也是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不是后继的启蒙者要去补前此辛亥革命的救亡者的不足，而是他们自始则承担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重任。革命与启蒙并举是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强烈的价值取向，并符合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势凌夷、文明落后的双重困局。这种取向与往后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取向相当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