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精制版58】尤里·科里根：《卡拉马佐夫兄弟》| 面对不堪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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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878 年连载至1880年结束

作者：[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中文文稿

大家好。我们的回忆有时充满了喜悦，但更多时候是充满了悲伤、悔恨。我们要怎么处理过去的回忆呢？一种做法是完全抛弃这些过去的感受，以最理性客观的方法处理面对未来。另一种做法是直面过去，正视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用的是第二种做法。他希望透过他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呼吁大家面对自己的过去。这部经典作品对于后来影响深远，弗洛伊德、愛因斯坦、教宗本篤十六世都曾经对这部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请到了波士顿大学俄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副教授尤里·科里根与我们一起阅读俄国文学史上的这部经典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

一，小说家的使命

大家好，我叫尤里·科里根，是波士顿大学俄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副教授。《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我大概二十五年前读的书了，但至今这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书。

这本影响世界的书，是俄国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最后的一部作品。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出版不到四个月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去世了。

对于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都是非常不幸的。但如果没有这些不幸的经历，他大概不会成为一个那么优秀的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1821年。他在莫斯科长大，很早就通过童话和传说接触文学。十五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遭逢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不幸：他的母亲去世了。

他母亲去世後不久，他被送到了圣彼得堡，在父亲的要求下进了一所工程学院任职。可这并不是他自己的选择。父亲去世后，他转而从事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事业，那就是文学创作。他和哥哥都很热爱文学。他哥哥写诗，他写散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早就在写作方面崭露头角，成为了圣彼得堡文学圈子的核心成员。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5年5月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穷人》。这部作品在第二年的一月正式出版。就在这一年，他加入了一个叫做“彼得舍夫斯基小组”的文化俱乐部。这个小组是由志同道合的作家、教师、学生、军官和政府小职员组成的。他们都属于俄国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认为自己有责任塑造俄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面貌。

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在周末使用这个小组的图书馆，有时也会参与他们的政治讨论。虽然彼得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政治观点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大多都反对当时的俄国政府——就是由沙皇尼古拉一世领导的君主制政府。他们希望以欧洲其它国家为榜样，推动工业化，提升经济，摧毁封建主义，完成社会改革。无疑，沙皇尼古拉一世把这帮人视为眼中钉。终于，在1849年，政府镇压并逮捕了彼得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当中就包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逮捕的时候只有28岁。他被判处死刑，和其他同伴一起被带到了行刑队跟前。他被带到了刑场，死刑马上就要执行了。他默默数着生命中最后的一秒、两秒……突然间，他被减刑了，改判流放到西伯利亚。他在监狱里待了五年，出来后又被流放了五年。

十年后，他回到了圣彼得堡。他拜访了一些老朋友。这些人正在探讨俄国当前的情况。当时，俄国有大量不识字、没受过教育的农民，而且在1861年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农奴。于是，这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我们能为这些俄国的民众做些什么？我们要如何重建这个国家？要如何从理性出发，如何运用欧洲最先进的思想重新振兴这个国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边的知识分子大都认为俄国的问题可以在巴黎的启蒙运动中找到答案，他们都觉得理性应该凌驾于所有其他形式的权威之上。他们想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更理性、更平等的社会。

对于要如何改造俄国，这些人有着同样的设想。而在入狱和被流放的这十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边都是重刑犯和“旧世界的人”。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想法跟这些人还是比较接近。但后来他慢慢开始觉得，这些知识分子的想法都很幼稚，像是青涩学生的白日梦。所以他觉得自己有必要说点什么。

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就喜欢琢磨人心。十七岁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想了解人类。人类是一个谜团。我想了解人类是什么。这个谜我得花一辈子解开。”这里有一件事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在欧洲人开始谈论心理、研究心理学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了解了“创伤”这个概念。他认识到，一些人经历过创伤，这些创伤会在不经意间左右他们的行为。我们做着各种各样的决定，但我们对原因一无所知，所以也想不到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做这个决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人的内心深处藏着潜意识。它就在某处，掩藏在意识背后。它完全不为人知，也无迹可寻。大家都以为它不存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情感的重视，与当时大多数的知识份子的想法很不一样。其他人一般认为人们可以强迫自己变得理性，去掉自己身上那些无意识的、受创伤影响的部分。

这是因为俄罗斯的启蒙运动开始得很晚。18世纪初，在彼得大帝的改革下，俄罗斯才真正成为现代社会。所以，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有点急于展现自己有多么与时俱进。在当时，实证主义是一种重要的方兴未艾的文化现象，所以许多知识分子都推崇实证主义。这种崇尚理性科学的世界观认为，所有无法被科学验证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这可是一个非常大的世界观的转变。在实证主义者看来，一个人的看法如果无从验证，也就没有价值。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 实证主义无法解释我们真实行为的所有原因。

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都在推崇现代性，而他却在反对现代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作家，也是一个对现代性有所批评的哲学家。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现代性不过是让我们有能全然摆脱传统的错觉，让人误以为自己可以做到全然理性，可以做到客观独立。在这个意义上看，现代性不仅让我们与他人隔绝，还让我们与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相隔绝。我们错以为自己是理性派，可以为自己做出所有决定。

我们不再对家园和传统文化寄予情感，反而对它们大肆嘲笑。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敲响警钟，告诉我们现代性也是一种病，一种我们都在染上的病。它让我们闷闷不乐、支离破碎。他在思考如何缝补我们的灵魂。我觉得这也是他作为小说家的使命。当周围的人都不愿承认潜藏在人心深处的东西，他要完成这项使命也就尤其困难。

从1860年直到他在1881年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一直在创作。他当时还和自己的哥哥一同办杂志。但他的主要成就还是写出了《地下室手记》和《罪与罚》。这两本书大获成功，奠定了他的成就。

这段时间，他和第二任妻子结婚了。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大事，给他带来了家庭的幸福。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有自我毁灭的倾向，但妻子给了他安全感。之后他还写了《白痴》、《群魔》和《少年》。他的最后一本书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出版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九岁。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受癫痫困扰，经常吸烟，患有肺气肿，还深陷焦虑之中。所以在我看来，他能活到五十九岁已经是一个奇迹了，仿佛是要硬撑着把这部小说写出来。我一直觉得按理说，这部小说根本不可能问世，他也根本不可能活这么久。按他的身体状况，早就应该去过很多次鬼门关了。从某些方面看，《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

二，摆脱过去，还是面对过去？

《卡拉马佐夫兄弟》从1878年起就在《俄国导报》上连载，一直到1880年才结束。

本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计划写一部鸿篇巨制，总共有三卷，如今我们看到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其实只是整部书的第一部分。一开始，他准备给这本书起名为“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阅读他的小说时，你会感觉，所有小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都是他的草稿。他一旦有了什么想法，就会一气呵成把它写下来。感觉好像他伏在桌边，笔尖在纸上迅速穿梭，所有这些草稿最终就汇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很多的细节，都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最后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找到印证。 整部小说的哀伤的基调，也是他这段时间不幸遭遇的反映。

1878年5月，就在他开始写《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小说的时候，他的儿子阿辽沙·阿列克塞不幸夭折了。插一句，人们读俄国小说的时候都很苦恼，因为每个人的名字都好长。但这儿有一点很重要——因为小说里一个主人公也叫作阿列克塞。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死去儿子的名字命名了这个角色。

他的儿子去世时大概只有三岁。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另外两个孩子，但阿列克赛是他最喜欢的孩子。在他写作的时候，只有这个孩子可以进他的书房。他深受打击，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小说里思考：为什么孩子们会受苦？为什么会发生可怕的悲剧？有没有上帝？我的儿子为什么会夭折？上帝是什么？他问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出于知识分子的使命，更是因为这些问题让他痛彻心扉，让他真的想要找到答案。可以说，这部小说其实就诞生于这种丧子之痛中。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故事主要围绕一个家庭展开。这个家庭的父亲叫“费奥多尔”，恰恰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名字。出于某种原因，你会对这个父亲很有好感，但他其实是一个最糟糕的父亲。

故事中的父亲和第一任妻子一起制造了一个像疯子一般的家庭。他们生下了大儿子德米特里，而德米特里非常痛恨他的父亲。后来，这个父亲又娶了第二任妻子。他们生下了两个儿子——伊万和阿辽沙。

这个家庭里面的母亲都去世了，至于父亲则被谋杀了，而凶手是个谜。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表达的是自己的一些哲学思考，而且他也深知整个文学传统，但他并不排斥通俗文学，也不反对在作品中用些通俗的手法，好让读者读得下去。所以他很喜欢侦探元素。在书里面很多地方，你都不知道父亲是谁杀的。这太了不起了，就像侦探故事一样。

 所以读者会在小说中看到法庭上的一幕。大哥德米特里曾说过：“我要杀了这个老家伙，我恨他。”那显然嫌疑人不就是他吗？于是他被指控谋杀，法庭这一幕结束了。接下来还有三段互相独立爱情故事，每个兄弟对应一段。这些都是故事的重要情节。每一个兄弟都曾经经历过严重的个人危机，而其他角色和三兄弟的关系也是小说的重要内容。每个人都在努力从这场危机的另一边挣脱出来。所有这些汇聚起来，展现了人类的精神面貌。所以说，它虽然有通俗的元素，但却又是一部很有思想的小说。甚至可以说，它是一本独特的哲学小说，因为它为后来的哲学小说树立了典范。

正是透过小说这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关于文化和传统的想法呈现给他的读者。费奥多尔的儿子们让读者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

简单来说，德米特里是个无法无天的儿子，就是家里面的那种害群之马；伊万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知识分子，信奉无神论；阿辽沙则是那种心地善良的孩子。但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也不是这样的。他们都比这些简单定义要复杂得多。大哥德米特里在众人眼里是个坏胚子，心里却一直希望做个好人，非常厌恶自己；伊万极其敏感，甚至有可能不是无神论者；阿辽沙有时候会说自己并不信上帝。

他们都带有这种复杂性，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非常重要。用大哥德米特里做例子，他内心有许多的挣扎。一方面，他很浪漫，但同时他也很困惑。他对于现实一切都深恶痛绝。这股情绪涌上心头，因为过去的种种事情让自己想到了父亲，让自己觉得，如果要把所有这些都背负在自己身上，那么真的会很累。他曾经说过，“卡拉马佐夫的兄弟心里都有一股源于他们家庭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像基因一样印在他们身体里。”这对于德米特里来说是他一直想摆脱的东西。

德米特里这种对于自己的家世的憎恨，很可以联系到现代性的问题上去。

我们对过去深恶痛绝，这就是整个现代的问题。回顾过往，我们看到的是不公，那我们要如何解决它？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如果你想要变成一个完整的人，想要得到上帝的宽恕，就必须蹚过这滩浑水，向内寻求缝补自己的办法。这就是德米特里的一大尝试，也是他面临的一大挑战。

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德米特里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人类普遍面临的巨大挑战，那就是如何承担起责任来调整自己跟过去的关系。这也是只讲求理性的俄国知识分子所忽视的问题。他们打算不去回顾往昔，只管向前冲，建立新的未来。

排在德米特里后面的是二哥伊万,代表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从小说里可见，伊万认为，爱全人类很容易，爱个体根本不可能。其实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一个人越是爱全人类，就越讨厌个体，因为如果你相信全人类可以变得多么美好，那么作为个体的人大多会卑劣到让人作呕。

伊万的角色跟俄国的知识分子非常相似。他们相信自己可以通过理性思考和积极行动来让人变得完美。但他们只看到了人类可以成为什么样，却没有充分考虑到个体的实际情况。这就是伊万所代表的想法。伊万不仅不喜欢人，还觉得上帝并不能解决人们的问题。他看着这个世界，觉得它非常可怕，治理得很糟糕，而上帝竟然允许大家对彼此这么恶劣。这就是他对上帝的态度。

所以伊万会觉得，整个世界需要被好好地管一管。你会从信奉理想主义，转而支持威权主义。这个世界正在被一个无视人民苦难的上帝掌管着，我们必须对他做点什么，夺取统治权，好好弥补上帝的过错。上帝让人们无所顾忌，但我们不该允许这种情况，因为这么做的后果太严重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伊万的无神论与最小的弟弟阿辽沙的信仰进行了对比。阿辽沙是东正教修道院的修士，敬仰自己的导师佐西玛长老。在小说中，阿辽沙经历了一场思想变化。这个情节也诠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思想上的变化。

阿辽沙爱的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而是每个个体。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是最难做到的。在小说中，他把这种爱称作“切实的爱”。阿辽沙一开始天真无邪，还有点不成熟，因为他很崇拜长老。他甚至不一定在向上帝祈祷，而是在向长老祈祷，是长老把他从痛苦中拯救了出来。此时，你很难说他有自己的思想。但随着长老去世，他的灵魂度过了漫漫长夜。他想去寻找更深刻的体验，一直为此而困扰。不过，正因为长老去世，他终于感知到了更深刻的力量。这让他成为了一个坚强的人，兢兢业业地迎接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精神危机出现的那一刻很感兴趣——当你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不得不向内观照。他借助阿辽沙这个角色展现了宗教意识的形成过程，这是一个和正统思想很不一样的、关于宗教体验的观念。如果说阿辽沙在小说中代表了什么，那就是这种“切实的爱”。他可以细细端详一个人的举止，却不会对他感到厌恶，反而从内心深处流淌出一股大爱。

阿辽沙的这种心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推崇的。他相信我们应该承认自己的过去，即使自己的过去可能非常不堪，即使过去可能牵涉自己精神支柱的倒塌，但我们还是不应该躲避，反而应该借此反观自己的内心。

我们每个人的心底藏着所有过去的事情，我们不想面对它们。而在我们人类的共同记忆中，也有一些我们正在回避的记忆。那些不公、那些不好的记忆，都被我们忽略过去。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回忆，否则被回避的记忆越来越多，这会毁掉一个人的生活。我们必须追根溯源，探索自己的感受的源头，并借此超越这些不好的回忆。

这样的探索不是一个追求知识的过程，更像是一个探索情感与心理的过程。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想这么做，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也不愿意这样做。他们不想承认人有灵魂，因为他们不想做这些痛苦的探索。他们不想背负着无尽的过去，不想背负着黑暗，也不想回忆自己痛苦的童年。所以他们说，让我们勇敢地迈向未来。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这种回避过去、展望未来的做法只会让未来更糟糕，因为我们没有真正解决企图回避的东西。所以，对过去所有事情负责且抱有歉意意味着什么？这是在背负十字架。在那一刻，你胸怀了整个天地。我想这就是他所希望的——他希望我们的内心能那样开阔。

要做到内心开阔，就必须要更多的探寻自己内心的想法，也必须常常注意自己的言行。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要注意你脸上的表情，因为可能会有孩子从你身边路过，他们会看到那一刻你脸上的丑陋表情。你在看着什么东西，这时候孩子看到了你的脸，你的表情刻在了他们的脑海里，他们也就不一样了。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一举一动会以怎样的方式映射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你会不会为发生的一切负责？会不会内疚？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想要以这种方式思考。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觉得，伊万对世界的批判是合理的，人类的确有他可怕的一面，只是这并不是事情的全貌。恰恰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小说的时候并不想完全忽视别人的观点，他想把对方的观点融入其中。而在他看来，只有彻底地正视罪过并承担责任，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当然，《卡拉马佐夫兄弟》毕竟是一部小说，而不是一本哲学课本。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为普通读者写作，所以他一直在想办法不让人们为了追看情节而快快地翻过自己的书。当他谈到喜欢的主题，比如不朽、上帝、灵魂时，他就会采取一些策略，让读者不由自主地停下来思考。

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抛出了一些很难用哲学理论解答的问题，而这恰恰让他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从活生生的角色身上找到。可以说，这部小说雄心勃勃，想要回答一些那些哲学都无法解释的问题。哲学中，你可以提出为什么无辜的小孩会受苦。但在小说里，如果有个孩子夭折了，你会觉得这不仅仅是作者写作上的安排，也是他的亲身经历。于是你可以借角色的遭遇来反思，来提问，来思考我们与过去的联系。

三，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的前驱

《卡拉马佐夫兄弟》对于人性有很深刻的洞见。这深深影响了许多读者，其中包括了精神分析之父奥地利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是个医生，他自己对这一点有明确的认同和清醒的定位。但这并不妨碍他从柏拉图、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席勒等哲学家和文学家那儿汲取灵感。这些人都曾为现代心理学打下了某些方面的基础。在佛洛依德借鉴过的多种思想中，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陀思妥耶夫斯基通常被当作精神分析法发展历程中的一块铺路石，但我觉得他的意义其实比这个大，他实际上代表了心理学本身。

弗洛伊德所做的是划定了精神分析的范畴。他把浪漫心理划到了靠近内心深处源泉的地方。内心深处那些涌动的能量是属于你自己的，你只要想办法协调它们就行。而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它们可能来自别的地方，有可能是圣灵的声音在你体内呼喊。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心理学观点，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对于现代精神分析法确实还是有所贡献。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心理学做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清楚人们内心有创伤，而且我们必须回顾这个创伤，审视我们无意识中腐烂崩坏的记忆，否则我们就会支离破碎，为世界带来噩梦。所有这些几乎直接影响到了20世纪的精神分析法。

除了启发了以后的精神分析，《卡拉马佐夫兄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小说也极大地影响了他之后的作家。

这部小说对20世纪欧美文学的影响很大。在美国作家福克纳的书里，我们会发现每一页几乎都有《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影子。弗吉尼亚·伍尔夫也很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是他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她说，那些描写就像“有一股粘稠的液体流经书中角色的身躯”。普鲁斯特也曾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的影响很深。

除了精神分析和现代小说以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另一个现代文化的领域是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最重要的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重要命题，那就是：现代人是被上帝抛弃了的。这一命题也是存在主义的起源。

但从这一命题出发，萨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走上了两条方向相反的道路。存在主义者和许多信奉无神论的现代人都认为，既然上帝的恩典已经不再笼罩现代人，我们已经没有更宏观的道德观念，那么我们就必须成为自己的道德律、成为自己的根基。从这往下推导，就自然而然地得出了存在主义的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我”，也就是人自身，要为所有事情负责。而这种彻底的自我负责的观念背后，是对人自身力量的极大自信和极大依赖。

不过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存在主义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一点。从某些方面看，这种激进的责任理论是存在主义者的核心。这种理论认为，“我”要为所有事情负责。不过我觉得，萨特从中得到的观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表达的恰恰相反。但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催生这些观点的因素之一。

《卡拉马佐夫兄弟》对存在主义最直接的影响大概来自于小说中的一段话。在小说中，伊凡断言，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所有事情都会被允许。

这是世界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人们试图饮自己的血来滋养自己，试图成为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神。他们要让自己成为凌驾于万物之上的君王。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这很病态。他把这看作一种现代疾病。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无神论是有问题的，人们对启蒙的盲目推崇也是有问题的。他希望通过小说来反思宗教的力量，反思宗教生活和宗教思想的积极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关注传统主义者和进步人士之间的论战。假如说，进步人士拯救人类的方式是改变个体、或是相信他们可以改变。他们怀揣着天真的幻想，认为世界和人类可以变得完美。他的建议是，不要再抽象地爱全人类，要努力去爱真正的个体。这部小说希望这些深深执着于理性思考、进步等东西的人明白宗教是有力量的。也许信教者并不像知识份子想象的那么懦弱，也不是简单地要靠上帝慰藉自己。

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计划其实有更大的野心。除了提醒当时提倡进步的人士宗教和心灵的重要性，他还问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问题听起来像是在斥责当时的进步人士，但其实他把文化论战的双方摆在了一样的位置。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二部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哥德米特里。这部分包括了一场有关他父亲的死的审判。在审判中，每个人对德米特里的判断都很绝对，或者百分之百相信他有罪，或者百分之百相信他没有罪。大家的观点其实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政治立场。这就像是一场文化之战，交战的双方恰恰是传统主义者和进步人士双方，每一方的观点都基于他们的政治见解。这很可怕，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对事实的理解无意间取决于我们对某类人的仇恨。

 这跟现代的政治其实很相似，人们越来越少地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更乐于反对别人。于是政治往往就变成了对他人的排挤、憎恶与丑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要开阔起来，我们不应该仅仅成为某个政治立场的拥趸，而是应该全面看待所有问题。他提醒我们，你讨厌的人其实也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因为你想要从这个人身上挣脱的，其实也是你自我的一部分。

这部分你想要挣脱的自我会从你心底倾泻出来，想要凝聚在一起，成为你仇恨的对象。你仇恨它时，你会有快感，但你也要小心这种仇恨带来的快感，因为它其实是你对那部分不愿意承认的自我的憎恶。《卡拉马佐夫兄弟》追问着我们，逼我们探索每一个角色复杂而又广阔的内心世界：这些角色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他们所憎恶的父亲，但这个被憎恶的父亲，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一部文学作品完成了许多复杂而深刻的哲学追问。我们跟随小说中的人物进入他们的世界，身临其境地体验着那些哲学困境，也领会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我们“开阔”起来、直面过去与自我的良苦用心。和所有伟大的文学家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凭一己之力解决他们提出的那些重大问题，但他们所写下的那些伟大著作，却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反思空间。而这也就是文学对于世界的意义。

本期节目由喜马拉雅制作播出。本节目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许止峻撰稿、编译。英文版由Zachry Davis, Galen Beebe 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