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述《分析与思考》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与实务（下）

您好，感谢您听到我，我是晓书童。我正在为您解读《分析与思考——黄奇帆的复旦经济课》，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出品。

这是黄奇帆教授在2018年12月17日的一次讲座。主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与实务。上期节目我们聊了三个方面：

1、全面把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内涵；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贯穿改革开放历程的主线：

3、十八大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时代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新探索。

我继续为您转述后面的两个方面。

第四大方面，着力从生产端入手改善供给结构

黄奇帆认为具体工作中，需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展壮大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

当前，我国工业发展产能过剩与产能不足并存，像是钢铁等行业产能大量过剩，而新材料等领域又有大量产能不足。因为，这些产能不足的产品，往往有高技术、大资本的特征，不是谁想干就干得了的。

为此，要把握五大环节。

一是抓住时代主打产品。每个时代都有进入千家万户的主打产品，谁能成为这些产品的生产基地，这个城市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领跑者。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打消费品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老四件”；到了八九十年代，空调、冰箱、洗衣机、彩电；21世纪以来，汽车、电脑、手机、平板电视。

这些年，重庆顺应全球家庭消费潮流，瞄准这些主打产品，在这四大家庭消费品领域独占鳌头，重庆工业增速和GDP连续多年保持全国前列。

今后十年，从世界范围看，包括VR、AR在内的穿戴式智能终端、物联网、机器人、3D打印机等可能成为主导产品，这应该成为我们产业发展的方向。

二是推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这不仅可以使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企业资源实现整合，还能通过良性竞争，实现产业能级的快速跃升。还是以重庆为例，通过抓好上中下游产业共生，推动同类企业集聚，形成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和汽车产业集群，两大产业产值均超过5000亿元，贡献了全市50%以上的工业利润。

三是促使生产性服务业一体化推进。下功夫抓好研发设计、物流运输、金融结算等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显著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还是说重庆，通过打通“渝新欧”国际物流大通道，将笔记本电脑等产品运往欧洲销售，每箱千米运费从最初的1元降到0.55元，已与海运成本相当，但节约了30多天时间，就有了竞争力。重庆还把加工贸易最核心的结算吸引过去，每年形成近1000亿美元的离岸金融结算量，带来一定量的银行结算收益和政府税收。这成为重庆电子产业利润连续几年增长35%以上的重要原因。

四是瞄准高技术企业招商。“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几十个产品为什么一直是中国的短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科技含量高，技术门槛高，一般的企业干不了。能够掌握这些技术的企业，全世界屈指可数。因此，招商引资首先就要瞄准这些领域的龙头企业。比如重庆市的集成电路产业，围绕原材料、单晶硅切片、芯片制造、芯片设计、封装测试等，引进了韩国SK海力士、美国AOS、英国ARM、中电科技等高科技龙头企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生态链。

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拼优惠政策的招商引资不同，现在需要从供给侧角度进行顶层设计，整体策略确定后再谋动。需求侧是大水漫灌，不需要顶层设计的，困难企业因为大水漫灌也会活过来，而优质企业往往感觉不到有多大的改善。从供给侧发力的时候，经常都是好的会更好，差的被收购兼并破产关闭，过剩产能被消除，这种状态才是良性的。

五是投融资模式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项目往往投资额都很大，比如液晶面板，一个项目少则300亿元，多则400亿—500亿元，而且要求一两年就要到位。这样大的资本需求，即使是实力很强的企业，只靠自己的资本积累也难以做到。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是解决好投融资问题，要运用好资本手段招商，比如重庆京东方8.5代液晶面板项目，投资额需330多亿元，作为上市公司的京东方自有资金也无法支撑，后来通过资本市场定向增发的融资模式，由重庆企业认购100亿股入资210亿元，京东方再通过银行融资118亿元，满足了项目建设资金需要。

通过这一资本运作，一方面使京东方项目仅用时16个月就投产，现在产品供不应求；另一方面重庆不仅多了一个高科技公司，每年新增200多亿元产值，而且持有的京东方股票收益超过200亿元。现在，重庆又利用赚来的钱与京东方合资投入480亿元搞了一个柔性液晶面板项目。这一案例中，既有资本市场的资金供给，又有高科技企业的技术供给，还有产品供不应求的市场供给。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后，赞誉它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案例”。

这是第一点，发展壮大支柱产业和新兴制造业

（二）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服务业

当前，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知识密集型的战略性新兴服务业，正在成为经济新常态下非常重要的发展变量。在保持批发零售、交通运输、物流会展、住宿餐饮等六大传统服务业平稳增长的同时，要加快推动一批新兴服务业发展。主要在五个领域。

一是新兴金融服务。积极推动离岸金融结算、金融租赁、消费金融、金融保理、互联网信用服务等新兴金融业务发展。

二是跨境贸易服务。在FTA也就是自由贸易协定的背景下，这些年全国的服务贸易保持了年均20%左右的快速增长。

三是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服务。我国已进入IT、DT并行的时代，现代互联网和云计算大数据服务供求两旺。整体看，云计算大数据产业的上游基础设施、中游服务器建设发展快，下游需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大力发展数据通信、存储、处理、应用及软件开发等业务，提升互联网和云计算大数据服务能力。

四是研发设计这些专业服务。研发设计、专利技术、工程咨询等，资本技术高度密集。要推动专业服务市场化，促进传统研发设计中心向成本控制中心、利润中心转变，打造一批专业化研发设计市场主体，满足多元化、高端化的市场需求。

五是新兴消费服务。居民消费需求的档次提升，供给也亟须作出相应调整，积极发展大健康、旅游休闲、影视文化创意、城市配送及冷链等服务业。

（三）切实强化创新驱动

做好创新驱动，关键是抓住三大环节。

首先，我们分类推动创新三阶段。哪三个阶段呢？第一阶段“0—1”，技术创新无中生有。这是少数高层次专业人才在实验室和研发中心搞出来的，需要的是国家、企业科研经费和天使基金的投入。

第二阶段“1—100”，创新成果变成一定的生产力。这就要调动各类智商高、有知识、肯下功夫钻研的人建立各类小微企业，在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里干活，目的是形成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生产过程。

第三阶段“100—100万”，变成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比如一个手机雏形，怎么变成几百万部、几千万部最后卖到全世界去呢？这是各种开发区、大型企业投资的结果。

区分了创新的三个环节之后，要做到科研成果收益分配要实施“3个三分之一”。

美国《拜杜法案》让大学、研究机构能够享有政府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其获得的收益“一分为三”：三分之一归学校或公司，三分之一归研发团队，三分之一归负责转化成果的中小创新企业。

这个跟我国的不同在哪？以前计划经济的时候，一切专利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党的十五大后，成果发明人可以获得25%—50%的专利权；后来提升到50~75%。但这远远不够。能搞出“0—1”的人不一定搞得出“1—100”，发明者与生产制造组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即便给了发明人75%的股权，也没有看到太多的千百万富翁。因为他们的成果没有变成现实生产力，还是0。这方面，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拜杜法案》，把科研机构、研发人员、科技企业三方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加速科研成果的产业化。

再往后，创新平台要集合六大功能。一些地方搞孵化器，免几年房租，用低租金成本吸引几百家企业，除了热闹效果并不好。美国硅谷之所以孵化能力强，很关键的是，这些孵化器集合了六大功能。

一是项目甄别。聚焦专业领域，比如生物医药孵化器，不能弄一堆机器人企业。

二是培训指导。创业者经过培训，成功率一般可从10%提高到30%。

三是共享服务。公共实验室、专用设备，由孵化器提供。

四是股权投资。引进种子基金、天使基金、风投基金，覆盖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五是收购转化。通过上市、集团收购、合资合作、成果转让等措施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六是资源集聚。孵化器应成为行业信息传递、知识交流、人才汇集的窗口。一个城市，创新平台不在于大批量、排浪式地去搞几十个、几百个平台，关键是要集合应有功能。一个符合要求的平台可以带出上百家企业，如果贪大求多，最终可能很多是空头平台，变成了形象工程。

第五大方面，围绕具有重大潜在红利的供给侧问题，推动一批聚财型、生财型、资源优化配置型的改革事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旦改革推动到位，一定会产生改革的红利。当下，至少有十个方面具有重大潜在红利，而这十个方面其实都是党中央近年来已经在安排和着力的地方。

第一，PPP模式改革。在公平公正、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前提下让社会资本参与政府公共服务项目。关键是要做到“五种平衡”：第一，凡市场化收费可以平衡投资的，比如高速公路项目，就完全放开，由市场主体来做；第二，凡当期收费较低、暂时平衡不了的，像供排水、停车场等项目，就可以通过逐步调价的措施，使之大体平衡；第三，凡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能收费的投资项目，就要把一次性投资变成长周期的政府公益服务采购，以时间换空间，形成长周期的投入产出平衡；第四，凡是特别大的投资项目，比如地铁项目，没有条件以采购方式推进的，政府就应以地铁车站加盖物业等措施，配置相应土地资源，使其平衡；第五，对土地开发整治等收益很高的公共服务项目，政府要限定投资者的收益幅度，不能损害公共利益，否则就是搞利益输送。

在推进中，要注意严防“五种问题”：一是防范“形股实债”的PPP，让政府背上高息债务；二是防范投资方在实际经营中乱收费，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三是在一个地区要统一相关实施标准，防止同类项目不同标准；四是防范灰色交易，PPP项目往往集土地转让、项目招投标、资产收购兼并于一身，必须要确保交易公开、行为规范、程序合法；五是防范项目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如果影响到项目正常运转时，政府应及时施以援手，决不能出了问题撒手不管。有了这些规矩，PPP项目就能够有效推进，既不让投资者吃亏，政府也不吃亏，群众也不加重负担。

第二，改革财政资金分配方式。过去，我们主要采取审批制的拨款方式，对产业发展进行补贴，并通过相关部门分配给一个个项目。每年国家财政拨款有几千亿元，重庆也有上百亿元。这种机制，往往造成三种后果：一是资金闲置；二是资金使用效果怎么样，不好评估；三是审批权力过于集中，一不当心会出现很多灰色交易。这种问题，要从源头上消除腐败的土壤，仅仅靠监督或者工作人员的自我约束，是不行的。

如果把这些资金用来设立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一是会产生1∶3或1∶4甚至更高的杠杆比，撬动社会资本跟进；二是交由专业基金团队管理，政府工作人员不再直接参与具体管理运作，减少政府审批；三是发挥基金市场化运作机制，推动资源配置按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率的最优化；四是市场资金要追求效益，也会提高财政资金投资收益。

三年前，重庆把财政投入产业发展的三分之一左右资金拿出来做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现在总规模达到240亿元。在推进中，要用负面清单防范风险：一是不能政府派官员操控管理团队，否则就等于政府自己搞了几个公司；二是不能政府基金到位了，引入的市场资金拉不过来，变成政府资金单打独斗；三是不能把不符合私募投资基金管理要求的机构和资金拉进来，资金来源必须“干干净净”，不能搞乱集资，不能搞股转债、债转股，不能搞信托融资、银行资金等所谓的“通道业务”；四是投向上不能参与市场投机，不炒房，不炒外汇，不炒股票，更不能变成融资贷款公司放高利贷。

第三，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引进的外资几乎等于全部工商业资产的30%，这也是中国进出口50%的推动力量。但是，我们在金融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开放不够，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只占整个中国金融资产的百分之一点几。

现在，外资不能办某些类别的金融企业，或者不能展开某些新业务，这是市场准入的门槛问题。即使准入了，还有股权比例的限制。即使工商注册登记了，还有营业范围的限制。

由于各类限制过多，一些外资银行跟一个办事处也没有多大区别。中央高度重视这件事。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极具开放性的规则。准入类方面强调在准入前给予外资同等国民待遇，股权方面可能会逐步让外资控股甚至独资设立境内金融机构，营业范围方面则放开各种各样业务的许可。这些规则到位的话，相信今后几年会有一波非常热闹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潮流，会带来上万亿美元的运行资金，增加金融供给侧的力量。

到2030年以后，外资金融机构占中国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从现在的百分之一点几增长到10%以上是完全可能的。

第四，开拓服务贸易领域。我国进出口货物贸易从1979年的200多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4.3万亿美元，并有4000亿美元顺差，成就斐然。但是我们在服务领域尚未充分发挥潜力，目前一年一般是75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逆差3000亿美元。服务贸易有70%左右能形成增加值；货物贸易只有25%左右是增加值。

我们服务贸易加货物贸易一共是5万亿美元，顺差只有1000亿美元；用增加值来算的话，我们还是亏的。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服务贸易逆差加起来一共7000亿美元，我们就占了3000亿美元，约40%，逆差过大。

其次，我们现在做的2000多亿美元的服务贸易出口，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我们缺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的品种。还有，我们货物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的服务业务，比如保险、结算、物流，大部分被境外企业做了。我们因为缺少自由贸易的制度安排，使得这一块做不大。

中央在十八大以来推出自由贸易试验区，聚焦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物流仓储自由、人员就业流动自由、数字贸易自由六个方面。服务贸易业务可以有几十个大类，2000多个小品种，这些都跟这六个自由有关。

自贸试验区的探索为中国解决服务贸易的短板创造了条件。10年以后，相信中国的服务贸易可能从现在的7500亿美元翻一番，达到1.5万亿美元，如果那时候逆差不是扩大一倍而是缩小一半，也许就一两千亿，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几个百分点的红利。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上，今后10年真正的动力、红利，高质量、高效益的业务，体现在服务贸易上。

第五，降低个人所得税。按国际惯例，个人所得税率一般低于企业所得税率，我国的个人所得税采取超额累进税率与比例税率相结合的方式征收，工资薪金类为超额累进税率5%—45%。这是在1950年定的，当时我国企业所得税率是55%，个人所得税率定在45%有它的理由。现在企业所得税率已经降到25%，个人所得税率还保持在45%，明显高于前者，也高于大多数国家25%的水平。

从实际运行看，一是使一些收入来源多元的高收入群体以“钱在企业、不拿工资”或“工作在大陆、工资在海外”，以发票抵账、多次少量领工资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规避纳税；

二是对吸引高端人才非常不利，许多跨国公司在亚太区的收入一半以上来自我国大陆，但其亚太总部大部分设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过高；

三是工薪阶层尤其是专业技术人才成为个人所得税收入的主力军，这一占比目前已升至60%以上，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抑制了消费需求，也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壮大；

四是我们背负着个人所得税高税率之名，却没有带来相应的高税收，2017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实际征收的总额只占总税收的7.7%，远低于发达国家30%、发展中国家都有15%左右的水平。如果将最高45%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下调至25%，不仅不会减少税收，反而有助于扩大税源，完全可能将个税占比由7.7%提高到15%，增加上万亿元的涵养潜力。

第六，农民工落户城市。20世纪80年代农村承包制改革释放了劳动力到城里，产生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过程，这是巨大的劳动力释放。但是在农民工问题上，有一件事目前各地区还没有做到位。这件事就是中央十八大以来大力倡导的2亿农民工就地落户城区的问题。这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国目前还有近3亿农民工，不能落户城区使得这3亿农民工的劳动寿命减少一半。我国城市职工一般60岁退休，农民工一般干到45岁左右，年龄再大，沿海城市的企业一般就不招聘他了。他本来可以干到60岁，现在只干到45岁，少干15年，就等于就业工龄少三分之一。

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是改善农民工待遇的问题、对农民关爱的问题，同样也是生产力的问题，是人口红利的问题。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号召，党中央已经提出这件事，我们要着力落实，谁把农民工的城市化户籍制度做好，谁就是赢得未来10年、15年的城市。

这是重大的红利，地方应该把它当作重大措施狠狠抓一下。

第七，延长女性退休年龄。妇女从20世纪50年代起，退休比男士早10年，50岁一过就退休了。她要比男士提早10年拿养老金，一个月1000多元，一年就是1万多元，10年就是10多万元。她又少交了10年养老金，这一进一出，10年20多万元。以6亿城市人群来说，有3亿妇女，3亿乘上20多万元就是60多万亿元。分摊到40年，每年相当于增加1万亿元养老金，必将缓和许多省份养老保险资金链紧张的情况。实际上妇女寿命平均比男士高5岁，你如果问她自己愿不愿意上班，大多数愿意上班。在法律意义上，应该60岁同工同酬同年龄退休。如果以后想要延长退休年龄，男性和女性共同从60岁延到65岁，把这件事改好了，不仅一年产生一两万亿元红利进社保，而且还能多了几亿妇女10年的工作，产生劳动力红利。

第八，降低运输成本。中国所有的货物运输量占GDP的比重是15%，美国、欧洲都在7%，日本只有百分之五点几。我们占15%就比其他国家额外多了几万亿元的运输成本。中国交通运输的物流成本高，相当大的部分是管理体制造成的。由于我们的管理、软件、系统协调性、无缝对接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造成了各种物流成本抬高。

在这个问题上，各个地方，各个系统，各个行业都把这方面问题重视一下、协调一下，人家7%，我们哪怕降不到7%的GDP占比，能下降降3%的占比，就省了3万亿。举一个例子，我们有十几万千米的铁路，这些铁路花掉近10万亿元的资金，却只运输了中国全部货物的6%。其余的94%，汽车大体上运了84%—85%。因为把货物转到火车上很麻烦，大家就把东西装上汽车，上千千米开出去，汽车烧的是油，火车烧的是煤，汽车运输成本是火车的3倍。我们几十年开发区修的公共设施叫“七通一平”，但“七通”里没有铁路通。

以前有一个规矩，只要一个企业有几十亿元产值，火车就要开到厂里去。现在几百亿元的企业货物运输，全靠卡车拉，这都是不对的。美国的铁路是100多年前造的，美国现在的货物运输量有20%是铁路运的，这就是节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很多浪费。

第九，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公积金是社会公共福利系统的阶段性产物，其产生有他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国家环境。该制度是当年上海向新加坡学来的。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房地产还没有市场化，当时上海人均住房面积只有7平方米，全部靠政府和企业来造房子不可行。于是就学习新加坡住房公积金经验，相当于是职工们搞了一个互助金。这个互助金，个人缴费6%，单位缴费6%，资金集在一起，为企业造公房提供低息贷款。这在当时还没有商品房、没有银行按揭的时候有其积极意义。但自1995年起，商业银行开始提供房地产按揭贷款。人们首付付完，剩下的贷款，商品房市场循环已经形成的时候，公积金最初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它为人们购房提供低息贷款的功能完全可以交由商业银行按揭贷款来解决。

我国企事业单位现行五险一金综合费率达55%，已是世界之最。其中公积金为12%，公积金一年1万多亿元，目前已经累计达到14.6万亿元的规模。

公积金体系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覆盖面不广，缺乏公平性。公积金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试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也才只覆盖了三分之一的城镇职工。二是保值增值不到位，收益很低，再加上公积金中心的运行成本，实际上是一笔负利息资产。三是十多万亿元资本长期闲置，丧失了长期资本资源优化配置功能。

与公积金相对应的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年金制度。两者之间有三个相同：一是资金来源相同，都是按职工工资基数的一定比例，由企业和职工缴纳；二是公积金和年金只设个人账户，没有养老、医疗基金的统筹账户；三是到了退休那一天个人账户积累的资金，都可以全额提取。基于此，公积金和年金完全可以合二为一。一方面，年金有国际通行、国家规定的理财方式，使职工的基金收入在十几年、二十几年中至少增收一倍以上。另一方面，年金作为资本市场的长期资本能使中国股市更加健康发展。

建议改革公积金制度，建立新的年金体系。一是将现有已累积起来的14.6万亿元公积金直接转化成企业年金，并拓宽企业年金投资资本市场的机制和通道，确保公民已缴存公积金的收益只增不减。二是对已经发生的公积金贷款，可以按照老人老办法，存量公积金贷款保持不变，直到还清为止。三是将企业原本帮职工缴纳的6%公积金转变为企业年金，职工也按同比例继续缴纳。四是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将政府对公积金的税收制度平行移植到年金制度中，鼓励企业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提高普惠性，从而为健全我国养老保障体系提供有力支撑。总之，经过这样的平滑转移，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把百姓、企业所创造的财富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并让它为国家、企业、个人都创造更大的价值。

第十，有效配置城乡土地资源。由于城市用地具有集约性，一个农民在农村的建设性用地平均为250平方米，在城里只有100平方米。全世界城市化过程中，人口集聚到城里，农村里的宅基地之类的建设性用地会大幅度减少，使得耕地增加，所以没有出现耕地短缺的问题。但我们的农民是两头占地，他到城里来算一波人，但是在农村里，宅基地还是留着的，我们的耕地因此就短缺了。宏观上城乡资源没有配置，这就造成我们耕地短缺，住宅用地少，土地供应成本高，整个城市的房价也会高。

这里有一个城乡建设性用地指标增减挂钩总体平衡的问题。如果一亩宅基地指标20万元，1亿户家庭大概7000多万亩宅基地，如果有一半实现了城乡之间增减挂钩的转换，就是3500万亩。一亩地20万元的话，就是7万亿元，就是农民的一笔原始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只要守住了国家法律规定的三个红线：第一，不能把集体所有权变成私有权；第二，守住耕地红线，把宅基地变成耕地，把耕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形成平衡；第三，维护农民的利益；这个过程就能使农民因宅基地的这个指标转换增加十几万元、二十万元的收入。

以上十条，每一条都是制度性、机制性的改革，每一条都体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各种文件当中，早就提出来了，只要落实到位、执行到位，都会具有上万亿元价值的改革红利。把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干好，我们国家一年就会新增几万亿元红利，GDP增长不是保5%的问题，达到6%理所当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基础性制度的改革，一定是体制、机制的改革，会产生生产力发展的红利。

总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前瞻性谋划、战略性调整、综合性改革，事关经济全局，事关长远利益，事关未来发展，将继往开来引领新常态，推动改革开放伟业继续前进、再创辉煌。

好了，今天就为您分享这么多，我是晓书童，我在晓书童频道与您不见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