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清末民初的革命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第三讲：新文化倡导者的人脉背景

对于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结集起来倡导新文化运动的这股群体，当时人都有不同的解读。后来中外历史的研究者也有不同的分析。我们不排除新形成这群体的有着地域、党派、学术流派等因素。但却不是望要的因素，必须放到更大的历史环境中去找寻答案。

首先我们细致地考察《新青年》杂志的作者背景。由1915年到1919年《新青年》的主编和作者都不断地改变和增加。五四运动前后的作者大部分都是清末民初革命运动的革命份子。这特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特点反映出出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基地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典辛亥革命有着不同程度的关系，这是很值得注意而且是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渊源和性质的关键，这也是过往的研究极其忽略的。

试举例，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苏曼殊、高语罕、潘赞化、钱玄同、易白沙、刘叔雅、沈兼土、沈尹默、李大钊、陈大齐、高一涵、刘半农、程演生、谢无量、马君武、李辛白、光升、李石曾、吴稚晖、杨昌济等人都在不同程度。

蔡元培自1902年起组织「中国教育会」，1903年组织「爱国学社」。1904年担任「光复会」会长，1905年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陈独秀在辛亥革命期间的事迹及其对该运动的贡献，是近二十年研究的新成果。1900年，陈氏已然具有反清思想和活动。1902年与苏曼殊、张继等人在日本组成了有革命性质的团体「青年会」。1903年在拒俄动中，陈氏是安徽该运动的最主要组织者。1905年初创办了「岳王会」并任该会总会会长。「岳王会」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性有不孙于「光复会」和「华兴会」的地方，是安徽、江苏革命力量的母体。

武昌首义后，陈独秀任安徽革命政府秘书长之职，在安徽政务上璧划良多。他也是安徽二次革命的积板策动者。所以陈独秀绝对是一个与辛亥革命运动终始的资深革命人物。

其次。较蔡、陈等人年纪较轻，但在清末民初积极参与革命活动的有刘叔雅、高语罕、易白沙、李大钊、高一涵、刘半农、李辛白等。其中刘叔雅、易白沙、李辛白等有相当的革命地位。其他即使如胡适、周作人、吴梅等虽未参与具体的命活动。但在清末民初，始终算是站在同情革命派立场正的。

上面一番史料的疏解，充分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势力不仅不是辛亥革命之外的力量，而应是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势力与辛亥革命运动也不是两个世代，而是同一世代的人；两个运动在人物谱系上有一种承接的渊源。

作为辛亥革命运动党人的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指导者，个别人物如蔡元培、陈独秀、刘叔雅、潘赞化等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在革命力量的组织·革命行动的推动上有较大的贡献。但总的来说,这批人包括蔡氏和陈氏，都是倾向学问钻研、学有专精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工作上又是较长于思想言论的鼓吹教育文化的推广方面。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后期，经多次革命行动的挫折，他们较疏离于日趋实际组织军事力量以图起事的革命主流力量。

与这批原属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的五四新文化倡导力量相比，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任教职于北京大学的，尤其是文科教授中对新文化运动持不同态度的另一批人，也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随手举之，如黄侃、朱希祖、马叙伦、黄节、刘三、叶瀚、贺之才、吴梅、沈兼士、章士钊、梁漱溟皆属之。所以，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的指导者，固然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属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同样在北京大学内，其后创刊了《论衡》杂志为据点的维护传统文化的章太炎、黄侃、马叙伦、刘师培、黄节等同样是辛亥革命党人、在这一点，他们的背景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相近，年龄亦相近。这两批赞成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原辛亥革命党人之间，在进入北大前，不少有师生师友或共事革命的同志关系，交谊并不寻常。甚至可以说，如果不用太对立的立场看待他们，在北洋军阀政府牢笼下的北京大学，能在蔡元培主持下，校政教务有大兴革，来自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以及来自维护传统的文化保守派的支持，相信也是原因。其关键当然是同样有辛亥革命党人的背景。

然而在五四前后，他们之间在文化思想上，却明显分裂成两个阵线。对这种分歧，中外学者都有不同的解释，试图梳理分歧的理由。但这样的分析不完整。我们不能以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派别予以划分。章太炎和蔡元培同是光复会的首领，鲁迅、钱玄同、沈兼士与黄侃同是章门弟子，陈独秀与刘师培、刘三、黄节交谊匪浅。民国后，陈独秀是「欧事研究会」中人，刘叔雅却入「中华革命党」。所以两派的不同，最合理和顺当的解释还是来自思想的分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代表的是更接近二十世纪近代主义西化思想；章太炎、黄侃代表的是更维护传统的国粹思想。

蔡元培接手北大之初，有两项用人原则。一在纯术考虑，讲求「兼容并包」，以充实北大学术研究和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以「模范人物整饬学风」。在1917年1月18蔡元培履任校不久，他曾致函吴稚晖，申明了他的用人方针。这是一封最能反映蔡氏当时用人思想的文字记录。信中说：

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由此可见，蔡氏在北大用人之初，所援引入北大的人物，应包含了学问思想以及用心社会、专志革新的含意。也只有具备了第二项用人原则，蔡元培才能将《新青年》提倡新文学的力量导入北大，使之与北大原有改革力量结合，才使北大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这应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倡导新文化力量结集的一大关键。

总结来说，蔡元培1917年主持北京大学和《新青年》在北京主办，这一刊一校革新力量的结合，才使新文化运动形成了一个集团性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