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述《分析与思考》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与实务（上）

您好，感谢您听到我，我是晓书童。我正在为您解读《分析与思考——黄奇帆的复旦经济课》，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出品。这是黄奇帆教授在2018年12月17日的一次讲座。主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与实务。这是整本书中最难的一个部分，而且内容较多，我会用两期音频为您转述。

如果同学们听过我之前解读的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和《激荡十年，水大鱼大》，再来听这两期节目，可能要好接受一些，因为其中有些政策与案例，是之前聊过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首次提出的。现在，这已经从一个重大决策，发展成为跟西方供给学派不同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较强实践指导意义的改革理论。

如果我们系统审视改革开放历程，可以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穿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是改革开放的魂。是党中央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入新时代的理论升华。也是我们在新形势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指南。

我们可以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它。要围绕具有重大潜在红利但又被制度压抑的供给侧问题，对症下药，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问题，推进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在这次的讲座当中，黄奇帆教授主要谈了五个方面。

第一大方面，全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内涵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体制机制的改革
与宏观调控中的总量调控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改革，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

打个比方，如果把经济运行比作发动机在工作，总量调控相当于在调节发动机的油门，油门大小影响发动机运行速度；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对发动机内在构造进行调整，是对气缸、变速器、给油回路进行改造，是结构性、体制性的改革，改变的是经济运行内在机制。

在切入点上，强调从供给侧着手，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经济活动是在动态中实现均衡，供给与需求的匹配也是在动态中进行。但是，面对需求的瞬息变化，供给的能力和水平并不总是能够跟得上，时间久了，总会形成一些体制机制性的障碍，产生了一些结构性失衡。

这就需要通过激活市场主体、优化要素配置、降低营商成本、提高市场效率、增强创新动能等措施，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推动经济运行从旧的平衡跃迁到新的平衡。

在着眼点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致力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效率的关键指标，也是经济发展质量高低的重要体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实现三大变革也就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这三大变革都在供给侧。

质量变革，就是要将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提升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效率变革，就是要通过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企业兼并重组、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提高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

动力变革，就是要通过改革增强劳动力、各类人才、企事业单位等微观主体的创新动能和市场活力，加快动力结构的转换。这些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和满足需求侧的变化，满足人们的需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体现的内容和形式是不一样的。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体现有所变化，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抓手是不变的，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换言之，尽管不同历史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体现出来的内容和重点也有所不同，但落脚点都是一个：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西方供给学派

至少有三点不同：
一是西方供给学派只从供给侧施加政策，我们从供给侧发力的同时，还配合精准有效的需求侧管理。

比方说通过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精准脱贫、完善消费环境等举措，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性作用，确保财政支出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大力优化出口结构，提高出口商品和服务质量，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在扩大进口的同时努力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事实证明，这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的有效办法。有学者研究指出，声称大搞“供给革命”的里根政府经济政策并不是真正的供给侧政策，而是综合了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政策组合；而且，之所以能顺利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主要得益于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克尔采用强硬的货币紧缩政策，而这又来自货币主义对需求管理的主张。

二是与供给学派只强调市场机制不同，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政府与市场“两只手”要共同发力。在供给学派眼里，政府管制、社会福利支出过大是造成停滞性通胀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减税的同时还主张放松政府管制、削减社会福利开支。

里根总统在就职演讲中就宣称，“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恰恰就是问题的所在”。供给学派认为微观效率改进会增加供给，而供给增加会带来收入增加，最终会传递到消费需求。这种将微观行为简单加总后推理出宏观效果的逻辑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里根总统的实验表明，在总需求不足的经济衰退期，即使政府做出了必要的改革，微观效率的改进也不见得会实际发生，在总体过剩的环境下企业也不大可能有动力去增加产品供给。

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强调将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结合起来，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三是与供给学派只强调私有化不同

供给学派基于其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传统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效率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力图通过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来达到宏观上刺激增长的效果。像是英国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时推动的私有化改革。

而我们不是要搞私有化，而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毫不动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毫不动摇壮大发展公有制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这两个毫不动摇实际上让我们相比于与西方供给学派，有更多的政策工具和措施，更有利于解决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问题。
这是黄奇帆教授讨论的第一方面，把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内涵。

第二大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贯穿改革开放历程的主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苏联的计划经济相比，我们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因势利导、与时俱进地开展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黄奇帆教授给我们举了几个经典的例子：

（一）第一个例子是：培育新市场主体，增加企业组织供给
众所周知，计划经济之所以缺乏活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真正面向需求开展市场化经营的经济组织存在严重不足。为此，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的改革就注重从根子上解决这一问题。

一是将人民公社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

二是民营经济取得了合法地位，个体户、私人企业蓬勃发展起来。这几十年来有7000多万个体户，3000多万个私营企业。

三是国有企业经历了放权让利、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四是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代表新兴生产力的上市公司。现在我们国家上市公司有3500多家，营业收入占到GDP的一半，年度分红将近1万亿元。

五是引进外资。如今引进的外资按注册资本计算将近2.8万亿美元，形成了50多万亿元人民币的总资产，相当于整个中国工商资产的30%左右。
正是在上述经济组织的参与下，我们才很快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自此走上了高速增长的快车道。

（二）第二个例子是减轻企业负担，降低综合经营成本
改革初期，我国企业的主体以国有为主。这些企业普遍存在人员过多、企业办社会、大量坏账、资本金不足等问题。当时我们采取了以下几方面措施进行国企改革。

一是对部分企业员工实行下岗再就业。当时有近4000万人下岗再就业。按照当时人均1万元的收入标准计算，企业一下子减少了这4000多亿元的直接成本。事实上，那时候的GDP也就4万亿元，也就是说GDP的10%的成本被减掉了。

二是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什么叫企业办社会？当时稍微大一点的企业从医院到学校，甚至火葬场应有尽有，生老病死的社会事业都在企业里。通过剥离这些东西，至少帮企业卸掉了几千亿元的成本。

三是核销坏账和债转股。1997—1998年总共核销了将近5000亿元的坏账，相当于当时GDP的4%。90年代末，为化解金融风险，实施了将近1.3万亿元的债转股，相当于当时中国全部贷款余额的8%左右。

总的来说，上述这些措施的重要作用就是大幅减轻了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为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创造了重要前提。

（三）第三个例子是：价格“双轨制”改革
20世纪80年代，受长期计划体制影响，工业品生产资料的价格严重偏低，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一方面形成了“短缺”，另一方面积存了“隐性通货膨胀”。如果一下子把价格全部放开，必然会引发显性通胀。

当时的决策者采取了计划内国家定价、计划外市场调节的“双轨制”价格改革。在操作过程中，尽管出现了价格水平不断上涨、倒买倒卖现象严重等问题，总的来说，当然是利大于弊的。

一是有利于搞活企业。一些地方企业所需要的工业品生产资料，原本在国家计划内是拿不到的，但双轨制使得这些企业有可能用高价买到急需的原材料，这在当时就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

二是随着供需逐步平衡，一些计划外的高价逐步稳定下降，与计划内产品的国家定价趋近，双轨最终并为一轨。

三是为工业品生产资料市场的发育成长和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

后来，国家针对一些生产资料探索建立期货交易市场，先后推出了大宗农产品、有色金属、能源等品种的期货合约，这些大宗商品逐步形成了全国统一价格，市场趋于透明化，过去长期困扰我们的流通混乱问题和价格混乱问题迎刃而解。

双轨制改革的成功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典案例。

（四）第四个例子是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1978年开启的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做了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是福利住房产权化，就是将福利住房产权由单位转移给职工家庭；另一个是住房商品化，允许私人建房，鼓励外商和房地产企业开发商品住房。

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尽管城镇人均居住面积达到8.8平方米（1997年），是1978年的2倍多，但住房分配体制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福利分房仍处于主导地位。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稳定经济增长，中央决定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自此中国进入了全新的住房市场化时代。

1998年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约4%，而到了2004年该比重飙升至8%，甚至成为支柱产业。在房地产业的带动下，上游的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迅速由过剩变为短缺，价格暴涨；下游的家装、家电和物业管理等产业也走上了风口。可以说，城镇住房的市场化改革几乎以一己之力将中国GDP重新推回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

这应该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宏观经济增长问题的典型案例。

（五）第五个例子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如何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影响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这方面至少有三件事情：
一是各地涌现的保税区之类海关特殊监管区。这类区域以自由便利、零关税的制度环境，为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平台，直接带动就业岗位200多万个，真正实现了“小区域、大产出”，在扩外贸、引外资、促升级、稳就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是自1984年设立首批开发区以来，我国从沿海到内地设立了几十个国家级开发区、几百个省市级的开发区，各地市州、区县的开发区更是不计其数，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三是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作为对外开放的里程碑，这不仅直接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还倒逼我们根据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则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以上列举的五个案例，是当时的决策者们实施的一系列从供给侧着手、致力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的重大举措。类似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加起来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精彩画卷，是推动中国经济克服种种困难、实现体制转型、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所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魂。

第三大方面，十八大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时代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新探索

任何经济改革都是在给定的边界条件下针对特定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展开的。边界条件和主要矛盾变了，改革的具体措施也会有新的变化。
十八大以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特点、问题和矛盾，黄奇帆教授认为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

一是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阶段。

二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越发凸显。

三是体制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与过去相比，那种“一部分人受益而其他人不受损”的帕累托最优解的改革机会越来越少。

四是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正由过去的“因变量”演变为既是“因变量”也是“自变量”。

五是出现了新一轮产业和科技革命，以新一代信息、生物、能源、材料技术等创新和应用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日益塑造着新的全球经济竞争格局。
要怎么应对这些新特点新问题和新矛盾呢？

（一）以“三去一降一补”为先手
2015年前后，受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内需求增速趋缓。特别是随着前期刺激政策逐步退出，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的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

同时，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大量僵尸企业吞噬着经济中宝贵的资源却无法创造价值。房地产价格飙涨的同时，库存持续扩大，达到历史高位。总体经济的债务增速过快，杠杆率过高，部分企业资产负债率超过了70%，系统性金融风险持续累积。企业税费负担较重，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涉及民生社会事业的短板较为突出，大量有效需求有待进一步释放。

对此，中央提出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新举措，经过几年努力，取得了积极成效。

去产能方面，2016—2018年，大量僵尸企业被淘汰，改善了市场竞争秩序和优质企业发展环境。

去库存方面，到2018年底，我国商品房待售面积比2015年减少了27%。

去杠杆稳步推进，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启动了新一轮“债转股”。

降成本持续发力，通过营业税改增值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等连续多年致力于减税降费。

补短板的成效明显，创新驱动、基础设施、脱贫攻坚、城乡统筹发展、民生建设、生态环保等领域投入力度持续加大。

这些具体改革措施，与20世纪90年代的很多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下子使重点行业供求关系发生明显变化，供给弹性大幅提升，经济效益持续改善，系统性风险趋于下降。

（二）以“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为要旨
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2018年12月提出了这八字方针。也就是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如果说“三去一降一补”治的是急症、解的是表，那么这个“八字”方针治的是长期以来经济运行中积累的“病根”——深层次的制度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

比如在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方面，推进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更加注重通过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来淘汰“僵尸企业”；

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2019年全年减税超过2万亿元。

在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方面，突出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强化产权保护、激发企业家精神；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出了第四批100家以上新的混改试点；等等。

在提升产业链水平方面，研究谋划新一轮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在关键领域布局建设若干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启动实施一批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重大工程。

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方面，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打通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的循环；破除妨碍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打通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的循环；提升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打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循环。

总的来说，这八字方针仍然是瞄准“企业”“要素”“营商成本”“制度效率”“创新动能”等这些供给侧，但在操作上更加切入到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之中，着力从体制机制的层面解决结构性问题。

（三）以新发展理念为依归

近年来，除了贯彻落实“三去一降一补”和八字方针外，围绕新发展理念，一些重大改革举措也是实打实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比如，围绕创新发展，持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8年，日均新设企业超过1.8万户，总量超过1亿户；

围绕协调发展，将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上升为国家战略，加快培育一批城市群都市圈，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增长极。

围绕开放发展，加快推进FTA谈判和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RECP即将达成，积极参与WTO改革，有力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形成了18个自贸试验区1个自由贸易港的对外开放高地；“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成效显著，两次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办首届中国（上海）进口博览会等。

围绕绿色发展，确定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总体思路；探索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连续开展多轮环保督察，纠正了长期以来重增长轻环保、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做法；“蓝天”“碧水”“增绿”“留白”“降耗”等城市环境整治见效显著。

围绕共享发展，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大力实施了“健康中国”战略，通过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等等。

同样，这些改革举措有的致力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创新动能，有的着眼于打造城市群都市圈、培育新动力源，有的通过制度型开放引入更多外资供给，有的则着眼于通过建设绿水青山为人们供给更好的生态产品，还有的致力于弥补公共服务短板、促进共享发展。

这些改革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在供给侧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进而推动改革开放向着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和更宽领域大步迈进。

好了，今天我们就先聊着三个方面，后面的我们下期节目继续聊。我是晓书童，我在晓书童频道与您，不见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