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艰苦卓绝的青年清官

二十二、艰苦卓绝的青年清官

上几集我们讲了，曾国藩在到北京当官之前，是一个挺贪财的人。当然，贪财也没办法，因为当京官需要资本。

所以他带了一千五百两白银来到北京。可是，一千五百两也不够花啊，我们前面讲了，他一年要赔进去五百两。

不过，除了工资、资金、补助之外，曾国藩还有一个收入来源。什么呢？

叫“冰敬”“炭敬”。如果你对清朝的历史比较了解，你一定听说过这两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呢？

清代京官与外官的收入有天壤之别，因为京官只有死工资，而外官们在地方上有大量灰色收入。外官需要建立在中央的关系网，所以每年都会给他认识的京官，主要是他的同学、老乡在北京当官的，多少送点钱。因为知道这些京官很不容易，冬天送的就叫“炭敬”，你们拿去买点炭取暖，相当于今天的取暖费，夏天送的叫“冰敬”，太热了，你们买点冰，消暑降温。这个钱不多，每一笔大概就十两、八两，但是你要是认识的地方官多，加在一起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今天看起来，这样的礼，也涉嫌腐败。但是在当时，这是连皇帝都默许的一个社会风俗，没有人当它是腐败，只当是人情往来。作为一个官场新人，曾国藩资望全无，关系不广，外官赠送不多。道光二十一年的账本中，曾国藩记载这类收入共有九笔，平均每笔十两多一些，共计九十七两。

除了冰敬炭敬，还有一个弥补赤字的渠道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借钱。跟北京的各个钱庄、商铺借钱，大家也愿意借钱给京官，因为京官往往都有外放的机会，有做地方官的机会，有发财的机会，一发财连本带息都能还回来。所以，曾国藩后来主要的弥补赤字的渠道就是靠借贷。曾国藩从家里带了1500两白银，支撑他花了两年，但是到第三年头上，在道光二十一年，这个钱花光了，所以曾国藩的账本上记载，这一年过年他借了50两白银，以后这个借款的数量就逐年的上涨，借债一年比一年多。

对大多数京官来说，弥补赤字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搞一点灰色收入。京官虽然他的收入很低，但是他毕竟位居北京“机关”里面，一些京官手里头是有权的，即使没有权，他手里头也掌握了大量的信息，所以很多人和地方官相勾结，帮助地方官在北京办事，或者帮他们传递消息，地方官会给京官一些报酬，很多京官通过这种方式，每年也会弄到几百两白银。

那么曾国藩有没有这样做呢？没有。我查了全部的曾国藩的档案资料，没有发现一笔类似的记载。那为什么很多人这样做，而曾国藩不这样做呢？因为他已经发誓要“做圣人”，金钱观有了重大变化。

前一段有一次讲课，有一位听众问我，你读博的时候，为什么研究曾国藩的经济生活？我说，有一个原因，是经济生活，经济收支，是人身上比较隐秘的部分，通过怎么处理经济问题，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品性。不是经常有人争论，曾国藩到底是一个正人君子，还是一个老奸巨滑的伪君子吗？那么我们深入分析曾国藩的日常生活状态，可以看出很多信息来。

我分析了曾国藩所有的经济收支资料，没有发现他在北京期间谋求过灰色收入。

曾国藩到北京之后，三十岁这年是曾国藩人生中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砥砺。

这种刻苦的人格修养，体现在经济上，就是他拒绝任何一笔灰色收入。因为做圣人，首先要做一个清官，在钱财上不能有污点。

    曾国藩就反思了以前自己在老家的所作所为，表示后悔。曾国藩在家书中回忆早年打秋风的经历说：

我自从己亥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作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以满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将来若作外官，京城以内无责报于我者。

我自从己亥年也就是道光十九年在外面打秋风筹钱，直到今天仍然感到羞恨。将来如果万一能做外官，无论督抚，还是学政，从前那些向我施予恩情的人，有的是数百钱，有的是数千钱，都成了钓饵。他如果来到我上任的地方，不应酬接待就有失刻薄，一应酬接待，就是给他们超过当初十倍的报答，还不能满足。所以兄自从庚子年（道光二十年）到达京城以来，到现在快八年了，从不轻易接受别人的恩惠，情愿让别人占我的便宜，我一定不占别人的便宜。将来如果作地方官，京城之内不会有要求我回报的人。

所以他告诫弟弟们，“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因为你收的这些，将来都是沉甸甸的负担，别人投资你一分，期望的将来得到十分回报。

所以曾国藩在给弟弟家书当中，曾经立下一个誓言，说“立誓不靠做官发财”。他在北京，也一分钱灰色收入不拿，就搞得自己经济上非常紧张，不停地借钱。好在曾国藩能比较顺利地借到钱，因为他名声很好，信誉很好。曾国藩在家书中专门提到，在京为官，声誉如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你能不能顺利地借到钱。曾国藩说：

在外与居乡不同。居乡者紧守银钱,自可致富。在外者有紧有松,有发有收,所谓大门无出,二门亦无入,余仗名声好,仍扯得活,若名声不好,专靠自己收藏之银,则不过一年,即用尽矣。

在北京和在老家不一样。在老家你就守住钱袋子不花钱就没事了，北京，很多地方你必须得花钱，而且得花大钱，大门不出，二门也不入。我因为名声好，所以借钱还不成问题。如果名声不好，借不到钱，家里存银再多也会很快花光。

曾国藩的账本上，借款不断攀升。比如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家书中说：“现在京寓欠账五百多金。” 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家书显示，欠债已经过千：“京中欠账已过千金，然张罗尚为活动。”

所以在曾国藩的日记当中，我们也会发现跟钱财有关的很有意思的记载。困窘的生活确实使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导致不断的自我批评。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他的一段日记十分典型：

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白天出去跟朋友吃饭，听到这个朋友说他得到了一笔“别敬”——“别敬”就是地方官到北京来拜访，临走送的银子，我听了之后心砰砰跳，非常羡慕他，又想起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朋友发了一笔财，我在梦中也是非常羡慕的，我梦中都这样贪财好利，可见我这个人的本性是多么卑鄙。他把这件事写到日记中进行反省。

还有这一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段时间随份子随得特别周到，谁有事通知我都去，而且随得钱都很多，我为什么这么做呢，仔细一反省才发现我这心里暗自在打一个小算盘，因为我的祖父过一段就要过生日了，我想在北京给他办一个寿宴，想趁机多收点朋友的钱，缓解我的财政压力，说我还要学做圣人，我打这样的小算盘，实在是太可悲了。那么曾国藩写这样的日记是批评自己，但是我读这些日记，说实话，我感觉很心酸，我认为这个并不能证明曾国藩的人格是多么卑劣，只能证明清代的财政制度、官员的薪俸制度是多么的不合理，让这些奉公守法的清官、这些安分守己的京官，面临多么大的经济压力。

曾国藩做清官，说实话，家里是不太高兴的。因为家里本来指望曾国藩当了官，大家都借光，没想到曾国藩这么不顾家。所以兄弟们对曾国藩多少也有点怨言。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关于经济问题，说了很长一番话。第一段说：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也就是说，一般来讲，做官的人，往往对自己的妻儿很好，对自己的兄弟则比较差，自己小家弄得很富有，对亲戚家族往往关照不够。我则自三十岁起，即把做官发财当作可耻之事，认为靠做官留遗产给子孙是可羞可恨之事，所以默默发誓，决不靠做官发财，留遗产给自己的后人。神明在上，我决不食言。

接下来，曾国藩说：

此时侍奉高堂，每年仅寄些须，以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现在家中堂上有老人，所以我每年寄些钱回家，做为奉养老人改善生活之用，同时我也要照顾家族亲戚中那些穷人，以尽我区区之心。我考虑过，如果这些钱都给家里花，堂上老人食衣所需也不过如此。独肥我们一家，亲戚族人却会因此怨恨我并因而怨恨堂上老人。因此何如分润亲戚族人，让他们对我堂上老人心怀感激钦敬呢？如果将来我做了地方官，收入较多，我发誓除了薪俸之外，决不多取一钱。如果薪俸越来越多，我会更多地周济亲戚族人，决不会积攒银钱给后人。因为如果我儿子争气，那么不靠我当官给他留下来的钱，也能独自谋生；儿子要是不争气，那么我多给他留一文钱，他就会多造一份孽，将来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一定会大损家声。所以我立下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给后人留下银钱。若收入较多，除了给堂上老人改善生活之外，都用来周济亲戚族人当中那些穷困者。这是我一贯的态度。

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恐温弟不能深谅我之心，故将我终身大规模告与诸弟，惟诸弟体察而深思焉。

这段话的意思是，至于兄弟之间，我也希望以德行方面的提携和要求来关爱兄弟，而不是以姑息做为关爱。爱兄弟以德，是指教导你们勤俭，劝你们习惯勤劳，坚守朴素。我说以姑息为爱，是指让你们平素穿得光彩，吃得精美，生活中花钱办事事事顺手。姑息之爱，会让兄弟们身体懒惰，滋长骄气，将来做出没有德行的事，这是我带头教兄弟们不孝，这样的事我决不敢做。

我做官十多年，现在北京家中只有书籍和衣服这两样东西。衣服是我公务必不可少，书籍则是我生平的嗜好，所以这两样东西稍多。将来我要是辞官归家，我夫妇二人的所有衣服，都与大家抓阄平分。我买的书籍都放到利见斋中，我们兄弟和后辈，谁也不能私取一本。除了这二者，我决不再多攒别的东西，一针一线也不会私藏。这是我对待兄弟的一贯态度。我怕国华不能了解我的苦心，所以在此把我一生规划告诉诸弟，希望你们都能了解深思。

所以这封信很能代表曾国藩的经济思想，向兄弟讲清楚了他为什么要做清官。他说，爱孩子，爱亲人，爱兄弟，表现不是给他们多少钱花。这样反而可能是害了他们。爱儿子、爱家人、爱兄弟以德，帮助他们形成好的习惯，形成好的品德，这才是真正的爱护。给他们很多钱，让他们花起来大手大脚，只会让他们养成坏成惯。我相信，曾国藩的这种思路，对大家也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