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曾国藩的众筹式当官法

二十一、曾国藩的众筹式当官法

上一集我们讲到，曾国藩从湖南老家来北京当官的时候，带了一张银票，金额是一千五百两。

一千五百两是巨款啊，大约相当于今天三十万元人民币。

曾国藩家里很富吗？不是。我们在这要了解一下曾国藩的出身是什么样的。那么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都知道，“出身”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在上学的时候，都要填很多表，表格其中有一项就是家庭出身，是贫农，是富农，还是其它。今天的同学可能不需要填这些表格。那么在曾国藩那个时代，他如果要填表的话，在家庭出身这一栏里他应该填“小地主”，他们家的经济成分是小地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811年曾国藩出生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的白杨坪，他出生的时候他们家一共是八口人，家里有一百亩多一点的地，平均起来一个人有十二、三亩。在曾国藩生活的这个时代，学者有过这方面的研究，晚清的农民人均占有土地是三亩多，所以曾国藩家比一般的农民家要富裕。但也是富裕得有限。在晚清时代，我们知道整个中国陷入到一种贫困化当中，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小地主家庭实际上也不过是能够吃饱饭而已，长年吃的也是粗茶淡饭。那么作为家长，曾国藩的爷爷可能比别的一般的农民家庭优越的地方，就是他每次吃晚饭喝酒的时候，可以用半个咸鸭蛋来佐酒。这就是晚晴的小地主的生活状态。

曾国藩他考进士考了两次，考进士要到北京去考，他第一次没考中，那么第二次从湖南到北京的路费，他们家就出不起了。因为曾国藩第一次到北京考试，几十两银子的路费就把家底掏空了。所以第二次呢，曾国藩他们家走亲戚、告朋友，借了很多人家才凑足这笔路费，让曾国藩去考试。所以曾国藩在做官之前，他们家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民家庭。

那我们说了曾国藩家里是一个小地主，也比较穷，考试的路费都拿不起，他哪来的这么多钱呢？

这个钱是曾国藩众筹来的。

原来考中进士之后，曾国藩请假回家呆了近一年。这一年主要就是用来筹资。通过前两期，我们知道，到北京做官是需要资本的，要不然你当不了京官。

那么，怎么筹资呢？曾国藩搞了一个创新。他的方法很特殊，研究社会史的学者，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反正我是在史书中查了大量的资料，没查到跟曾国藩相同的例子。

曾国藩通过拜客的方式筹集做官的资本。他打着重修湖南曾氏家谱的名义，在湖南全省来了个漫游。湖南省内，所有姓曾的人家，他都主动登门拜访。你好，我也姓曾，咱们是一家。而且我考中进士了，光宗耀祖了，向你通报一下。那么对方会怎么办呢？那当然得热情地把进士大老爷迎进家门，好吃好喝，而且还会送上几两银子，做为贺礼，是吧？

曾国藩拜访的，不光是姓曾的人家，还有各地的县官县令知州，说我中了进士了，将来我们就是同事了。这些人肯定也要对他表示祝贺，心甘情愿送曾国藩钱。因为彼此都是官场中人，而官场生存，最重要的就是关系网络。多个朋友多条路，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所以官员的赠送普遍比其他人要重一些。比如八月二十二日，他到武冈州城。知州杨超任“请酒极丰，又送席”，又送银二十两。

除此之外，各地湘乡籍的小老板，开小卖店的，不管是做什么的，只要你是湘乡人，他都去拜访，这种拜访，目的就是赤裸裸地敛财了。而这些小老板对这个新科大老爷当然不敢怠慢，多多少少都给点钱，人家给他四百个大钱，八百个大钱，因为在传统时代，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经营风险很多。结识了一位翰林，自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曾国藩拜客，拜得非常辛苦。他一共出去跑了四次，每次都要跑好几个县，一路风餐露宿，我在地图上画出他的拜访路线，一段一段往起加，算出他二百天之内，跑了一千五百公里左右，也就是三千里左右，简直是个迷你版的长征了。他一共拜了多少家呢？将近两千家人家。简直像一个化缘的和尚一家一家去收钱，真是不容易。最后筹集到1500两白银。

我查遍了史书，发现没有跟曾国藩相同的例子，所以这很可能是曾国藩的个例，搞了个众筹式当官法，当然用今天的话来讲这就是“打秋风”的行为。

这就证明当时进京当官确实压力非常大，所以导致像曾国藩这样一个好面子的人也不得不这样去做。

除了众筹之外，事实上，曾国藩为了筹钱，他还当过“土豪劣绅”。

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都知道，曾国藩当官之后，在写给父亲和弟弟的信中，经常要求他们洁身自好，不要结交官府，不要干预地方公事，不要当“土豪劣绅”。其实这是他后来的认识，道光十九年里，他自己就干预过好几回地方公事。

比如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尧阶典当别人的一处田地。典当到手，这块地的旧佃户却阻挠新佃户下地耕种。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进士身份就发挥作用了。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他“辰后（八点钟）带（彭简贤）上永丰分司处法禁（给以刑法处罚）”。带人将那个强悍不服的旧佃户抓送到了有关部门。

几天后，三月初五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又提到，朱尧阶写了两张状子，托他到县里去告状。他当时就熟门熟路地告诉朱尧阶，说此刻县令正主持“县考”考试，不太方便，且等考试后再告。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二十九岁的新科进士曾国藩此时已经是地方上的重要角色，和官府关系很密切。此时的新科翰林年轻气盛，连父母官都已经不放在眼里。那年五月份，曾氏家族和别的家族发生纠纷，“彼此殴伤”。他写信给县令宋某，托县令帮曾家说话，然而宋县令“亦未甚究”，没给他面子。于是新科进士曾国藩勃然大怒，“是夜又作书让（责备）宋公也”，也就是写了封信，去骂宋县令。

曾国藩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因为做这些，不是无偿的。有一本书，张仲礼先生研究中国绅士的书，书中说，乡绅这类工作，一般都会获得相当丰厚的酬谢。我们大致估计，曾国藩调解这类案子，每次可获得几十两银子。

除了以上这些收入，还有许多人不待曾国藩上门，主动致意送钱。为什么要送钱呢？当然是为了巴结曾国藩，准备以后有事求曾国藩。出了位新科进士翰林公，自然是方圆百十里内的轰动性事件，对这只崭新的潜力股，大家表现出极大的投资热情。比如我们看曾国藩家书，他写给弟弟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丹阁叔与宝田表叔昔与同砚席十年，岂意今日云泥隔绝至此！知其窘迫难堪之时，必有饮恨于实命之不犹者矣。丹阁戊戌年曾以钱八千贺我，贤弟谅其景况，岂易办八千者乎？以为喜极，固可感也；以为钓饵，则亦可怜也。

丹阁叔是曾国藩的曾祖父曾竟希的长子曾民升之子，叫曾凤书，字丹阁。他和宝田表叔过去与曾国藩同窗共读了十年，结果他们两什么也没考上，现在和曾国藩的身份地位已经有天壤之别。可以想见，他们在生计窘迫难堪之时，肯定会感叹命运不公。丹阁叔在戊戌年也就是道光十八年为庆贺曾国藩考中进士，曾经送了八千钱。曾国藩对弟弟们说，你们想想以他的条件，是那么容易筹措八千钱吗？如果说他是因我高中而高兴之极，自然让人感动；如果说他是想以此为钓饵，希望以后能得到我的关照，那也是令人同情的。

这些钱曾国藩当然也都笑纳了。

由于有了以上这些财源，曾国藩家里，在曾国藩还没有进京当官的时候，经济情况与以前当然就大大不同了。

事实上，从中进士的捷报传到曾国藩老家那一刻起，湘乡曾家的排场立马就变了。大批上等的木器家具运进了曾家宅院，祖父曾玉屏和父亲曾麟书出门应酬时也开始坐轿子了。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是天天大鱼大肉，但是请客时已经能上“海菜”就是高级宴席了。这就是所谓的“鲤鱼一跃过龙门”。这一节靠的是什么呢？是曾国藩的进士身份。一个人一旦成了进士，在当时人看来，就成了一只极具投资价值的潜力股。《儒林外史》中的一个情节，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说是范进在未中举前，家里穷得借碗米都借不到。他的老丈人胡屠户，非常看不起他，成天对他骂骂咧咧。但是中了举人之后，马上就不一样了，胡屠户再也不敢跟范进耀武扬威了，在范进面前大气也不敢出。原来范进连穷朋友都没有几个，一中举人，城里的张乡绅马上坐了轿来拜访。一看范进家太穷，马上把自己一座大院子借给范进住。自那之后，紧接着又有许多人来巴结范进；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干脆投身为仆，给他做仆役。不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全了。

曾国藩家里的情况和范进家非常相似。在以前，曾国藩衣着朴素，经年不过一件长衫而已。但是中进士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藩统计自己置办的衣服，列了这样一个清单，里面已有如下内容：

羊皮袍一件，呢皮马褂、灰袍套、呢袍套、珍珠毛袍套、厚绵绸小袄、薄棉布小袄、棉袍套、绵圆袍、绵套裤、棉马褂、绒领、棉小帽、秋帽、秋领、线绉夹马褂……

可见他的衣服已经很讲究了。他出门时也有了排场，日记中记载“仆一人，肩舆八人”，就是八抬大轿，还有一个随身的仆人。这个排场经常引得路边农民们纷纷驻足观看。原来那些和曾国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乡邻居现在对“曾大老爷”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变。曾国藩日记记载，有一次他回家之后，本家曾永兴见到他，居然手足无措，吓得说不出话来。那么曾国藩本人的“官派”“威仪”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我们说，青年时代的曾国藩，没有脱胎换骨以前的曾国藩，各方面都是个俗人，是一个有很多缺点和毛病的人。湖南乡下长大的他，想的只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居身行事，一遵地方陋习。如果不是经过日后的一番脱胎换骨，他不免也是晚清官场一名庸庸碌碌的官员，肯定会成为一个贪官。

那么，曾国藩在北京，有没有搞点灰色收入呢？他在经济方面体现的自我修养如何呢？这个我们下一集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