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关系】桃花源这个地方如果存在，少不了一样东西：盐

讲完了“资本”模块，今天我们将进入到最后一个模块的学习，那就是“政商关系”模块，从古至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我和政府之间的距离应该是怎样的？”是每个企业家都在思考的问题。本节课，吴老师就将先从历史入手，和我们分享：政商对立的历史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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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商的，跟 “政”分得开吗？政商分不开。我们高中的时候就有一句话，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天然的关系，但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背后有两层意思：

第一，经济基础的成功最终取决于上层建筑的成功，所以，经济改革的成功取决于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成功，没有一个国家是经济改革非常成功，然后社会改革一塌糊涂，政治改革非常专制——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第二层意思，上层建筑的发展是对经济基础的一种投影，往往是经济技术发展到一定地步以后，推动上层建筑的建设，比如说：英国的大宪章运动，法国的大革命运动，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东亚地区每一个专制国家向民主的转型过程，都是因为经济发展到一定地步以后，倒逼上层建筑进行变革。也就是说，上层建筑很难超前于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超前于经济基础的代表就是拉美化——非常民主了，但经济一塌糊涂。

所以成功的都是在经济基础发展基础上，对上层建筑进行倒逼。但经济基础的成功，最终取决于上层建筑的成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四十年了，中国的改革还没有走到尽头。因为我们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还没有完成一个完美的匹配性。

2018年的经济危机，有各种原因——产业、外部环境等种种的原因，但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企业家不敢投资。一个国家经济好不好，简单讲就两件事：第一，老百姓肯不肯花钱，第二，企业家敢不敢投资。只要老百姓肯花钱，消费市场就繁荣了，只要企业家敢投资，那么层出不穷的产品中心就发生了。这两件事发生，才叫做经济繁荣。

2018年，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企业家不肯投资。那么，企业家为什么不肯投资呢？为什么改革放40年了，我们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还没有完成适合的一个匹配呢？那就是因为：中国的政商关系，仍然需要进行一次认真的梳理。

中国今天的政商关系是建立在一个非常长期的环境背景下的。我写过本书，叫《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这本书是我写的20多本书里面，写得最枯燥、最乏味的一本书。但是我也建议，大家把别的读完以后，争取能够读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我是讲了管仲变法以来，中国2000年来的经济变法。经济变法的背后，就是政权与商人利益之间的一种微妙的博弈和妥协的关系。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2000年来，中国历代政府与商人阶层始终处于对立竞争的紧张关系，中国商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有一个中国史学家叫做费正清，写过一本书叫做《美国与中国》，它是第一个把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东西方国家并列在一起写书的，这本书出版在1948年，1974年，基辛格访华，见周恩来，下飞机，两人握手，基辛格手上提了个包，包里带的唯一一本书就是《美国与中国》。费正清是第一个研究这个东西的。

曾经有人问过他：“费先生，美国和中国的商业环境和商人有什么区别？”费正清打过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这个房子里面有很多老鼠，美国的商业文明是鼓励大家发明一些捕老鼠的捕鼠器，你能够发明最好的一个捕鼠器，你就能捕到最好的老鼠，这就是美国的商业环境。中国的商业环境是增强捕鼠的权利，有很多老鼠，最重要的问题是谁能够捕老鼠，谁不能捕老鼠——我能够捕老鼠的话，这个房子里的老鼠都归我，剩下来的你再来捕。”这就是中美的商业环境的区别。

那么，在中国，为什么捕老鼠会变成一个特权呢？因为捕老鼠会产生利益。那么，为什么需要通过授权的方式，授权给某一个利益集团呢？因为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超过2000年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到今天，中国到今天都是个中央集权国家。为什么中央要集权？怕分裂。陶渊明写过篇文章，叫做《桃花源记》，《桃花源记》写于南北朝。

南北朝时，天下大乱，六千万人口，三十年时间杀下来，剩下了一千五百万人口。所以《桃花源记》告诉我们，人类的梦想，中国人的梦想就是躲到一个山洞里面，每个人有两亩三分地，养几只鸡，养几只鸭，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知外面有魏晋，什么都不知道，那该有多好。

我看完这个《桃花源记》，我就在想：这个地方如果要存在的话，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地方必须要有盐。没有盐的话，你只会种粮食，你会得软骨病。如果桃花源里面没有盐的话，你不可能实现，但要有盐的话，则你桃花源必会打开，因为有人要出去贩盐。有人贩盐，他就一定会告诉你现在的皇帝是谁了，然后，你这里如果有很多鸡的话，外面就会有盗贼跟着小贩子进来，杀你家的鸡。所以，桃花源是很难在经济学的意义上被存在的。

中国人怕分裂，所以需要大一统，中国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是长期以来对分裂的恐惧所带来的。“政治要统一”这句话的对错我们不去讲它，我们今天从来不讲对错，我们是非层次都不讲，我们只讲结果和过程。我们也不是大人，也不是小孩，我们只在商业环境下讲这件事情。如果要为了统一，我们牺牲了很多东西，为了避免分裂，我们把权力拜托给某一个组织、城市里的某几个人。但是，这个人坐在皇宫里面，他也很恐惧——疆域那么大，你们为什么都听我的？我手上总得有几把米吧？需要在经济上能够维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你必须听我的才行。

所以，中国的中央集权在经济上产生了需求：第一，要有充沛的财政收入，以维持对内和对外的稳定——我没有钱，我怎么养军队呢？怎么养这么庞大的一支官僚团队呢？第二件事情，财政收入还不够，我必须要掌握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比如说盐，比如说铁，你每天吃饭需要盐，你出去耕地需要铁锄，你老婆织件衣服需要铁针，所以盐和铁就叫盐铁论。

还有第三个，酒。酒不是必须的，但酒有两个东西，第一个，酒是靠粮食酿造的，所以一旦酿酒就会消耗粮食；第二件事情，酒是成瘾的，你喝了酒以后，你每天会喝酒。所以，盐、铁、酒，古代叫做 “三榷”，是国家必须全力控制的东西。然后，中央财政部当年叫户部，户部下面有户部司，管理财政收入，还有一个度支司，管理财政支出。第三个叫做盐铁司，盐铁司管理这些重要的生产资料。一部就三司，户部司、度支司和盐铁司，对。

所以这就是长期以来中央集权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对老百姓来讲，任何一个国家老百姓都希望轻赋薄徭——我已经活得很艰难了，你能不能少征我一点税，徭役就是每年会征用一些人去修城墙、去打仗、去搞运输。老百姓想的是，能不能少收一些钱，少征用我的劳动力，也就是轻赋薄徭。

那么，怎么能够轻赋薄徭呢？有理论基础的，叫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就是说：你没有感觉，我对你征税了，我仓库里面都是钱。哪位同学能站起来来告诉我，怎么做到这一点？我没征大家的税，你没觉得我在征你的税，但我的库里面都是钱，这就叫做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中国古代是能解决这件事的，怎么办呢？把资源变相变成人头税。大家要用盐，盐特别便宜，1块钱一斤，我现在卖1块1，你没别地方可以买，因为是专营。其实你也没觉得贵了，1块钱变成1块1了，但这一毛钱相当于在每个人头上，变相增收了一套人头税。铁，2块钱一斤，便宜，而且每天都要用，我也不多，2块1——你没有感觉在交税，但国库里都是钱。

我们今天的银行利率很高，我们的汽油费很贵，我们的通讯费很贵，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执政者非常灵活地运用了中国古人教他们的经验，叫做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我掌握了重要的生产资料。所以，为什么中国需要国资委？国资委为什么要控制最好的油田，最好的银行，最好的通讯公司最好的保险公司？为什么有些事都不能干？只要赚钱的事儿都不能干？因为，如果放给你以后，一征税你就骂，不让你干这个事，你也没觉得什么，但国资委赚了很多的钱。

今天的国资委还做了一件在中国历代2000年， 340多个帝王中只有一个人干过的一件事，叫做“土地国有化”。王莽执政18年，土地国有化之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我啥也没有，就卖地给你，也不贵，2000万人民币一亩，你不要是的话，后年涨到4000万。咱们一个企业年赚4000万容易吗？半条命都没了，一亩地2000万还不算贵的。

然后，垄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专制——这都是100年前的人讲的话——就形成了中央集权，资源垄断，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如果搞得不好的话，就会私相授受，变成什么权贵资本主义。我们十八大以后，中央政府主要反对的是权贵资本主义，但是在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同时，我们在做大国家主义。民就是不满，我们不满的并不是权贵资本主义，我们不满是在做大国家资本主义。我们希望从这里就开始，出现一些变革。所以中国的政商关系是一件根子里的事儿。

思考题：

同学们，今天吴老师讲完后给大家留了道思考题：你认为有哪些东西是一定不能市场化的？在评论区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