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讲书|《纳粹医生》：是什么把医生变成刽子手？

听书笔记

《纳粹医生》这本书的作者罗伯特·杰伊·利夫顿是一名美国的精神病理学家，曾经在日本和韩国做过空军心理医生。在研究纳粹医生之前，他还研究过广岛幸存者和越战老兵的心理。作为一个犹太人，利夫顿最终不可避免地把目光放在了犹太人的命运上。

他在本书中关注的一个现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了系统性的种族屠杀，整个过程中，医生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利夫顿感到好奇的是，这些医生在奥斯维辛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他们会从救死扶伤的医生变成屠杀者？他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第一，纳粹的屠杀计划跟医生、医学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希特勒认为，犹太人对于日耳曼民族来说是一种文化毁灭，他们是对日耳曼民族的“种族污染”、也是寄生虫和病毒。

既然日耳曼民族感染了犹太人这种病毒，那么必须要对日耳曼民族实施“治疗”，而治疗的方法就是杀掉所有的犹太人。而这个所谓的“治病”的最高峰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屠杀计划。

奥斯维辛是一座灭绝营，同时还是一个苦役营。囚犯被关押在这里，最主要做的是做苦役。这些囚犯关在集中营里，就相当于免费奴隶，为军备公司干活，生产物资。

因此，集中营首先要对关押在这里的犹太人进行筛选，看看哪些人是健康的，可以在这里劳动。而哪些人又是没有劳动能力的。没有劳动能力的就要被送到毒气室杀死。

而决定哪些人可以活下来，哪些人要被杀死的，就是集中营的党卫队医生。党卫队医生需要在囚犯刚刚被送到奥斯维辛的时候，就站在车站坡道上对所有囚犯进行筛选。这个工作，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坡道执勤”，是集中营内医生的主要工作。一般来说，每天大约有7个党卫队医生来分担这种执勤。医生们询问囚犯的年龄、职业，观察囚犯的身体状况，来判断这个囚犯是否健康，能否留下来做苦力。

而侥幸在坡道上活下来的人，日后还要随时面对医生的裁决。因为他们是苦役，医生要至少要保证他们能干活。当发现有的囚犯健康状况不好了，不能再继续劳动，医生就要做判断，是继续医治，还是把他们送到毒气室去。

第二，每个医生参与屠杀的情况是不同的。

有一些人是绝对疯狂的纳粹分子，完全相信希特勒宣扬的反犹主义那一套。有着“死亡天使”之称的约瑟夫·门格勒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像门格勒这样毫无感情的人在奥斯维辛其实并不多。大多数纳粹医生还是拥有寻常人的情感，对于在奥斯维辛看到的罪恶会感到恐惧，在参与筛选的时候良心上会挣扎。有的人抵抗了，中途申请离开奥斯维辛，但更多人在挣扎之后，克服了不适，一直工作到战争结束。

纳粹医生配合屠杀的总体心理机制，是双重自我的角色转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自我分化出两个部分。其中一个是你原本的自己，另一个是类似替身一样的角色。这个分化出来的替身可以独立行事，不受原本那个自我的道德观念的影响。

这并不是说角色转换之后，这些医生就不要良心了，而是说他们经历了“良心的转让”。就是说他们不再以治病救人作为良心的标准，而是以奥斯维辛的工作要求作为标准了。

比如说，要尽忠职守、对国家要忠诚。作为纳粹医疗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得保证有足够的苦役活着好给军备公司干活，还要帮助纳粹以高效的手段把犹太人处理掉，等等。对于医生来说，他们在这里首先要遵守的所谓“良心标准”，就是这些奥斯维辛的职业要求。

第三，促进双重角色转换的三个重要因素。

1，在进入奥斯维辛之前，很多医生就已经受到一种民族复兴精神的感召，希望通过净化人种来寻求民族复兴。虽然很多医生也觉得屠杀犹太人的行为太过极端，但是他们觉得复兴日耳曼民族也很有吸引力。这些医学行动还可以满足他们做科学研究的目的。他们希望通过这场席卷全国的运动，来达到个人在专业上的成功。

2，医生和杀人这种行为之间的心理距离。一般来说，人们对于他亲眼看到、感受到的东西感触会特别深。而对于自己没有亲眼见到、感受到的东西，可以假装没有发生。纳粹医生其实并没有直接参与杀人行动。他们没有拿刀去捅人，也没有放火烧死人。

所以医生可以自我安慰说，这些杀人的恶事都不是我做的。这就在他们和杀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心理距离，使得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参与到这项残忍的任务中。

3，通过责任转移来自我欺骗。就是认为那些事情不是自己要做的，而是别人要求自己去做，而不得不做的。因此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由那些下命令的人去承担责任。他们自己不需要承担责任。

对于党卫队医生来说，他们会觉得，杀人的又不是我，我只是得到上级命令，要我去执行任务。所以，医生会自我安慰道：杀人的责任不应该由我来承担，我只是做一个工作而已。

解读 | 秦枫

播音 | 石头说话2017

策划编辑 | 李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