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伤痕文学：读懂80年代初的历史现实

正文

我们在梳理中国近代思想史进程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华文明的整个现代性的转型，一定是走内部生成的路子。但是内部生成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过程，走的非常艰辛。在整个近代史的发展逻辑中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先的走出了文化主体性的这种步伐。

建国以后随着国家政权的确立，毛主席在1949年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但是真正的站起来，不仅是政治上取得独立，经济结构上能够自立，最重要的是在民族的心灵层面实现自强。就是要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有自己的心灵归属。

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内在的逻辑需要我们梳理清楚，第一个逻辑就是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能不能建立起来，或者建立的文化主体性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社会发展的道路、程度直接相关。也就是说一个民族，他的社会发展道路如果说比较顺利，取得的成就比较大，这样就能够促进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反过来讲，如果说社会发展出现了很多的波折，甚至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个时候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也会遭受重大的挫败。因为人们会从社会发展的挫败中间，或者诸多问题中间，来反思甚至肢解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努力。所以第一个逻辑就是，文化主体性与社会发展，实际上是一种深度的关联。

第二个逻辑就是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和西方文化霸权之间的逻辑关系需要我们看清楚。从17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率先实现了现代社会的转型，在文化层面取得了强势的地位，西方的学术规则、理论框架、话语体系、评价体系、标准体系等等，席卷了整个人类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有着五千年文化底蕴的中华民族，要实现现代社会的转型，势必要正视三四百年以来，西方所形成的强势的文化霸权。这个时候使得中华民族在建构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的受西方制定的文化体系的影响。西方的这种文化体系，甚至会成为某些人心里的那个坐标系，或者说真理的标准。一句话，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建构，相当程度上受到西方强势文化霸权的塑造，甚至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有强大的吸引力和主导性。

我们懂得这样一个逻辑框架，我们再看中国建国以后文化主体性生成的过程，我们发现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和遗憾的地方，其中一个就是十年的文革。这样的一个事件，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带来了相当的影响，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离。今天我就以文革结束以后的，几个文学思潮给大家做一点分析。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当时第一波兴起来的就叫伤痕文学，伤痕文学背后的文化意蕴是什么呢？伤痕文学实际上是取自于一个作者叫卢新华，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卢新华，发表了一篇小说《伤痕》，由此就一举成名。伤痕这一词也就成了反思文革记忆，批判文革带给人心灵伤害的一个代名词。

卢新华的《伤痕》讲什么呢？他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说文革期间，有一个叫王晓华的女生，当时他的母亲是被四人帮，判定为女叛徒。但是这个孩子当时并没有能力，认识到自己的母亲是被冤枉的，于是她也认为母亲是非常可耻的，就毅然的和母亲决裂。而且为了表示自己洗心革面的决心，她决定离开这个叛徒的母亲，选择上山下乡。她在改造的过程中，非常的努力，尽管她非常努力，由于她自己和她母亲的这种关系，使得她没有办法真正融入到，当时所谓主流的上进的行列里去。比如说入团也是磕磕绊绊，组织上不是那么信任她，谈恋爱的时候也是失失落落，这样的话让她原本充满了很多希望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某种程度上她的活力开始凋零。那种朝气蓬勃的，洋溢着朝气和红润的一个女孩子，成了一个沉默寡言，表情近乎麻木的年轻的知青。文革结束以后，她的母亲来信给她孩子说，说她自己实际上是被四人帮陷害的，但是已经得了重病，快要去世了。这个时候妈妈就特别希望她的女儿，能够到她面前，和她见一面，这是妈妈的一个心愿。孩子看到这封信以后不回去，她不相信妈妈是正派的人物。于是她的妈妈没有办法，就通过组织的形式告诉女儿，女儿看到以后，她决定回到上海，探望她的母亲。但是结局是晚了，到了上海的时候她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伤痕》实际上是来反思文革的那种，某些不良或者畸形的社会生态，给王晓华这样一个人物，带来的极大的伤害。

同时在伤痕文学里面，还有一篇代表性的小说，就是北京的一个作家叫刘心武，写的《班主任》。这篇小说讲的是在北京有一个中学老师，他叫张俊石，张老师。有一天公安局的人打电话，说一个小流氓，由于犯罪不太严重被释放（因为卷进了一次集体犯罪活动被拘留的。在审讯过程中，作了较为彻底的坦白交代，并且揭发检举了首犯的关键罪行。因此，公安局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情节较轻而坦白揭发较好，加上还不足十六岁，将他教育释放了），这个小流氓叫宋宝琦，然后要送到张老师所在的班级去学习，问他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张老师这个人心胸豁达表示同意。这个时候就要做一些老师的工作，还要做班里同学的工作。但这个时候出了几个人物，其中就是班里的团支书叫谢惠敏，她是在文革期间深受四人帮思想毒害的一个人，比如说女孩子穿裙子是不好的，（在谢慧敏看来那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的表现）有些小说肯定是黄色书籍，是不能阅读的（例如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牛虻》，因为她见里边有外国男女讲恋爱的插图），一句话，她的思想是严重被禁锢的。那么刘心武所写的《班主任》，通过这个小说他也是来反思，整个文革中间一些非常畸形的不良的社会生态，包括一些思潮对年轻孩子心里边所造成的伤害。而且《班主任》最后还要提出一个类似于鲁迅在《狂人日记》里面所表达的一个口号，就是救救孩子。

伤痕文学背后折射的是建国以后，我们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在探索的过程中，出现了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教训。这种反思的教训，反应在文学上就是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再往下就更进一步，出现了反思文学。反思文学，不仅要反思文革，而且往前去追溯，追溯反右的扩大化等等，甚至对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剖析。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西方文化的文化霸权是非常现实的存在，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文人和知识分子，就自觉不自觉的以西方的东西作为真理的标准，以西方的那套理论框架和价值体系，对中国社会进行观照。在这个时候，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思潮的各种讨论。

当然后来还有寻根文学，寻根文学实际上是要探讨中华民族，整个文化根脉，表面上是对中国文化历史的某种肯定，但是也有一部分力量，就是要深刻的反思去探寻，或者说去挖掘中国文化历史的某些污垢。

我今天给大家所梳理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如果我们放在整个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脉络里边，我们会发现一些问题，中华民族的真正站起来，一定要建构文化的主体性。刚才我说文化主体性，和社会发展有深度的关联，建国以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我们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失误，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也造成了伤害。伤害的结果就是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或者一些思想界又开始去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文化体系、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规则体系、评价体系，甚至把他们当做真理，然后对自己民族进行否定。这种自我否定它不是否定之后，中国新生命的那种觉醒，和中国新生命的诞生和生成。而是在自我否定的过程中，把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的文脉、传统、底蕴都抹杀掉了，或者把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民族自信，那个深层次的根基，给肢解和削弱了。这一点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思考整个文艺思潮，以及梳理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后来为什么会出现河殇，为什么会出现八九的一些风波等等，这背后都是有深刻的原因。一句话我们今天重新来看，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等，一系列的文艺思潮，慢慢的就引向了以西方人的文化体系、文化坐标，而对中国进行批判和否定的这样一条路，从而带来了，对我们整个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挫折和伤害，这是我们今天都值得反思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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