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第24章 新的诗风

  杜甫的贡献在七律。

    七律是格律诗的一种，在后世更是常用的一种。

但在初唐和盛唐，诗人们更喜欢的是古体，

比如李白和岑参；

或者五绝和五律，

比如孟浩然和王维。

王昌龄的名作更清一色都是七绝，

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和“一片冰心在玉壶”。

创作七律的也有，却乏善可陈。

    让事情发生变化的，是杜甫。

    杜甫当然是全才。

他的五古如《羌村三首》，

七古如《饮中八仙歌》已于前介绍，

其余则五律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

五绝如“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七绝如“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也全都脍炙人口。

    但真正超越了前人的，还是他的七律。

    比如《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是被称为古今七律之冠的作品，

因为不但完全符合格律，而且做到了极致：

一篇之中，句句皆律；

一句之中，字字皆律，

简直就是既可以学习又无法企及的范本。

    也许，必须稍微讲点这方面的知识。

    跟所有格律诗一样，七律最重要的是平仄。

平，大体上就是现代汉语四声中的阴平和阳平。

仄，则是赏声和去声，再加古代的入声。

所以，某些现在读平声的字比如发、七、出，也是仄，

因为在古代是入声。

    平仄的要求叫粘对。

粘就是相同，

对就是相反。

一般地说，一句当中，第二个字与第四个字，第四个字与第六个字都要平仄相反。

一首诗当中，第一句和第二句要相反，否则叫失对。

第三句和第二句却要相同，否则叫失粘。

以下由此类推。

不过，韵脚的字，平仄是一样的。

句中某些字，也可以马虎，

但平脚的句子不能除韵脚外只有一个平声。

    符合要求，又怎么样呢？

    就会错落有致。

因为字与字，句与句，

都是相反之后又相同，

相同之后又相反，读起来特别好听。

    这是音乐之美。

    平仄之外是对仗，包括名词对名词，

动词对动词，副词对副词，

形容词对形容词。比如杜甫的

“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就是每个字都对上了，可称工对。

    这是文学之美。

    词性要相同，平仄要相反，这当然很难。

但，由于我们这个世界原本充满了矛盾，

对仗的使用便可能因为张力而产生奇效，

比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或者“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至于七律，也有它的优越性：

七言较之五言，八句较之四句，空间更大，余地更多，

可以游刃有余地起承转合，

尽管难度也因此更大。

所以中唐以后，七律便佳作频出，金句迭现。

比方说，

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许浑的“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以及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当然，更多的名句应该还是出自七绝。

比方说，韦应物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韩愈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以及白居易的“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杜牧就更是堪称七绝之王，

他的许多佳作恐怕是必须整首照录的：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这实在让人爱不释手，

更不用说“停车坐爱枫林晚”和“牧童遥指杏花村”了。

    七言和律绝成为主流，已是趋势。

    这当然有原因，有道理。

五绝太短，不能尽兴，长歌又不便于记忆。

包括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那样的名作，

也没有多少人背得下来。

真正流传千古的，

恰恰是那些明白如话让人一见倾心的七绝，

比如杜牧的《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再就是七律了。

七律其实是七绝的叠加，

只不过三四两句和五六两句都必须对仗，

四五两句又平仄相同，

因此读起来回肠荡气，

比如李商隐的《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在这里，看要读如堪。

    无疑，正如杜甫不同于李白，

被称为“小李杜”的杜牧和李商隐也各有千秋。

商隐耐人寻味，杜牧清新可人，

体现出的时代精神却相当一致，

那就是沉稳、多样和内向。

    沉稳是必然的。

安史乱后，人心思治，天下求稳，

受够了动乱的君臣都希望过安生日子。

所以，尽管有藩镇时不时地叛乱，却很快就平息；

尽管朝中派系针尖对麦芒，

也最多只是把对手贬到地老天荒，

赶尽杀绝的事不大发生。

    稳定压倒一切，可谓朝野共识。

    于是，尽管有藩镇割据、宦官乱政和派系斗争，

中唐的统治集团仍然致力于国家管理的有序化，

包括财政收入实行两税法，人才选拔完善科举制。

这两种制度及其深远意义是下面一节要展开讨论的，

但可以肯定，较之初盛唐生龙活虎的开拓进取，

中唐更希望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程式化规范化的七律，便很符合这种心理。

尽管它因为过于工整而难免呆滞，

但严守格律却能保证基本品质，至少读起来抑扬顿挫。

可见平仄和对仗很有意义，

呆滞的缺憾则可以由晚唐五代兴起的“长短句”来弥补。

    何况没有谁只写七律，

即便同为七律也气质不同。

事实上，中晚唐文坛人才之辈出，

个性之鲜明，风格之多样，均远胜于前，

甚至有幽奇诡异

如李贺：

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

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这可真是堪称“鬼才”。

    个性鲜明是因为感情细腻。

的确，如果说初盛唐更关注外部世界，

那么中晚唐便更在意内心感受。

因此，就连边塞诗的调性也不同于高适和岑参，

比如李益：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没错，反映戍边之苦，

批判相关政策的不合理，

历来是边塞诗的主题之一。

高适就说：

少妇城南欲断肠，

征人蓟北空回首。

但，高诗是陈述事实，

表达的是谴责；

李作是描写氛围，

表达的是伤感。

区别是微妙的，也是明显的。

    只不过，这也是时代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