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为什么儒家都喜欢回顾夏商周，是因为看不到希望

原文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

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王阳明又说：“孔子说：‘我还看到史书上有存疑而未记录的地方。’孟子也说：‘如果《尚书》上的记载都完全相信，那还不如不看《尚书》，一部《尚书》，我也不过在《武成》这一篇里取两三卷来研读而已。’孔子删减编辑《尚书》，对尧舜到夏朝四五百年间的事，也不过就挑选几篇，这难道是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记述了吗？但他就只记那么几件事，圣人的用意，应该可以理解了。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可现在的后儒，却又要把它填补回去。”

原文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徐爱问：“圣人作经的目的，是要正人心、去人欲、存天理，所以春秋五霸的事，圣人不希望后人详细了解。这个心意我懂了。但是，对尧舜之事，怎么也记得那么少呢？”

原文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王阳明说：“哎呀！这又是另一回事！那伏羲、黄帝之世，太久远了！事迹已十分模糊，传下来的自然就少。不过，这也可以想象，那是民风淳朴，没有浮夸文饰的风气，这就是上古时代的社会状况，不是后世所能比拟的。”

原文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三坟》，相传是伏羲、神农、黄帝之书。

徐爱打破砂锅问到底：“太古之治那么好，那记载伏羲、神农、黄帝事迹的《三坟》，当年也传下来了呀？孔子为什么把它也删了呢？”

原文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王阳明说：“即使有传下来的，也与世道的变迁有所不合了。社会风气日开，文采日胜，到了周朝末年，要想恢复夏朝、商朝的风俗已经不可能了，更何况回到伏羲、黄帝之世呢？但是，各个时代治国理政的礼法虽有所不同，其道理却是一样的。孔子说他的道统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文武之法，就是尧舜之道。与时俱进，因时设治，所施的教化和政令各有不同。即便把夏商时代的制度放在周朝推行，也已经不合时宜了。所以周公对于大禹、商汤及周文王的制度都有研究，遇到与时代违和的就夜以继日地反复思考。更何况是上古时代的典章制度，怎么还能够施行呢？所以圣人就略去不记了。”

这事《论语》里孔子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杞国，是夏禹的后代。宋国，是商汤的后代。孔子说：“夏朝的礼制我大概能说出来，但杞国的现状不足以为证。商汤的礼制我大概也能说出来，但宋国的现状不足以为证。因为文献遗失，没有了。如果有文献，我还能确认是否准确。”

夏禹商汤之治，孔子都找不到文献了。估计《三坟》也只是传说，不能讲是孔子把它删除的。

孔子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夏商二代的礼制虽然不清楚了，但是周朝的礼制，是从夏商二代传承下来的，又与时俱进，加以损益，蔚然大观，所以孔子推崇周礼！这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由来，这是国家的道统。

原文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先生又说：“只采取无为而治的措施，不能够像大禹、商汤、周文王那样与时俱进，因时致治，非要回归上古时期小国寡民的风俗，那是佛家、道家的学术。如果能因时致治，但不能像大禹、商汤、周文王那样本于大道，而是出于功利的心态来治理，那就是春秋五霸的事业了。后世的儒者讲来讲去，也只是得个霸道而已。”

原文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王阳明又说：“尧舜以前的治理，后世不可能恢复，因此可以略去不记。夏商周三代以后的政治，后世不可能效法，因此也可以删减。唯有三代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治。但是现在那些讨论三代之治的学者，已经不明白三代之治的根本，而只是去钻研那些细枝末节，这样三代之治也不可能恢复了！”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明的样板，领导人的典范，夏禹、商汤、文、武、周公，都是在那时候出现的，周公更是中国文明和礼仪的奠基人，所以孔子也要“梦周公”。那个时候，历史充满活力，也有很多思想的营养，可到了秦朝焚书坑儒之后，就越来越走向禁锢和腐化，一直到清朝也没有什么进步。所以历代知识分子，在现实里都看不到希望，于是只能反反复复说三代之治，托古言今。

原文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徐爱问：“先儒说到‘六经’，认为《春秋》是史书，史书是记事的，恐怕和其他‘五经’题材体例不同吧？”

徐爱问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经史子集”。所谓《四库全书》，就是“经史子集”这四类，是对中国古籍的标准分类。经，是讲义理的；史，是历史；子，是诸子百家；集，是诗词歌赋小说等的文学作品。

“六经”是指《诗经》《尚书》《礼经》《易经》《乐经》《春秋》。

现在我们说“四书五经”，是因为其中《乐经》已失传，所以只剩下“五经”。

不过徐爱这里说的“五经”，不是“四书五经”的“五经”，而是指除了《春秋》之外的《诗》《书》《礼》《乐》《易》这五经。因为《春秋》是史书，所以徐爱认为它似乎不应该列在“经部”，而应该列在“史部”。

徐爱这是钻牛角尖，照他这么说，《诗经》恐怕也不能列在“经部”，而要列到“集部”去了，因为它是一部诗集！

 原文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王阳明回答说：“从记事的角度来说就是史，从论道的角度来说就是经。事就是道，道就是事。所以《春秋》也是经，要说它是史书，其他几本经书也都是史书。《易经》是伏羲时的史书，《尚书》是尧舜以后的史书，《礼经》《乐经》是夏商周三代的史书。同样都是记载那些事，都是为了承载那些道，怎么会有所谓的区别呢？”

《春秋》是经还是史，实际上徐爱之前问老师的问题中已经有了答案，就是在讨论《春秋》和《左传》的时候。既然“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那当然《春秋》是经，《左传》则更接近于史。但在经史子集的分类里面，《左传》也在经部呢！

 原文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王阳明又说：“五经也都是史书。史书的目的是辨明善恶，将经验教训告诉世人。那些可以作为示范的善行，就把它详细地记录，供人效法。那些可以作为教训的劣迹，就记录它的教训，而删去具体的细节，以免人们跟着学坏。”

 原文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徐爱问：“保存善行的具体事迹让后世效法，这是存养天理之当然。删削恶行的细节以防止人模仿，这是为了将人欲遏制在将要萌芽的时候吗？”

 原文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王阳明回答说：“孔子删削编辑六经，当然就是这个用意。但是，你也不必拘泥于具体的某句话。”

王老师已经发觉，徐爱同学太能钻牛角尖了。但是徐爱还要接着钻。

 原文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

徐爱又问：“既然对于作为教训的恶行，要保留教训而删去具体行为细节，以杜绝后世的模仿。那《诗经》里面为什么不把《郑风》《卫风》删除呢？是不是因为先儒说的‘把恶行示众，可以让人引以为戒，不要放荡了散漫放逸的心志’呢？”

“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这句话是朱熹在注解《论语·为政篇》时说的。《论语》的 原文是：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朱熹注解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意思是，诗经里的诗句，好的，可以感发人的善心；坏的，可以让人引以为戒，不要放逸了自己的心志。总之都是要人归于性情之正。

 原文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王阳明说：“我们今天的《诗经》，肯定已经不是孔子定稿的旧本了。孔子说过：‘要远离郑国的音乐，因为郑国音乐太淫糜。’又说：‘我很厌恶郑国的音乐扰乱了雅乐。’‘郑国、卫国的音乐，都是亡国之音。’这是孔子一门的家法。孔子所定的三百篇，都是雅乐，都是可以在祭祖的时候，或者在乡村演奏的。都可以让人心志平和，涵养德性，移风易俗。孔子又怎么会保留郑卫之风在《诗经》里呢？这不是滋长淫糜，倡导奸邪吗？这一定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以前孔子定的版本被烧掉了。世间的宿儒，为了补足三百篇之数而穿凿附会填补进去的。那淫逸之词，民间本来就喜欢传唱，所以街头巷尾都是。朱熹说保留坏的，可以让人引以为戒，只是因此事没法解释清楚，生拉硬扯这么说罢了。”

郑风、卫风有多淫呢？现在来看，也没什么淫，就是些“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之类，讲男女情爱的歌曲。

原文

徐爱跋

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骇愕不定，无入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身”的工夫，“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

右曰仁所录。

徐爱后记

我因为沉浸在程朱理学中的时间太长了，刚开始听闻先生的教导，真的是惊愕不定，茫然没有头绪。后来受先生教导久了，渐渐知道要放在自己身上躬行实践，然后才相信先生的学问，才是真正孔门的嫡传，除此之外，都是旁门左道，断港绝河。比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诸如此类的说法，一开始时都觉得难以领会，但思考得久了，便会有所领悟，不觉手舞足蹈。

以上是徐爱所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