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精制版53】阿米尔·埃舍尔：《极权主义的起源》| 一段永远不会逝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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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51 年

作者：[美] 汉娜·阿伦特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文文稿 

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请到了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阿米尔·埃舍尔教授。他今天和我们分享的书，是德国学者汉娜阿伦特出版于1951年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一，汉娜阿伦特：流亡的犹太知识分子

大家好，我是阿米尔·埃舍尔。我从1998年开始就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现在是比较文学系的系主任。我在以色列出生长大，后来到了德国攻读博士。当时我到德国留学的目的是要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发生？这个问题跟我们要讨论的书很有关系。

虽然二战结束至今已经过去七十五年了，这场战争至今仍然是知识分子反复研究的课题。为了防止我们重蹈覆辙，这些知识分子都在思考纳粹政权在德国崛起的原因。

提到现代哲学，我们一般会把欧洲看作西方哲学的中心；提到现代科学，我们会想到去德国大学深造，去德国学科学，接着成为一个科学家。在德国这个文化水平和素质特别高的地方，为什么会出现纳粹主义这种野蛮的政治思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落后的思维方式？而且，这种思想竟然可以迅速的传播开来，取代其他思维与行为模式，把那些和我们观念不同的人、和我们生活方式不同的人都关进集中营。我们要如何解释这种情况呢？

这一系列问题与作者汉娜阿伦特的个人生活休戚相关。1906年，阿伦特出生于德国汉诺威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位电气工程师，母亲和外祖父家中从事茶叶的进口生意。阿伦特的父母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员。社民党的创立与工人运动有关，是德国当时的一个左翼政党。

阿伦特的父母都参与了当时的政治讨论，但她的父亲在她年幼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她主要是母亲抚养长大的。阿伦特的母亲个性强悍，是个令人钦佩的人。她从小就让天赋异禀的小阿伦特学习古典语言和哲学，引导她阅读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著作，也引导她接触政治，接触社会民主主义。

这个时候，有一位年轻有为的哲学家刚刚到了马尔堡大学展开他的教学生涯。他就是后来写出了《存在与时间》的马丁·海德格尔。随着海德格尔在学界的名望与日俱增，阿伦特也开始注意到他。

这个十七岁的少女来到马尔堡大学听他上课。她爱上了海德格尔，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爱上了彼此。他们的感情轰轰烈烈，但海德格尔当时已经结婚，也有了孩子，不想打破原有的生活。于是两人决定结束这段恋情。阿伦特转至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门下，在其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雅斯贝尔斯当时是海德格尔的好友，承担起了教授阿伦特的职责，帮助她完成学业。阿伦特是一个年轻且富有天分的哲学学生。但是，她毕业之后却没法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在当时，女性是不能担任哲学教授的。

在海德格尔的课上，阿伦特遇到了她的第一任丈夫贡特·斯特恩。他们两人在1929年结婚。结婚以后，阿伦特和丈夫一起在柏林度过了一段日子，阿伦特当时在图书馆工作，为日后她的第一本著作做研究。阿伦特的这本书研究的是犹太的知识分子拉赫尔·瓦伦哈根。就在这段时间，希特勒所领导的纳粹党在德国议会选举中胜出。纳粹政权宣告研究犹太主义属于非法行为，这直接影响了阿伦特的生活。但更糟的还在后面——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不久，阿伦特就被纳粹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关进了监狱。

幸运的是，与她面谈的军官警告她会有性命之忧。于是她决定收拾东西，和母亲一起逃离德国，前往法国巴黎。她希望流亡到巴黎之后，自己的境遇会有所好转。

阿伦特在巴黎的一个移民社区落脚，并努力给犹太难民提供救助。在此期间，阿伦特与第一任丈夫贡特·斯特恩离婚，并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德国诗人海因里希·布吕赫。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阿伦特因为有犹太血统，所以被纳粹政权剥夺了公民身份。随着纳粹德国占领法国，阿伦特决定逃离巴黎，逃离欧洲。她成了一个没有公民权的难民。最终，她跨越了大西洋，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1941年，阿伦特抵达纽约。她成为了一名独立学者。虽然1945年二战结束了，世界从纳粹主义的梦魇中解脱出来，但极权主义的威胁并没有完全消除。于是，阿伦特在1961年的时候出版了她的成名作《极权主义的起源》。

二，极权主义如何崛起？

这本书包含了三个互相关联的部分，从三个角度解释了二战和极权主义的崛起。

首先，她讨论了反犹太主义，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考察这种思维模式出现的原因。她认为犹太人成为了德国想象中最完美的敌人，部分原因是因为犹太人在东欧和西欧所处的悬殊的社会地位。在东欧，犹太人没有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在经济和社会体系中被边缘化，没什么社会地位，也没有发展机遇；他们四处迁徙、生活潦倒。而在西欧国家中，伴随着犹太解放运动的开展，犹太群体在西欧社会中取得了很多成功，在社会、文化和科学领域的成就都遥遥领先。

这两种情况结合起来就让犹太人成了欧洲人完美的仇恨对象：一边是一大群落伍的犹太人从东到西四处游荡，在维也纳、柏林等地的街头逛来逛去，触发了很多欧洲人对他们的反感和厌恶。而另一边则有一部分犹太人变成了耀眼的成功人士，这又引发了欧洲人的忌妒。

阿伦特在书的第一部分讨论了纳粹德国如何利用欧洲人的反犹主义情绪。而书的第二部分则从殖民主义的角度去分析极权的特征。她先说明了种族歧视跟殖民主义的关系，认为当代的极权统治一般都以无止境的扩张领土为目标。

在今天，我们对于殖民主义的论述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阿伦特写这本书的时候，这样的讨论其实并不常见。可以说，阿伦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早聚焦于殖民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综合以上两个部分，阿伦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纳粹德国的野心是要让自己的权力扩展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而现有的民族国家体制不足以支持这样的野心，他们需要先推倒现有体制。而在现有的德国民族国家体制中，成功的犹太群体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是当时国家体制的基石。于是，推翻现有体制的当务之急就是反犹。纳粹政府开始利用普遍存在的反犹情绪，在国民中有组织地展开排挤犹太人的运动。

阿伦特在书的第一、第二部分分别讲了反犹太主义和殖民主义。到了第三部分，她转而探讨极权主义。她对极权主义的检讨是多方面的，不只是针对纳粹德国，也包括对斯大林主义下的苏联极权政府。这部分她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她觉得不能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分开来看，必须把它们看作密切相关的现象，这种现象聚焦于我们现代政治制度的演变，深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

阿伦特特别关注极权主义如何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她的这部分讨论都基于一个基本的假设：那就是现代社会有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区别。

由于现代技术的出现和经济运作方式的变化，我们渐渐失去了私人生活，无法退居于私人空间中。我们每个人再也不是一个个私密的个体。一切都被公之于众，每个角落都被一览无余。这样的后果是，掌控着公共领域的人可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让个体屈从于他们。

尽管阿伦特还没看到智能手机这样的发明，但她已经预见到了这类产品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她很清楚现代社会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小到在我们的私人空间、我们的住所里发生的事情，大到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与别人互动的方式，都会受影响。在书的第三部分中谈到极权主义的时候，阿伦特说，极权主义这种统治形式有着前所未有的侵犯性和残酷性，难以用某个政治理论来解释，它就在我们身边。

群体聚集是极权主义政权的一大威胁。极权主义要想发展，就需要控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一个群体里，人们会聚在一起探讨观点，想办法解决他们这个群体的问题。为了将这种威胁降到最小，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政府会将公共空间彻底取缔。

咖啡馆、公共广场等可供人们聚集的场所消失了，大学受到威胁，恐怖的氛围弥漫在校园里。凡是能让人们自由聚会交谈、说说自己是谁、信仰什么的地方，都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一旦你取缔了这些可供人们聚在一起交流想法、互相辩论、探讨政治等种种话题的地方，一旦人们不敢去咖啡馆、餐厅、图书馆或是公开阅读一本书，只是缩在家里，那么那些当权者就会更容易侵入并占据最后一寸私人空间。

许多极权主义政权都曾采用这种模式来占据私人空间，比如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的法西斯运动都是如此。极权主义政府除了侵占私人空间，还会刻意让人活在惶恐之中。

“在极权的统治下，甚至连恐惧也不再能用作一种如何行事的标准，因为极权政府在迫害某一群人的时候，考虑的并不是个人的行动或思想，而是根据历史进程的客观需要。在极权主义下，恐惧或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普遍；但是，当恐惧引导的行动不再有助于避免人所害怕的危险时，恐惧就失去了它的实际用处。……极权主义的教育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培植信念，而是破坏形成信念的能力。……一个极权政体不再使用恐怖作为威吓手段，它的本质就是恐怖。”

（《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文化，1995，页644。文字经过撰稿人许止峻修改。）

比如当纳粹德国在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他们考虑的并不是每一个犹太人做了些什么。换句话说，无论一个人他平常的行为是好是坏，他都有可能突然成为极权主义政权清洗的对象。阿伦特认为，这种普遍笼罩的恐怖气氛非常可怕，因为它并不给民众提供具体的行为指导方针，并不是说你做了什么、或不做什么就可以避免惩罚。这种气氛逼迫人们放弃思考，放弃对任何信念的培植。

阿伦特想要指出这种恐惧和危险的信号，让读者更了解极权主义崛起的条件。她并不只是在作简单的描述，而是想寻根溯源、从根本上揭示极权主义的本质。因为，在她看来，极权主义并没有随着二战结束而消失。

尽管1945年纳粹德国被打败了，纳粹主义的狂潮似乎消退了，但极权主义的威胁仍然没有消失。实际上，1951年这本书出版时，斯大林还在苏联执政，那儿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恐怖气息。

反犹太主义和殖民主义为极权主义的诞生奠定了社会和政治基础。如果我们不去弄明白反犹太主义的恶毒本质，不去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攻击犹太人的信仰乃至整个群体的情况，我们就无法理解20世纪30、40年代发生在欧洲的事情。但阿伦特在写这本书时，不仅仅在叙述历史，更是在弄明白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些危机。实际上，即使我们现在读这本书，我们还是会觉得她在书里提到的很多问题，放在今天仍然适用。

三，历史发展的一点希望

因为阿伦特不论在历史领域，还是政治学领域，都没有受过学院的训练，所以有一些人并不认可这部著作。同时，有的人因为阿伦特没有在大学里担任教职，所以特别轻视她的说法

不过，总的来说，这部巨著最终还是得到了知识分子和学者们的肯定。因为这本书的出版，阿伦特开始被邀请去做讲座、参加会议，后来又被几个学校邀请去讲学或聘为客座教授。这个活泼、头脑敏锐的知识分子很快成为美国知识界的重要人物。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把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恶行的定性为“极端的恶”。所谓“极端的恶”，意思是说我们无法用熟知的动机来解释希德勒作恶的原因。她一直很想更深入的思考“人为什么作恶”。到了1963年，她写下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书中从纳粹中校奥托·阿道夫·艾希曼在受审时作的证词出发，解释了执行纳粹政策的普通德国人，比如艾希曼，并不是天生的“邪恶”之人，他们没有黑暗、嗜血的内心。相反，他们只是普通人。但极权主义政权会让原本正常的好人也做出可怕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成为了他们的任务。阿伦特把这情况称呼为“平庸之恶”。

有人以为，阿伦特的这个观点似乎是要为纳粹德军的罪行开脱。因此她的说法惹起了争议。这本关于艾希曼的书让她的声望和影响力有所下降。随着1975年阿伦特去世，这几十年里人们很少读阿伦特的书，只有知识界的少数人在读她。人们对她的讨论和关注都不多。

但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还有911事件之后，人们又重新燃起了对阿伦特的兴趣。我们往往会回溯到《极权主义的起源》，把它看作阿伦特的主要成就。人们觉得阿伦特可以在我们思考当下时代环境时，为我们提供很重要的基础。当然这并不是说她的分析全部都对。但如今，当思考一些事情的时候，阿伦特提出的问题和她提供的视角仍然能派上用场。比如最近白俄罗斯的选举。有人认为这就是一个专制者以一系列谎言来让自己继续掌权。

借用福克纳的话来说，书中写的并非过往烟云，而是“一段永远不会逝去的历史”。实际上，这段历史从来没有逝去。

《极权主义的起源》告诉我们，极权主义的阴云会永远笼罩着我们。德国纳粹时期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时期是极权主义最严重的的时候。但极权主义从未消失，也不会消失。它的阴影会一直存在于世。

从很多方面看，这本书都很让人沮丧，因为它揭示了人类有能力做出极为残忍的行动。这本书就像我们的一面镜子。有的人在快要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会感觉非常绝望。他们可能会反问自己有没有办法改变这种情况。阿伦特也明白这一点。她在全书的结尾写了一段话，这也常常是我教阿伦特的作品时最先提到的一段话。她是这么说的：

“作为预言，这一类思考没有什么效用，也很少给人安慰。……但是，这世界上仍然有一种真理，历史的每一次终结必然包含着一个新的开端；这种开端就是一种希望，是终结所能够产生的惟一的启示。在这个开端发生时，人有能力塑造它的面貌；从政治角度来说，开端就是人的自由。奥古斯丁说：‘创造了人，一个开端形成。’这个开端由每一次新生来保证；这个开端确实就是每一个人。”

（《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文化，1995，页657。文字经过撰稿人许止峻修改。）

阿伦特希望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只是受制于历史。她希望我们明白，我们有责任在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每当我们觉得历史携着巨大的能量要将我们击垮时，就应该停下来提醒自己，我们其实有能力、且有责任去参与塑造历史。

历史带给了我们经验与教训。通过了解过去的成功和失败，我们可以设想并构建一个更光明的未来。阿伦特揭示了：一个可怕的情况如何在合适的条件下孕育而生，但她同时让我们更警惕，明白自己有可能让社会朝着更正面的方向发展。

本期教授推荐书单：

埃舍尔教授推荐了阿伦特的三部著作。第一本是她的《论革命》。在这部著作中，阿伦特深入分析了美国和法国大革命两场十八世纪的政治运动，比较两者的诉求、革命的发展过程与变化。

另外，埃舍尔教授也推荐大家翻阅阿伦特的《论暴力》。这篇文章分析了“暴力”与“权威”等概念的不同之处，并反思人们可以透过“暴力”来得到什么，以及“暴力”所带来的威胁。

第三本是阿伦特的《人的状况》。《人的状况》是埃舍尔教授偏爱的作品，其中她强调人只有在这个世界中积极的行动，并与他人分享这个世界，才能使自己获得意义。

本期节目由喜马拉雅制作播出。本节目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许止峻撰稿、编译。英文版由Zachry Davis, Galen Beebe 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