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反对改革,固然是一种本能反应。但更主要的是,改革伤害到他们本身。像预算制度,使国家开支减少百分之四十,则这百分之四十所豢养的官员,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贪污,自然愤怒。像“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农急时放高利贷,才能合法的兼并贫农土地,现在政府用低利放出贷款,阻塞了他们的兼并之路,自然愤怒。像“免役法”,过去实行“差役法”时,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劳役,筑城筑路以及地方供应任何劳役,征调民夫时,全部由平民承当。现在把这种他们一向轻视的劳动加到身上,使他们与平民相等,自然更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傻到明目张胆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呐喊,但他们却可以为维护“祖宗法度”而呐喊。不过,在情急的时候,也会忍不住露出嘴脸。有一天,当赵顼告诉文彦博,人民都欢迎改革时,文彦博反问:“陛下,你是用士大夫统治国家?还是由小民统治国家?”赵顼顿时不能回答。
到了最后,旧党更渗透到皇宫之中,使赵顼的老娘高太后也站在他们一边,不断向儿子警告:新法祸国害民,祖宗法度不可轻改。事实上新法本身也碰到了无可挽救的困难:一是,本世纪(十一)七十年代恰巧发生一连串旱灾,在旧党策划下,开封安上门管理员(监安上门)郑侠把饥民流亡情形,绘成图画,呈送给赵顼和他母亲高太后,宣称这就是变法改革的结果,如果不马上停止变法改革,旱灾还要扩大,饥民还要增多。另一是,王安石没有力量把反对新法的旧党逐出政府,更不要说全部清除。他得不到公孙鞅所得到的坚强支持,皇帝赵顼无法跳出宋王朝立国的传统,他只能把旧党贬出中央,贬到地方上担任地方政府首长,不能把旧党全部贬为平民。问题就发生在这上面,因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执行。于是呈现出一种只有卡通影片上才有的奇异场面,即由一批反对新法的人,负责执行新法。不可避免的,他们用种种方法加以破坏,故意迫使农民痛恨新法,以证实新法的罪恶。
1076年,王安石终于下台,他只当了六年宰相。他辞职后,由他的助手吕惠卿继续主政,然而不久被攻击去职,只靠皇帝赵顼一人坚持下去。八十年代1085年,赵顼去世,十岁的儿子赵煦(宋哲宗)即位,祖母高太皇太后临朝执政。她立即召回被贬到洛阳的旧党领袖司马光担任宰相。刹那间,变法停止,改革停止,所有的新法新制度,全部撤销,一切恢复原状,即韩琦所欢呼的原状。
司马光是当时知名度极高的士大夫,除了“濮议”使他出名外,他所主编的《资治通鉴》——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一部很详细的中国政治编年史,一直到二十世纪,这部大约六百万字的巨著,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在这部巨著中,司马光要求国家领导人,必须有伟大的胸襟,以采纳不悦耳的意见。他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国家领导人,他必如此,因为这是正确而荣誉的道路。可是,当他一旦接触到实际大权,他做不到他所要求别人的。权力像试金石,立刻使他暴露出刚愎自用的性格。当他决心撤销纵是旧党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的改革“免役法”时,苏轼再三力争不可,司马光大怒,苏轼说:“从前常听你称赞某人犯颜直谏,某人据理力争。今天你刚当宰相,就不准别人开口。”另一位大臣范纯仁(他后来也当宰相),也认为“免役法”已获得一致拥护、只不过少数权势人家不便,万不可改。司马光立刻翻脸,范纯仁说;“你如此声色俱厉,不过堵人的嘴,使人不敢开口罢了。凡事应虚心地听听大家意见,不必一定谋从己出。”但这一切不足以动摇司马光走回头路的决心。
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奶酪,他们是最大的阻碍。
司马光是历史上著名的伪君子![](http://s1.xmcdn.com/css/img/face/d_numa.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