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导读】《红高粱家族》：莫言故事里的世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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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继续品味《红高粱家族》。

在当代中国文坛，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是极为特别的一朵“奇葩”。以战乱为背景的故事里弥漫着不加掩饰的情欲和本能，散发着来自村野、属于大地的泥土的味道，不被传统道德纲常制约的行为、与村规乡俗唱对台戏，故事曲折而扣人心弦；农民、乡绅、土豪、土匪、官府、官员勾连与纠葛盘感错节，只让读者感叹万千又拍案叫绝。这部小说在业界曾收到这样一段评语——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发展史上，《红高粱家族》的出现具有审美转型的深刻意义。作者用“虚构叙事”取代“亲历在场”，用“酒色财气”颠覆“英雄崇拜”，用“灵魂救赎”挑战“旧梦新知”，并以强烈的艺术理性精神，宣告了革命英雄传奇神话的历史终结。通过这本书，莫言把他的“‘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

说到这里，让我们再次把关注点转回到《红高粱》的文本价值上。小说的核心人物是我奶奶戴凤莲和我爷爷余占鳌，他们的故事是那个时代中国乡村百姓命运的一个缩影，说得浪漫一点，是一首吟唱在齐鲁大地的交响诗。如果说《红高粱》是一辆晃动前行的马车，它的一个轮子是我爷爷率领的武装队伍对侵略者的反抗，另一个轮子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用爱情和激情对父权、对传统伦理的反抗，这两个轮子引导着读者的目光齐步滚入高粱满目的高密东北乡，引入作者在寻根创作时的精心安排和巧妙布局。小说里的人物没有一个属于一般认知中固有的高大全的形象，他们的造反是自发、混乱、不讲规矩不受约束的。他们为生存的抗争上升不到拯救国家和民众前途的高度。因此，小说里没有单一的纯粹的正面或反面形象，多面立体，美丑兼具，是《红高粱》立足和被认可的人性价值、文学意义所在。

比如“我爷爷”，被虚构出两个叠加的身份：“土匪”和“抗日英雄”，亦匪亦侠，前者野性的血性和后者粗野的光芒融为一体，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虚构的情节被视为真实的故事。在小说中，作者花费很多笔墨，展现了战争环境下一幅幅尸横遍野、血肉横飞的血淋淋的画面。交织的血肉与红似鲜血的红高粱，一并诉说着血红世界的不堪与不屈。正如网络上流传的一句话：莫言以狂欢式的语言、天马行空式的笔触，塑造了一个在伦理道德边缘的红高粱世界，一种土匪式英雄，他们做尽坏事但也报效国家，他们缱绻相爱、英勇搏杀，充满着既离经叛道又拥有无限生气的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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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介绍了《红高粱家族》的内容情节本身的价值，但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红高粱家族》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是许多听众同样关心的问题。

因此，我们不妨先以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编剧麦家初读和重读《红高粱家族》的比较体验为例，借麦家老师的双眼，来看看这部作品到底有怎样的魅力。

2012年，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前，麦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莫言是活着的中国作家中最有才华、对当代文学贡献最大的。中国人一向在乎外国人认可，如果谁被诺奖认可，对中国文学是幸事，至少可激发更多人关注文学”。随后， 麦家所写的“一次冰凉的相遇”被认为是《红高粱家族》问世25年来评价最精准的文章之一。

麦家把一部作品的阅读当做一次漂流，每一个变化的评判背后，隐藏着一个时代的影子，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在这一阶段的困惑、探索与痛苦。他说，1986年，我们刚开始接触拉美文学，家族叙事和魔幻主义成为我们心中文学创新的样板；“人的解放”，成为我们这代人新的价值观，莫言的《红高粱》在这些方面满足了一个时代的阅读期待：那就是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莫言以家族回忆的方式替代了民族、国家这些宏大的词汇，被称之为“新历史主义”的开山之作和代表之作。

说到《红高粱》的写作方式，莫言曾说过要抵达“历史的某种真实”，在麦家看来，不仅仅如此，还有历史为什么竟会以这样的方式讲述。

对父辈情史的窥探欲，对物质财富隐秘的抢夺欲，这是人间常情。对此，麦家站在致敬的角度说，在中国的伦理框架下，并没有多少作家愿意或者说有勇气探究这些秘密，《红高粱》称得上难得了。作为与莫言同行的知名小说家，麦家用四个“最”字表达了对莫言《红高粱家族》的最高评价：回想一下当年电影院里令人激动的那些场景，我们就会知道，这样充满荷尔蒙和情欲的叙事绝非偶然。最蓬勃的生命力，最理直气壮的情欲，最张扬的色彩，最狂欢的表达，在观众和影片细节所达成的每一次交流的默契里，已经暗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来临。那些并非历史的场景，而是一个时代心态的真实摹写。

麦家说：我惊讶地发现，二十多年后重读《红高粱家族》，是一次冰凉的相遇，它远没有我记忆中的那么焦躁和炽热。它是幽深的，迷茫的，甚至是忧郁和诗意的。它同时具有文和野的两个方面，或者说，它的蛮力与激情之后，隐藏着对于战争、死亡与人性的诗意表达。只是这一面，在文学史和批评史的叙事里被轻轻抹去了。莫言在回忆《红高粱》的创作动因时曾说，他想写战争中的人和人性，把战争当成“人类灵魂的实验室”。但时代的局限和批评的有限，让莫言到此为止，甚至拐弯转向，所以我们没有看到第二部《红高粱家族》。回到麦家的阅读话语，他说，莫言不可思议地找到了自己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他的既肉感又灵性、既粗粝又细腻、既炽热又苍凉、既蛮野又优美的“狂欢化”文体，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疆域和记忆。由它可以梳理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发展脉络，追问我们从何处来，还可以向何处去。

当然，一百个人读《红高粱家族》，就有一百个不尽相同的评论观点。这恰恰证明这部小说的成功。评论界和公众有一种声音说，想读懂和理解莫言的这部小说并不容易。因此，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走进这部经典：

首先，每个作家的作品都与他自身的经历密不可分。可以花点时间多看莫言接受媒体访谈的内容，尤其听听他在视频里的原声观点，看看他关于写作的感悟，多读他的一些早期中期发表的中篇小说和新创作的超短小说；看看诸如山东高密的地方史料，读一些抗战资料，会帮助我们读懂《红高粱家族》。

其次，去尽量了解莫言独特的叙事方式——这是他小说的最大特点。在一本出版于2003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里，对《红高粱家族》的叙事有过这样的描述：将叙述视角定位在第一人称“我”的位置上，以“我”的口吻叙述祖父母和父亲的抗战经历，在叙述中，叙事人又突破了第一人称的限制，讲述了解放后出生的“我”根本无法亲历的故事。作者实际上是将叙述岔入了父亲的视角，或者干脆甩开第一人称视野，在第三人称叙述里展开叙述。这一特殊的叙述方式，使整个作品看上去是“我”在叙述自己家族的故事，给人很强的真实感和亲切感，又获得了第三人称叙述呈现的开阔的视野。

第三，关注莫言作品的艺术手法和表现力。《红高粱家族》浓墨重彩地渲染了人的原始生命力，歌颂了红高粱一样充满血性与反叛意识的民族精神。小说里处处洋溢着莫言丰富饱满的想象力和感知力，他用汪洋恣肆的笔全力张扬中华民族的旺盛生命力，而“红高粱”本身是一个整体象征意味，有巨大的阐述空间，既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食粮，又是他们繁衍生息的现实空间。它热烈、强悍、茁壮顽强的生命力，象征着刚毅不屈坚忍牺牲的复仇精神。高粱地里的野合、伏击，演出的是一幕幕的英雄活剧。借用红高粱象征伟大的民族血脉和灵魂，是昂扬生命的化身。

最后一点，莫言的小说很重视写人、研究人，把人写精写深写透。《红高粱家族》里的每个人物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各自的特点和故事汇成了“人学”的文学范本。我国文艺学大师、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钱谷融老师曾说过：如果把“文学就是人学”当做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那么，理论家离开了这把钥匙，就无法解释文艺上的一系列的现象;创作家忘记了这把钥匙，就写不出激动人心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来。莫言正是用这把钥匙打开了他编织的“红色”世界，把读者引入了火红的高粱王国。一群以高粱为生活命根、缺憾多多的鲜活人物以原始生命的多彩活力支撑起《红高粱家族》的脊梁，生动诠释了“文学是人学”的真谛。因此，《红高粱家族》是“文学是人学”精髓的一个实践样本。

《红高粱家族》里其他四部则同《红高粱》一起，在整体上完成了一种叙事构想。五个故事一起缀连起一部回肠荡气的“家族史”。满足了读者对于家族人物命运的想象和延续性。从《红高粱》到《红高粱家族》的系列故事，也为莫言后来持续创作多部长篇小说奠定了创作基础。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文学世界里的一小部分版图，也是他后续长篇创作的重要起点。让我们伴随着喜马拉雅之声，一同走进莫言的红高粱世界。

策划：喜马拉雅
撰稿：东方亮
播讲：洪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