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白话文】致诸弟：一心以国事为主无有私念

导言 

这封信是咸丰元年曾国藩从北京家中写给他的几个弟弟的。道光三十年，也就是1850年，道光皇帝旻（mín）宁驾崩，也就是在这一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道光皇帝的儿子奕（yì）詝（zhǔ）即位，第二年改年号咸丰，他就是我们熟悉的咸丰皇帝。咸丰皇帝从父亲手中接过的大清帝国已经是千疮百孔，危机四伏。此时已经是礼部侍郎，朝廷大员的曾国藩有感于国家的问题重重，慷慨激昂的向新皇帝上书，直言皇帝的问题，言辞十分尖锐，据说当时气得咸丰皇帝直接把这奏折扔到地上，几天后才平复心情，接受曾国藩的建议。这封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的。

文言文 

澄候、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

　　四月三号寄出第五封家信之后，信差很久都没有再来，所以这一月多都没有再寄家书回去，五月十二号那天信差过来，接到家里来的第四号信，是四月一号寄出的，信中所说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九弟的病完全恢复，这是最可喜的事。京城家里一切平安。我的癣病也基本康复，比去年六月份的时候还好，基本已经没有什么症状了。去年六月康复的情况已经是近五年来最好的了，今年比去年还要好，也可能从今年开始，我的癣病就逐渐消退了，不会再出现复发恶化的状况了。皮肤毛发上的病啊，说起来也没什么值得担心的，时间久了才发现这话确实不错！

　　四月十四号的考差是以《孟子》中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为题的。经文试题则是以出自《尚书》的“必有忍，乃其有济”命题的。诗文题则是要求以“濂溪乐处”为题作诗，诗中要有“焉”字。

　　二十六号那天，我又向皇上进呈了一道奏疏，我恭敬的提出皇帝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来预防当下可能出现的弊端。奏折里的话说得慷慨激昂，过于激动，但是皇帝的胸怀像大海，我所说的他都能包容，这种度量岂是汉代、唐代之后其他君主可以比得了的？我觉得吧，我接受了皇上的大恩，才做到二品官，官做到这个份上，已经不能说不尊贵了，而且家里的三代人都享受到了“诰封”官职的荣誉，儿子又因为得到我的荫庇而做了六品官，不能说不是天大的荣耀啊！如果这个时候再不好好的向皇帝尽忠，有问题就直说的话，要还等什么时候为治理国家献计献策呢？皇上如此卓著的品德，完全是出于天然，整个朝堂上的大臣，因此都不敢对皇上有只言片语的意见。我担心长此以往下去，皇上会因为一丝骄傲自大的念头，而发展成为讨厌建议、喜欢赞美的昏君，如果事情变成那种状态，做臣子的都难辞其咎。因此我趁着新皇帝登基展开新政的时机，就把这骄傲自大产生的原因说清楚，让皇上能够天天认真工作，自我警醒，而杜绝骄傲自大的可能出现。这就是我向皇上进奏最根本的出发点。

　　现如今人才减少，都是因为在小事上十分谨慎，在大事上又过于疏忽，每个人都习惯了官场圆滑世故，对上级唯唯诺诺，曲意逢迎的风气。我希望我的这封奏折能够稍微改变一些现在的不良风气。奏折刚呈上去的时候，我害怕可能会触犯天威，惹得皇上不高兴，但我上奏的时候已经把我个人的得失祸福置之度外。没想到皇上包容了我的冒犯，保全了我的性命。从今以后，我一定把身家性命、个人安危都放到一边，加倍的尽忠报国。

　　在这封奏折之后，我上的奏折虽然很多，但都没有像这封奏折一样言辞激烈。既然这么言辞激烈的奏折，皇上都能够包容海涵，那以后的奏折肯定也不至于冒犯天威了，弟弟们可以把这个情况详细的汇报给父亲大人，让他不要担心。我不会因为奏折里的话说得不慎重，而惹得皇上发火，降罪于我。父亲每次写信，都教育我要尽忠报国，不要挂念家里。我毕恭毕敬、仔细的体会、学习了父亲的教诲，所以立志要作大公无私的人，时时挂念国事而把家事抛之脑后。我打算之后往家里寄几百两银子，偿还家里之前欠的债，之后就一心投入到国家大事中去，至于说升大官，得好差使的念头，我丝毫都不放在心上。所以昨儿，五月初七号的京城官员选派考试，我就没有参加。

　　不过话说回来，侍郎官有没有差使做，本来就和是否参加“考差”考试没什么太大的联系。去年己酉科，侍郎官因为参加“考差”考试而得到差使的有三个人，他们是：瑞常、花沙纳、张芾（fú），没有参加“考差”而得到差使的也是三个人，他们是：灵桂、福济、王广荫。今年侍郎因为参加“考差”而得到差使的有五个人，不参加考试而得到差使的有三个人。那天的主要的考题是以“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为中心写一篇论文，诗文的题目是以“楼观沧海口”为背景写诗，诗中需要用到“涛”字。五月初一日那天，公布了外派云南、贵州的官员名单，十二号公布了外派广东、广西、福建三省的官员名单，名字都登在《京报》上了，我就不在信中另外抄录了。袁漱六“考差”的成绩不错，他自己十分得意，诗也做得很公正，可以说是恰到好处了，想必可以得到一个好差使，缓解他长期经济窘迫的状况。

　　朱石翘刚刚当上我们湘乡的地方官，公务处理得不错，这自然是我们家乡的福气了，我下次也应该写封信给他。刘霞仙参加县里考试，考了第一名。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新县长能够慧眼识珠，选拔出真正的人才。刘继振既然是水口的近邻，又送钱到我们家请求赐予他家人封典，从道义上来说，这事没法推辞，但他在道光三十年四月的时候曾参加过训导官选拔，这发生在正月二十六日皇上降恩封赠的诏谕之后，不知道现在赐予他封典合不合规矩？我会再次向吏部去查明咨询这事。如果现在确实没法办成这事，那等明年四月“升袝（fǔ）”典礼，颁布降恩诏书的时候，还可以提出申请。如果皇上降恩赐予封典的时候，赐予封典的范围不包括地方官绅，那就应该把收的人家的钱都给退回去。家里最近要派人详细的把这些情况告诉刘家，告诉他们说目前不能帮忙申请，要等到明年六月才有准确的回信。

　　四弟从河南、汉口寄过来的信，都已经接到了，没想到回家的路竟然难走到这种程度。从汉口往南，想必应该是一路福星高照，顺顺利利的了。刘午峰、张星垣、陈谷堂的银子都可以收下，齐、陈的钱尤其应该收下，如果不接受反而显得有点不够意思了。我交朋友的道理是：与其泛泛的广交朋友，不如深交几个挚友。弟弟们如果也能够做到这样，我会十分欣慰。

　　西垣四月二十九日到的京城，住在我家里。他大概八月份就可以离开京城回去了，这次所寄信的底稿，不妨抄送几份寄到欧阳家、汪家，让他们也看一看，让他们知道我当上大官之后，羞愧不安，急切想尽忠报国，不敢在皇上面前唯唯诺诺，阿谀奉承的心情。说实话我真怕哪一点做不好，玷污了宗族的名声，辜负祖宗们的期望啊！别的就不多说了。

　　哥哥曾国藩亲笔

　　咸丰元年五月十四号

解读 

　　杰出的人必然都有特立独行，出类拔萃的地方。曾国藩的不凡之处在于他做人持之以恒，坚忍不拔，为官则“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忠心耿耿而且敢于说真话，这种品格是曾国藩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没的重要原因。所谓“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这两句话形容此时的曾国藩再合适不过了。他讨厌官场上圆滑世故，对上级唯唯诺诺，曲意逢迎的风气。冒着皇帝可能会发火，砍头掉脑袋的风险，向皇帝上奏，尖锐的指出了皇帝在用人做事上存在的问题。这种精神值得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