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帝国立国精神——苟且偷安
任何新兴的政权,初起的时候,都会有一段时间具有相当强大战斗力。只宋帝国不然,它一开始就高度疲惫。同样是中国人,在唐王朝黄金时代,生龙活虎一样使山河动摇。可是一进入宋王朝,却成了病夫,不堪一击。
赵匡胤是后周皇帝郭荣(柴荣)的亲信,被认为绝对不会叛变的将领,然而他终于叛变。他自己的故事使他警觉到部下的所谓忠心,并不可靠。要想根绝叛变,不能单纯的寄托在部下的忠心上,唯一的办法是不要为别人累积叛变的资本。所以他定下原则:不让大臣有权,万不得已时,也不让大臣有权过久。假如有权的人所掌握的权都只是暂时性的,就无法做大规模行动。这可从下列的宋王朝中央政府组织形态上,观察出来:
这个表只列出中枢三个机构,另外“尚书省”、“门下省”、“九寺”,跟唐政府组织一样,仍然存在,不过都属于辅枢,地位并不重要。中枢三机构并不总隶于宰相,而是分隶于皇帝。宰相只在理论上统摄全局,但除非奉有特别命令,否则他不能过问枢密院(军事)或三司使司(财政)的事。这是预防政治领袖跟军事领袖或财政领袖结合的重要措施。
不但如此,政府各单位首长,跟他所主持的单位又完全不发生关连。像中书令,名义上是中书省的首长,事实上中书令只是一个高级官衔,他只能在自己家里享受这个荣誉,不能去中书省行使他的首长职权。去中书省行使首长职权的人,即中书省的实际首长,则由尚书省副首长(右仆射)(尚书省首长尚书令,同样也不能行使他的首长职权),兼任中书省副首长(侍郎),然后再代理中书省首长(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省事)。这太复杂了,我们姑且用现代机构,作一比喻。犹如教育部长并不能过问教育部的事,而由商业部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此一兼任的副部长,再代理教育部部长,才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长。
地方政府的情况,完全相同,各州不设正式州长(刺史·州牧),所有州长都是临时性的,称之为“知州事”或“判某州”,他们的本职都在中央,州长不过暂时兼任或暂时代理。即令他不是中央官员,有时也故意加上中央官员的官衔,表示地方职务只是暂兼暂代,随时都会被调走。
于是,宋政府所有机关和所有官员,好像是七拼八凑走江湖的杂耍戏团,只求今天的演出能够糊口,便心满意足。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想到百年大计和长远谋略,而赵匡胤所希望的,恰恰也正是如此。
军事上主要目的在使将领们永远没有军权。枢密院即现代的国防部,它的首长限定由文职人员担任,并且更进一步,连战术单位的部队首长,也改由文职人员担任,军队的战斗力,遂被伤害。
宋帝国的武装部队分为两种:一种是称为“禁军”的国防军,一种是称为“厢军”的地方团队。地方团队全是老弱残兵,分散各地,维持地方治安。国防军则是精锐,全部集中在首都开封。遇到战争,即由中央临时委派一位文职人员担任统帅(甚至由宦官担任统帅,却很少由将领担任统帅),率领出征。而负责实际作战的将领,也出于临时委派,他们虽然是职业军人,但对所统率的部众,却一无所知。战争结束时,统帅把军权交出,将领则调往别的单位,士兵返回营区。这样的好处是,统帅跟将领不熟悉,将领跟士兵不熟悉,绝对不会发生陈桥式兵变。不过正因为如此,再多的部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但不能担当大的攻击,连承受大的打击都困难。文官担任统帅,尤其是致命的有害制度。像澶渊之盟那一年,天雄战区(河北大名)司令官王钦若(当时官衔“参知政事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河北转运使”,即“副宰相兼天雄战区司令官兼总指挥兼河北省省长”),看到辽军从城下经过,吓得尿水直流,唯有烧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在这种情形之下,士气是如何形态。
宋帝国的立国精神是:抱残守缺,苟且偷安,过一日算一日,将就一天算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