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情愿活着在烂泥里摇尾巴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们接着讲楚国的这两位大臣去请庄子的故事。

    这两位楚国大臣见着庄子的时候，庄子正在濮水边钓鱼。顺便说一下，濮水在现在的河南濮阳一带，齐国的首都在淄博，淄博离濮水也不远，看得出来庄子肯定是去过齐国的。不过，从楚国来齐国路途遥远，这两位大臣也可算是千里迢迢了。可是庄子拿着鱼竿头也不回，慢条斯理地对这两位楚国的大臣说起了故事：“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已有三千年了，君王用锦缎包好放在竹匣   中珍藏在宗庙的堂上。这只神龟，它是宁愿死去留下骨头让人们珍藏呢，还是情愿活着在烂泥里摇尾巴呢？”两个大臣说：“当然情愿活着在烂泥里摇尾巴了！”庄子说：“你们请回吧！我也要在烂泥里摇尾巴。”楚国当时也是强国，楚威王给出的条件也是够优厚的，可是仍旧请不动庄子。这些事迹很清楚地揭示了庄子这个人的性格，他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对于人生，对于这个世界，他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与生活准则。

梁惠王、齐宣王在位年代的上下限，是公元前 369 年至前 301 年，这大概就是庄子活动的主要时间段。这个时间段的战国，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春秋跟战国的时间界限，历史上有好几种说法。春秋大概有295年，战国有260多年。总而言之，春秋战国550年历史，基本上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过的。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一段时期了。春秋离庄子比较远，我们就不讲了。战国乱到什么程度呢？先来讲下社会政治方面的乱象。

在周初的时候，周天子把先古圣王后裔、王族、功臣和贵族分到各个地方当诸侯。这些被分封的人，大部分都跟周天子有血缘关系。荀子就说：“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这些诸侯大大小小据说有一百四十多个，他们有了自己的人民与土地，就慢慢地开始做大起来。在三百年的时间里，大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打打杀杀，非常混乱。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最后到战国的时候只剩下实力最强悍的二十个大诸侯。这二十个大诸侯在战国继续打打杀杀，当中有七个是最厉害的，历史上管这七个大诸侯叫“战国七雄”，就是实力最强大，也最会打战的七个国家。它们分别是西边的秦国，南边的楚国，东北边的燕国，东边的齐国，还有处在当中的就是把晋国分家了的韩、赵、魏三国。按照地理位置来说，处在七国中间这条线上的三个国家是最重要的，就是西边的秦国，中间的魏国跟东边的齐国。在多年的拉锯战中，后来逐渐形成了齐国和秦国东西对峙   的局面。其他五个国家都是摇摇摆摆，哪一个国家实力强就往哪一个国家靠。当中出现的连横和合纵战术，就是这些国家为了自保而摇摆不停的一种站队表现。战国260来年，大小战争230次，打起来，双方动辄出动几万至几十万人。总之，打打杀杀，分分合合，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战国时期的这些乱象，司马迁的《史记》和汉代刘向的《战国策》都有记录下来。

  在这个混乱的战局中，这七个国家都害怕早上一醒来，自己的国家就不存在了。既然大家都不想被别人吞并，那就只能发愤图强，武装强大自己。所以，他们就想到要变革。变革，需要人才啊!不知你还记得没有，孟子去见梁惠王的时候，正是梁惠王人生当中最低谷的一段时间，因为他刚刚在东边被齐国打败了，西边被秦国打败了，南边又受到楚国的欺负。所以他一见到孟子，也不管自己的身份，就劈头直接来了一句，孟先生您这么大老远来看我，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可见他当时心情非常着急。梁惠王的这番着急，应该是战国各个国家君王共同的心态。他们求贤若渴，都想武装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

于是，为了第二天醒来还能如意地坐在餐桌边吃饭，列国间一系列的变法改革大幕也随之拉开。最早实行改革的是魏国的魏文侯，也就是梁惠王的爷爷（魏国就是梁国）。在众多被招揽的人才当中，李悝   与吴起最为著名。第一个率先立起变革大旗，这是需要胆量与魄力的。可见，当时的魏国很前卫，也很自信、很强大。至于后来为什么慢慢衰落了，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一方面与梁惠王自身有关，一方面也与其他国家通过变革强大起来有关。为什么说与梁惠王自身有关呢，除了他的好战个性之外，最为重要的是他把一个历史关键人物——商鞅放走了。商鞅是何许人啊，他原来是梁国相府上的一个门客，后来逃到了秦国。商鞅为什么要逃到秦国去？梁国的宰相公孙痤   死之前，向梁惠王推荐过商鞅。梁惠王不听，商鞅觉得再呆在梁国会有生命危险，就连夜逃到了秦国，在那里搞了一个商鞅变法。他帮助秦国强大起来后，反过头来攻打魏国，就出现了上面谈到的，梁惠王向孟子诉苦刚刚被秦国打败的情况。

那个在梁国的吴起后来投奔到了楚国，帮助楚悼   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战国时期这几个大国的变革似乎都与梁国有关。接下来，燕昭王时期乐毅改革、韩昭侯时期申不害变法、齐威王时期邹忌改革等等就相继而来。

社会政治领域这么混乱，也可以说这么自由，这么活泼，这么有生气，学术思想界又是什么情况呢？每个国家都在变法图强，也都在寻找人才。那些登上历史舞台，被君王看中的读书人毕竟只是少数，一方面是运气，一方面也是实力。中国这么大，人才很多，不可能只有一个李悝、吴起与商鞅，那些没有被重用的其他读书人怎么办呢？他们也是有理想与抱负的。既然“命运”如此不可违，没有被君王看中，那就只能积极奋发而为，另起炉灶。于是，他们主动出击，有的闭门写书，有的不计劳苦游说天下，发表自己的政治理想。当时虽然有很多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的人到那个国家去，那个国家的人到这个国家来，走来走去很方便，很自由，很随意的。象孟子那样自由地周游于列国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所以这些读书人在家里写书，怎么写，写些什么，没有人去管；这个人去了哪个国家，说了什么，怎么说，也没有人去管。总之，那个时候思想很自由、很丰富，大家各抒己见，都可以发表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一套看法，对做人的一套看法，对政治的一套看法，对伦理的一套看法等等很多很多。

战国时期的这番诸子百家现象，主要是当时宽松的时代背景与自由的学术氛围造成的。有意思的是，两千年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高产文化大家现象，也与那时候的情况很相似。大家知道二三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社会正在转型，社会也很乱。不但军阀混战，而且还有外族入侵。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北大、清华的教授们逃到云南去，在云南组建的西南联大就聚集了一大批高人。我们现在一谈起文史哲，都会想到二三十年代的这些大学问家，像朱自清、胡适、刘文典、闻一多、王力、陈寅恪、钱钟书、朱光潜、傅斯年、钱穆、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等等大家都是那个时代的人。那个刘文典还是研究庄子的大专家。有一次，在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时，他看见自己最不喜欢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逃跑。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就是这么地拽，这么地可爱，这么地有情趣！

其实，两千年前战国时期的齐国，搭建的那个平台，也非常地自由，非常地有趣。欲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