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精制版49】狄德蕾·林奇：《弗兰肯斯坦》| 现代普罗米修斯的“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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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1818年

作者：[英]玛丽·雪莱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中文文稿 

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请到了哈佛大学的狄德蕾·林奇教授，她将为我们解读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弗兰肯斯坦》。

大家好，我是狄德蕾·林奇，我在哈佛大学英语系教授18、19世纪英国文学、小说史、哥特小说、女性文学等课程。《弗兰肯斯坦》是我几乎每年都会教的作品，我甚至记不清读过它多少遍，但少说也有二十多次。每次阅读都会给我带来新的体验，而这部分是因为《弗兰肯斯坦》以一种超现实的方式极为深刻地指向了现代社会的某些议题。从各种意义上而言，这本小说都是一部极具前瞻性的作品。

“无夏之年”的文学聚会

话虽如此，《弗兰肯斯坦》却也确确实实是十九世纪初的产物。

这本书的作者玛丽·雪莱常常在传记中被称为“革命的女儿”，这一名号至少有两层意涵：首先，玛丽出生于1797年，而开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在此时虽已临近尾声，却对整个欧洲、乃至海峡对面的英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其次，玛丽的父母都是法国大革命的拥护者，也都是当时著名的激进主义者。她的父亲威廉·葛德文常常被视为哲学无政府主义的首倡者，她的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则被视为第一位女权主义者，她的著作《女权辩护》也是公认的女权主义奠基作品之一。

玛丽的母亲死于难产，父亲威廉·葛德文在将她养大成人的过程中，虽然没有为玛丽提供正式的教育，却十分鼓励她在自己的书房中四处探索，因此，年幼的玛丽从小就喜欢虚构各种空中楼阁，并借此消遣时日。作为当时伦敦激进派中的领袖人物，威廉·葛德文有不少追随者，年轻的天才诗人珀西·雪莱就是其中之一。频频拜访葛德文宅的雪莱那时已是有妇之夫，却与年仅十六岁的玛丽一见钟情。

1814年，他们相爱了。二人开始在圣潘克拉斯老教堂的墓地秘密幽会，那儿葬着玛丽的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这个细节与《弗兰肯斯坦》息息相关：在书中，弗兰肯斯坦就是通过盗墓拼凑出了制造人造人的原材料。在当时，圣潘克拉斯是个很有名的盗墓点。盗墓贼会挖出刚刚下葬的尸体，供应给医学生使用。

开始交往后，玛丽和雪莱共同前往欧洲大陆。然而这对年轻恋人却命途坎坷：珀西的父亲断了他的经济来源，致使二人陷入窘境，常常负债累累，同时，他们还不得不承受女儿夭折的悲痛。

1816年，在玛丽同父异母的妹妹克莱尔·克莱尔蒙特的邀请之下，玛丽和雪莱再度同游欧洲。他们在日内瓦湖畔租下了一栋小房子，与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比邻而居，交往密切。玛丽后来在《弗兰肯斯坦》的序言中回忆道：那是一个“潮湿、难熬的夏天”，雨接二连三地下着。雪莱二人、克莱尔、拜伦勋爵、以及拜伦的私人医生约翰·波里道利无所事事，只能困居在拜伦租住的迪奥达蒂别墅中，通过写作、畅谈来打发时间。

 那是一个气候反常的夏天。就在上一年，也就是1815年，印度尼西亚的坦博拉火山爆发。这场天灾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直接导致了接下来为期三年的全球气候变冷。1816年，暴风雪和霜降在伦敦和北美肆虐，整个欧洲更是愁云惨淡，笼罩在漫天烟尘之中。这一年，史称“无夏之年”。

就是在那样一个阴森多雨的六月，在读了一些鬼故事之后，拜伦提出，不如每人构思一个鬼故事作为消遣。两位诗人觉得平淡的散文无聊，很快就放弃了这项乏味的工作，但是他们进行了很多关于生命本质的交谈，其中就涉及到了医学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这位医学家曾对新近死去的机体组织进行电击，想使之起死回生。这类实验在当时非常流行，比如，意大利科学家伽伐尼就曾经利用电火花让死青蛙的腿再次颤动。就这样，这些谈话构成了玛丽灵感的最初来源。在苦苦思索之后，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一位苍白的、学者模样的人，跪在他亲手组装的’物体’面前……”。这个梦境就是《弗兰肯斯坦》故事的雏形。一年半以后，在雪莱的鼓励下，尚未年满二十岁的玛丽完成了对这一故事的加工，《弗兰肯斯坦》正式诞生。

除了《弗兰肯斯坦》之外，这次文学聚会还催生出了文学史上的另一个经典形象：约翰·波里道利后来在拜伦某个小故事的启发下写下了《吸血鬼》(TheVampyre)一书，正是这本书奠定了吸血鬼在后世文学作品中的雏形。此外，拜伦自己也在反常的气候下写下了充满末世氛围的诗篇《黑暗》。

就这样，这个“无夏之年”在文学史、尤其是哥特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甚至可以把《弗兰肯斯坦》看做最早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小说之一。在火山喷发的影响下，1815、16年粮食歉收，不计其数的人陷入饥饿。此外，拿破仑上台后，1803年起，英法两国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战争，这段动荡的岁月直到1815年的滑铁卢之战才告一段落。随着外出征战的士兵纷纷归来，这场战争对英法两国的经济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而《弗兰肯斯坦》便承载了玛丽·雪莱对她所处的这一时代、以及当时种种社会问题的反思。

除了“无夏之年”这样突如其来的天灾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之外，玛丽自身的家庭环境和她的阅读兴趣也对《弗兰肯斯坦》一书的诞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玛丽的父母威廉·葛德文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都深信，把小说作为思想的载体会让哲学思想更有影响力。二人都写过所谓的“哲理小说”（philosophical novel），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著有《女人的受罪》（The Wrongs of Woman）一书，这部小说围绕着一位被丈夫关在精神病院的女性展开，探讨了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下遭受的摧残。威廉·葛德文则写了《如其所是》，意在呼吁政府停止滥用权力。这本书又名《凯莱布•威廉斯传奇》，是政治哥特小说的开山之作。

除了父母的创作之外，丈夫珀西·雪莱以及拜伦勋爵的诗歌也对玛丽·雪莱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拜伦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等作品中创造出的拜伦式英雄（Byronic Hero）与《弗兰肯斯坦》中的疯狂科学家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才华横溢，充满理想主义，过分坚持自己的追求，并最终招致自我毁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拜伦是一位危险的朋友，而拜伦式英雄的悲剧宿命也已经在1816年的那个阴森的夏天埋下了种子：参与聚会的五位年轻人中，除了两位女性外，等在拜伦、雪莱和波里道利前方的，只有死亡和夭折。

此外，玛丽本人的人生经历也在《弗兰肯斯坦》一书中得到了多方位的投射。

作为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年轻女子，她实在是经历了太多：玛丽出生后不久，她的母亲就去世了，这一点让她和自己笔下那位刚一诞生就被“创造者”所抛弃的怪物同病相怜：书中的怪物通过阅读才了解到了自己的身世，同样地，玛丽也只能经由阅读母亲的作品来了解自己的母亲。后来，她和珀西·雪莱私奔一事又引发了她父亲的极大不满，这让她尝到了让家人遗弃的滋味。而在小说中，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物便正是这样一个社会的弃儿（outcast）。

除了离群索居的人造人之外，我们也可以在科学家弗兰肯斯坦本人身上看到玛丽的影子。作为《弗兰肯斯坦》一书的作者，创造这本书的过程与弗兰肯斯坦为怪人赋予生命的过程何其类似。写下这本书时，玛丽已经失去了两个孩子，因此她深知孕育生命的艰辛与其中的种种不确定性。这也是为什么在1831年版《弗兰肯斯坦》的导言末尾，玛丽写道：“现在，我再次与我这面目可憎的后代告别，并祝它好运”。换言之，对她来说，《弗兰肯斯坦》是她的“后代”（progeny），而这本“庞大丑恶”（hideous）的作品，与书中的人造人又何其相似！

以上种种——玛丽的个人经历、父母著作的熏陶、与拜伦和雪莱的思想碰撞、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这一切因素都推动了这本书的诞生。

生而为怪物，我别无选择

1818年1月，《弗兰肯斯坦》由一家小出版社匿名出版，全名为《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

和这鲜为人知的题目相比，《弗兰肯斯坦》的内容可以说是口口相传，即便是从未读过全书的人都能对其中的故事情节说上一二。

然而，大多数人却并不知道，《弗兰肯斯坦》的框架是用几封给家人的书信搭起来的，而书信的作者，也并非弗兰肯斯坦本人，而是一位名叫罗伯特·沃尔顿的青年探险家。全书一开始，这位沃尔顿船长正在北极探险，并在那里遇到了与怪物互相追逐的维克多·弗兰肯斯坦。起初，弗兰肯斯坦并没有透露自己姓谁名谁，又为什么在这儿，然而，和弗兰肯斯坦交谈期间，沃尔顿船长流露出了对科学的狂热信仰，他表示他想要获取自己所追求的知识，要克服大自然与人类为敌的种种力量，而与这种追求相比，个人的生死不过是渺小的付出。听了这些话之后弗兰肯斯坦终于决定说出自己的故事作为前车之鉴，以免这位和自己一样醉心于科学的年轻人重蹈自己当年的覆辙。

接下来就开始了弗兰肯斯坦的长篇独白。他曾是位野心勃勃的青年科学家，而他的理想，是像上帝一样，从死亡中创造生命。他在墓地和停尸房偷来死尸的躯体，将它们组装成了一具巨大的人体，还给它赋予了生命。然而，就在怪物睁开浑浊昏黄的眼珠、朝他伸出手时，惊恐之下的弗兰肯斯坦当即逃之夭夭，遗弃了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生命。换言之，他想要化身造物主，却无法忍受、也没有承担起对怪物应尽的责任。

接下来几个月中，弗兰肯斯坦身边相继发生了几起死亡事件。他渐渐意识到，那个怪物就是造成一切的祸根。同时，怪物也找上了弗兰肯斯坦，恳请他聆听自己在过去几个月内的遭遇。这就是这个故事中的第二层嵌套：我们从弗兰肯斯坦的独白转向了怪物的独白。

原来，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遭到遗弃的怪物开始独自求生。他对自己也一无所知，丑陋骇人的外表让他无法融入社会，只好一个人躲在荒郊野外。好在他边上住着为人和善的德拉西一家，而在此期间，怪物正是通过偷听这家人的对话才学会了人类的语言和各种人情世故，他还学会了阅读，也因此得知了自己是如何诞生的。能够与他人交流的他自以为这样就能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员，却屡遭拒斥。因此怪物才找到弗兰肯斯坦，恳请他为自己制造异性同伴，并表示只要这个请求能得到满足，他就会和这位同伴销声匿迹，从此再也不打扰人类。

弗兰肯斯坦最初同意了他的要求，而这部分是因为怪物学会了人类的修辞，他声称自己有权拥有同伴、也有权像普通人类一样获得幸福。换言之，他懂得了如何用人类的逻辑对弗兰肯斯坦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可是很快，弗兰肯斯坦就反悔了。他发现自己无力承担事情的后果：万一怪物毁了约，万一它们繁衍出了自己的后代，这对人类来说将会是灭顶之灾，因为就身体素质而言，人类与怪物毫无抗衡之力。于是弗兰肯斯坦毁去了女怪物，换来的则是怪物的报复：他在弗兰肯斯坦的新婚夜杀死了他的新娘，让弗兰肯斯坦也尝到了家破人亡、孑然一身的滋味。最终，弗兰肯斯坦与怪物陷入了无止境的相互追逐之中，直到他们在北极遇到沃尔顿船长。而整个故事也以弗兰肯斯坦与怪物的互相毁灭告终。

虽然很多人误以为“弗兰肯斯坦”就是怪人的名字，但是事实上，纵观全书，怪物始终没有姓名，就像他始终没有得到人类社会的接纳一样。这反映了几位故事叙事者的视角，也和这本书层层嵌套的叙事框架息息相关。

玛丽选择了一个三层俄罗斯套娃式的叙事结构，最外层的框架是沃尔顿船长给家人的书信，中间嵌套了弗兰肯斯坦的长篇独白，目的在于告诫沃尔顿船长对科学的狂热追求可能会招致覆灭 ；怪物本人的故事则位于整个故事的最里层，但是首先，我们并不清楚怪物所说的是不是实话，因为他的这番叙述是为了说服弗兰肯斯坦，让他为自己创造一位同伴；其次，这个故事又经由了弗兰肯斯坦的转述。换言之，整本书中只有出于一定目的的第一人称叙事，而没有客观的第三人称视角，这也意味着我们其实无法得知事实的真相究竟何在。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并不能确切得知怪物究竟长得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只能根据弗兰肯斯坦和船长的描述拼凑出他的外表。然而，当船长最初远远见到怪物时，他的描述是“一个样子像人，但很高大的动物坐在雪橇上”，他还数次用“那个人”来形容怪物；就连弗兰肯斯坦都常常在看到怪物的剪影时误以为他是人类。换言之，我们其实并不确定怪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异于人类，因为我们始终站在人类的视角和立场，带着偏见审视着怪物。在某种程度上，怪物那神秘而模糊不清的形象是小说的特权，相比之下，电影之类的影像作品则很难出现这类蓄意的留白与悬置。

人类该如何面对怪物这样的“它者”？这个问题涉及到政治权利和社会正义层面的考量：和我们不同长相、不同肤色的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他们是否低人一等？这些看似抽象的问题对于南北战争时期、试图解决奴隶问题的白人有着切实的意义；同样地，对于今天高喊“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维权运动者和反种族主义者而言，这部作品也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此外，书中将“怪物”称为一个新物种，而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越来越岌岌可危的共存关系同样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弗兰肯斯坦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给怪物下达了命运的判决书，他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然在他眼中，怪物与人类不属于同一个物种，那么自然，我们也不能以“人类”视之——哪怕怪物一直以来所渴求的，就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被理解、接纳。

根本性的问题在于，怪物究竟为何被称为怪物、又为何不为人类社会所接纳？对怪物加以拒斥的人类又是否有权这么做？在这些问题上，玛丽展现了启蒙哲学家对她的影响。根据怪物的独白我们得知，他所接受的一切教育来自于对德拉西一家的窥视和模仿，在此之前，他的大脑和婴儿一样，完全是白纸一片。而对于一块白纸而言，并不存在天生的善恶——也即是说，哪怕他是怪物，他的性格中也并没有与生俱来的恶的一面。

这完全就是英国经验哲学家约翰·洛克“白板说”（tabula rasa）在小说中的具象化。洛克认为，人的心灵在最初就是一块白板，他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外在的经验，是后天的经历塑造了人的性格。而在《弗兰肯斯坦》中，怪物最初接受的教育决定了他的渴求与向往。他所长期观察、模仿的德拉西一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却依然充满了家人之间的爱与关怀。这导致怪物十分羡慕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陪伴，而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一次次试图融入人类社会，又恳求弗兰肯斯坦为他制造一个异性的同伴。事实上，如果我们忽略怪物的外表，他从德拉西一家学到的东西已经使他和健全的人类无异——你甚至可以说，怪物得到了良好的教养，他爱上了鸟鸣和回春的大地，他被德拉西一家人文雅、温和的举止所打动，会在暗中默默帮助他们捡柴火，甚至还阅读了《名人传》、《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著作。书中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细节：有一天，德拉西一家的儿女外出了，家中只剩下了失明的老父亲。怪物决定抓住这一机会，他出现在了老人面前，二人平等而融洽地交流了起来，直到老人的儿女回家，被怪物可怖的外貌惊吓到。这意味着人类偏见的根源却完全基于怪物的外表，而并非源自他们对怪物品性的认知。

换言之，怪物在知晓世事之初是向善的，他向往、学习着人类社会的种种美德，也能认识到美德之为美德。而心地善良的他，日后之所以会犯下种种罪行，完全是因为他一次又一次遭受了人类的排斥与偏见。他开始怨恨将他带到世上、却又弃他于不顾的造物主，他痛苦地发现，自己的过去一片模糊，他从没见过任何人长得和自己一样，也没有见过任何知晓自己身世的人。他一再思考“我究竟算是什么呢？”，却每每只能痛苦地呻吟。他见义勇为，得到的回报却是一颗枪子。这实在是全书中莫大的讽刺：怪物诞生之初心中并没有恶的种子，相反，是人类疏远、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激发了他的愤懑与恶意。而最终，这股怨气反噬到了人类身上。

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

人类没来由的偏见的确对怪物造成了莫大的伤害，但是在这场悲剧中，更难辞其咎的，则要数疯狂的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本人。这部小说有一个冗长的副标题：“疯狂科学家想要扮演上帝造物主的想法会导致整个人类因为他们的僭越和傲慢而遭受永恒的惩罚”。而盗取天火、又受到相应惩罚的普罗米修斯，正是这一类越界者的原型。正是因为弗兰肯斯坦做出了想要扮演造物主的僭越之举，却又没能履行造物主应尽的义务，才导致了他本人与他创造的人造人的覆灭。

《弗兰肯斯坦》的题词，来自于《失乐园》中亚当对上帝的一段倾诉：“造物主啊，难道我曾要求您，用泥土把我造成人吗？难道我曾恳求您，把我从黑暗中救出来吗？”同样地，生而为怪物的人造人在“被创造”一事上没有任何主动权。相反，与其说弗兰肯斯坦是为了怪物而将它创造出来，不如说此举完全是出于弗兰肯斯坦本人的傲慢与自负。他想要战胜死亡，想证明人类也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在谈到想要从创造这个生物中获得什么时，弗兰肯斯坦说，“世界上没有哪个父亲，能够像我一样获得这个新物种的全部感激之情”——然而，他却完全忽视了怪物自身的意愿，他的不负责任也在看到怪物醒来、受到惊吓逃之夭夭的那一刻达到了巅峰。在这个意义上，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和因为不合父母心意而惨遭抛弃的婴儿别无二致。

失控的人造人显然是一则关于科技过度发展的寓言，它警示着我们，如果不全面考虑新事物给世界带来的影响，继续在科学天地中毫不设禁区地探索下去，其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而随着核武器、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大数据等科学技术前进的轨迹越来越脱离人类的掌控，从伦理学层面对科学进行制约与反思刻不容缓。

同时，我们也可以将《弗兰肯斯坦》看做是浪漫主义对启蒙时代的批判与回应。启蒙思想家满怀对人类理性的推崇与信念，相信理性和科学能让我们洞察一切，知晓一切，从而实现个人与政治上的终极自由。弗兰肯斯坦就是典型的启蒙精神的产物，他想要凭借对科学的无限狂热达到真理的彼岸，“向世界揭开造物主最深藏不露的谜团。”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启蒙带来的，是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然而最终，革命却像书中的怪物一样逐渐失控，随之而来的则是走向疯狂与覆灭的雅各宾专政与血流成河的断头台。在这个意义上，玛丽确实是她父母的女儿，她的思想中有着批判、激进的底色。当她的丈夫珀西·雪莱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大举歌颂为了真理和自由无所畏惧的普罗米修斯时，玛丽已经开始了对于普罗米修斯式的启蒙精神的反思。

银幕上的“科学怪人”

人们常常将《弗兰肯斯坦》称为科幻小说的鼻祖。诚然，科幻小说的时间设定往往在未来，玛丽·雪莱自己就曾写过以未来一场瘟疫为题材的《最后一个人》，然而，未来背景并非科幻小说的必要元素，相反，《弗兰肯斯坦》一书对科学发展前景的深刻探讨才使得它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科幻小说开山之作。而这本书的高度前瞻性也证明了书中主题的经久不衰：时至今日，科幻大师阿西莫夫提出的“弗兰肯斯坦情结”（FrankensteinComplex）和机器人三定律依然是诸多科幻小说家心中的重要议题，而随着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与Alphago等算法的出现，也许很快，“人造人”将不再是幻想，而《银翼杀手》、《西部世界》等影视作品也呈现了现代人对弗兰肯斯坦问题的全新探讨。

《弗兰肯斯坦》面世之初只印刷了五百册。然而五年后，这个故事就登上了舞台。舞台剧版本的《弗兰肯斯坦》为今天常见的怪物造型提供了视觉原型：如今我们看到的怪物常常是一身绿色，而这一绿色元素就可以追溯到当初的舞台剧造型。

同样地，大荧幕版的《弗兰肯斯坦》也很早就问世了。1910年，托马斯·爱迪生根据这本小说拍了一部短片。鉴于当时还是默片时代，片子中的所有角色都没有说话，这一点和1931年波利斯·卡洛夫主演的那版《科学怪人》有所不同：30年代的这个版本、也是《弗兰肯斯坦》至今为止最著名的电影改编添加了很多小说中不存在的元素，卡洛夫饰演的怪物成了一个哑巴，脖子还横穿了一枚长长的螺丝，走路姿态非常笨拙，应当是在鞋子中灌了铅。这也成了一个名垂影史的经典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界之所以对《弗兰肯斯坦》的故事青睐有加，也许是因为这个故事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关于电影技术的寓言。电影通过一帧一帧的剪辑与拼凑，让静止不动的画面动了起来；而弗兰肯斯坦通过缝合死人的躯干来为他们注入生命，就好比当时电影中刚刚兴起的蒙太奇手法。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两百年过去了，这部作品的荧幕改编依然层出不穷。

在玛丽·雪莱笔下，盗火者并没有带领人类走向科学与真理的彼岸，他也没能揭开造物者的谜团，与上帝平起平坐。相反，他的僭越与傲慢指向科学至上主义的边界，也指向了人与神之间的界限。而弗兰肯斯坦的覆灭正是火种留在人类手心上的灼痕。

狄德蕾·林奇教授为听众推荐了两本相关书目：

第一本是玛丽·雪莱的第三部小说《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

第二本是玛丽的父亲，威廉·葛德文写于1794年的哲理小说《凯莱布•威廉斯传奇》（Caleb Williams），这本书可以被视为早期的侦探小说兼犯罪小说。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制作播出。本节目中文版由哈佛大学博士白贲撰稿、编译。英文版由Galen Beebe、Zachary Davis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