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跟士大夫间的斗争,血腥而惨烈。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表所列宦官罪恶的资料,全都是士大夫的一面之词,而凡一面之词,都不一定可信。即令可信,宦官的确罪恶很重,但仍没有士大夫的罪恶一半重,因为士大夫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而又一向自称以“仁政”“道德”为最高的政治理想。经士大夫宣传,我们所知的,宦官的滥杀只有三件:160年杀赵岐全家,166年射杀民女,179年杀人悬尸。士大夫却残忍得多,160年,连宦官的宾客都杀。166年,连宦官的朋友也都杀,更杀宦官的母亲。而且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颁布后再杀,而且以对宦官苦刑拷打为荣——否则的话不会自己洋洋得意记录下来。像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阳球,他在审讯王甫、王萌宦官父子时,亲自指挥拷打,王萌向他哀求:“我们到这种地步,自知非死不可。但求你垂念先后同事之情(王萌也当过京畿总卫戍司令),怜恤我父亲年老,教他少受痛苦。”阳球说:“你们父子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妄攀同僚交情,有什么用?”王萌气愤地说:“你从当小官的时候,出入我家,像奴隶一样侍奉我们父子。今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上天不会容你。”这一下揭了阳球的疮疤,他羞怒交集,用泥土塞住王萌的口,父子二人被活生生地拷打到死。注意阳球,他娶的是宦官家的女儿,靠着拍宦官的马屁而逐步升迁,但他本质仍是士大夫。这里有一个易起误会的现象,必须澄清。可能有人说士大夫只对宦官才如此凶暴,其实士大夫对平民也是一样。像前所举的那位守丧二十年,生了五个孩子的赵宣,他并没有犯法,但宰相陈蕃却把他杀掉。北海(山东昌乐)国相(封国行政首长)孔融,他竟把一个他认为在父亲墓前哭声不悲的人处斩。
士大夫跟宦官斗争中,宦官获胜的机会较多,因为魔杖就在他们身旁。十二任皇帝刘宏(汉灵帝)比他的前任刘志更依靠宦官,他曾指着两名恶名昭彰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不过宦官力量的基础并不稳固,它全部寄托在皇帝的喜怒上,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像阳球杀王甫父子,只要上奏章弹劾一下,皇帝答应审讯,就可达到目的。由此可看出宦官的权力,实在不足以使人惊慌失措。士大夫阶层如果稍微讲究一下方法,矫正宦官政治的弊端,比矫正外戚政治的弊端,要容易得多。可是士大夫领袖人物李膺、张俭、范滂之辈,使用的却是一种不由分说的反宦官的狂热,以致引起六十年代166年宦官对知识分子的大迫害和为期十八年之久的党锢(褫夺公权并禁离故乡),促使整个局势糜烂。
双方最后一次决斗发生于189年,士大夫领袖之一的禁卫军官袁绍跟外戚领袖大将军何进结合,密谋铲除宦官,何进的妹妹何太后坚不同意。于是,天下最愚蠢的阴谋诡计发生了,袁绍建议:密令驻屯在河东(山西夏县)的大将董卓,统军向洛阳进逼,扬言要肃清君侧——讨伐宦官,用以胁迫何太后。另一位禁卫军官曹操反对,他说:“对付宦官,一个法官就行了。却如此转弯抹角,诱导叛变,恐怕能发不能收,天下从此大乱。”他的明智见解阻挡不住糨糊脑筋,蠢谋开始执行。宦官得到消息。把何进诱进皇宫砍头。袁绍遂率领禁卫军纵火焚烧宫门,攻入皇宫,对宦官做绝种性的屠杀,无论老幼,无论平常行为如何,同死刀下,有些倒霉的年纪较长的洛阳市民,因为没有留胡须的缘故,被误会是宦官,也遭到灾祸。当袁绍攻入皇宫时,宦官张让挟持着新即位的十三任皇帝刘辩,突围向北逃走,逃到黄河南岸小平津渡口,洛阳追兵赶到,张让投黄河自尽。
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到此结束。宦官彻底失败,但士大夫的胜利却是悲惨的,董卓的刀子已架到他们的脖子上。
——据说只有一位宦官,对中国文化有重大贡献,本世纪(二)头十年,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术。从前写字著书,需要用刀刻到竹片上,或写到绸缎布帛上。竹片太重,绸缎太贵。蔡伦改用树皮做原料,制成纸张后,于105年奏报给皇帝刘肇,这是中国最早的纸张。到本世纪(二)末叶,造纸术有长足进步,已有精致的“左伯纸”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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