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 魏晋玄学丨魏晋玄学综述

正文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魏晋玄学。魏晋玄学在中国的整个思想史和历史上，是一个很独特的环节。

首先把从汉以来，一直到魏晋时期，整个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的脉络给大家做一点介绍，有了这个介绍以后，大家就能更好的去理解，为什么开出了魏晋玄学这么一朵花。

汉高祖刘邦建国之后，他的政策就是休养生息、与民更始。休养生息的政策带来的益处就是恢复生产，对经济的推动，社会的全面恢复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休养生息的弊端在哪里呢？阶级分化，因为用黄老刑名之学对社会的发展不怎么干涉，就使得那些豪强，占领了社会资源之后，能够发展的更快。而普通的老百姓，社会资源比较少，贫富差距开始加大。所以阶级分化、豪强林立，再加上分封的诸侯权势过大，各种矛盾就开始凸显。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形势的发展使得整个指导思想和社会结构，都面临一些问题。如果再用黄老刑名之学，对社会不怎么去干涉，实际上与当时汉朝所面临的国内外的形势已经不太适应了。从国内来讲，社会阶层之间的很多矛盾怎么化解，诸侯王势力过大，对中央的权力不尊重，这个怎么办？匈奴几十年以来，对汉朝带来非常大的外部压力。随着汉代国力的充实，不可能一直采用守势和弱势，在这个时候指导思想需要一个调整。

董仲舒把儒家大一统的思想，包括仁义礼智信，对社会进行重新规制之后，形成一个强大的整合力。这套思想得到汉武帝的青睐，也符合当时的想法，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董仲舒的说法，汉武帝基本采纳了，也不是说对其它的思想就采用打压，应该说是儒家的思想，变得更加重要了。

那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使得怎么样去学习儒家、解释儒家，以服务于当时社会的发展，成为整个思想界的主流。这个时候，两汉就出现经学，就是以研究、学习、传承和弘扬儒家的经典，作为整个国家学术的特色。两汉经学的凸显，也是时势所需，对整个大一统，维护社会秩序，包括儒家强调的仁者爱人、体恤民生等等都有积极的作用。

两汉经学有两个，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今文经学指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后代的儒生，经过自己背诵之后恢复的经学，主要是结合现实。后来孔子的旧宅子在进行翻修的时候，发现孔府墙壁里边还有一些书，是古代保留下来的，研究这批书的人就称为古文经学。古文经学比较注重考据，今天的话就是学术性比较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是整个两汉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在经学发展的时候，有很多知识分子对经学有不同的理解，汉章帝为了统一思想，就召开了白虎观会议。其实就是对不同的经学解释，做一个统一的规定。优点就是把一些与社会发展不契合的东西，给扬弃掉了。

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外戚和宦官轮番乱政，当时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看到这个情况以后，深有社会责任感，上书来弹劾宦官，结果是遭到宦官的屠杀，这个叫党锢之祸。

东汉末年之后，到了魏晋时期，整个政治是非常纷乱的。东汉是怎么灭的，大家知道是魏，尤其是曹丕，说是禅让制度，其实是强迫着汉献帝退出历史舞台，他（指曹丕）建立魏国。后来司马炎废了魏，建立了所谓的晋朝，历史称为西晋。在这个政治更迭的过程中比较黑暗，也比较动荡。

当司马炎废除了曹魏的政权，建立了晋朝以后，怎么样维护这个国家的稳定？这实际上是司马炎面临的大问题，他就开始大力的去讲孝道，讲儒家的那一套观念。当司马炎去讲这套观念的时候，他本人是怎么做的？实际上当时司马家为了篡夺曹魏的政权，把曹魏家给诛杀了。也就是说司马氏建立晋朝以后，他们所宣扬的这套主张，只是为了统治集团的需要，而且他们家族的这种行为，是背叛了他所讲的主张。他又拿着孝道，拿着君臣之礼，强迫社会和知识分子接受，这样就在整个魏晋的知识分子心里边产生了极大的压力、困惑、或者不满。

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气氛和社会文化氛围下，苦闷的知识分子，能讨论什么？现实的政治不敢讨论，也不可能拿着儒家的那一套君君臣臣去谈现实政治，那样的话非常危险，因为直接冲击到整个司马氏政权的脸面，那是有杀身之祸的。只能是谈一些与现实社会很悬远的哲学概念，什么空、有、体、用。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魏晋玄学，包括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刘伶等等，他们放浪形骸，强调“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就是儒家那一套规范，任自然就是强调人要顺应自己的天性，甚至有一些吃喝玩的天性。实际他们提出这些文化主张和生活方式的背后，就是那样一种苦闷的心理，一方面对儒家认同，可是在现实中，司马氏的政权，恰恰是践踏了这一套伦理，又拿着这套伦理去要求知识分子，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就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面临一个极大的冲击和变动。从政治上来讲，西晋国家统一不长，北方的政权起来以后变成东晋，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战乱，包括五胡乱华，南北政权的对峙，应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社会非常动荡，老百姓生灵涂炭、流离失所的一个时期。这种政治上的纷乱、动荡和政权的更迭频繁，从某种程度上，也孕育了中国要在另外一个时期实现国家的统一。

在经济上，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长江以南经济开始复苏，这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平衡和长江以南国土的开发，起了一个推动作用。

在民族上，五胡乱华一方面造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苦难，同时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结构也好，民族结构也好，基因结构也好，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那么文化上，儒家、道家、佛家。为什么谈到佛家？因为佛教从公元65年前后，东汉明帝的时候开始传入中国。佛教的思想内在的学理上跟中国文化有相通之处。佛教认为人人都有佛性，证悟佛性的过程，就是成佛的过程；儒家认为人人都有良知，证悟良知的过程，就是成圣成贤的过程。中国文化和佛教，都是强调通过内求的方式来证悟出人性之中，那个所谓的道心，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得到很多知识分子的认可。比如说道生法师、道安法师、慧远大师等等，都是在当时的知识界文化下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在文化上，儒家、道家中国固有的，再加上佛家传入中国，还有少数民族融合之后，不同的文化开始融会。这个融汇就为中华文化发展到更高的层次，起到了一个孕育和准备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总体来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的过程，魏晋玄学在中国历史的环节里边，夹杂着种种的苦难。但是在这个时期，恰恰是中国的本土思想、外来的思想，包括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各种民族不同的观念，实际上是一个和而不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过碰撞、交流，经过现实苦难的教育，使得走向统一，建立大一统就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主流。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的苦难和乱世中间，培育了中华民族未来的一朵生命之花，那就是盛唐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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