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258【前53年】一个对首领恩德容易忘记的民族，是一个充满活力不可轻侮的民族

柏杨版资治通鉴文稿 

公元前五三年.戊辰

1春季，正月，西汉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皇帝（十任宣帝）刘病已（本年三十九岁）前往甘泉（陕西省淳化县西北），祭祀天神。

2杨恽处死之后，高级官员纷纷指控：“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张敞，是杨恽的朋友，不应该仍居高位。”刘病已爱护张敞，把奏章搁置，不交付查办。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气氛十分紧张。

张敞派他的一位秘书（掾）絮舜（絮，姓）调查一件案情，絮舜态度倨傲，爱理不理，索性回家睡觉，冷笑说：“你这个顶多再干五天的市长，还不知趣，查什么案？”（原文：“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这是“五日京兆”成语的来源。）张敞听到这话，逮捕絮舜，任意扣上一个罪名，日夜不停审讯，终于把他陷于死刑。处决之前，张敞教秘书官（主簿）送一张字条给絮舜：“五天的市长，威力如何？冬季已尽，想不想拖延老命？”（这是去年【前五四年】的事。）绑赴法场诛杀。

等到立春，司法部查勘冤狱委员（行冤狱使者）出巡，絮舜家人抬着尸体，拿着张敞写的字条，向委员控告。委员遂弹劾张敞滥杀无辜。滥杀无辜的处分很重，刘病已不愿采取严厉手段，于是，把前些时因杨恽缘故而被要求免职的一些奏章，交下查办，贬作平民（如将滥杀无辜的弹劾案交下查办，就可能抵命）。张敞到未央宫北门，缴还首都长安特别市长印信，一溜烟儿逃走。

絮舜不过一条势利眼的官场蛆而已，从稍后张敞所作的解释看出，他本是张敞的旧部，一旦发现老长官行将失去权势，立刻换了一副嘴脸。李广曾诛杀霸陵警察官，然而霸陵警察官还是在执行公务，絮舜却是拒绝执行职务。霸陵警察官被杀，我们对他同情。絮舜被杀，我们对他并不同情。

问题在于，势利眼虽然可厌，却不犯死罪，强烈报复不应超过他应该得到的，不妨揍他一顿，不妨把他撤差。如果这两点办不到，不妨跟他绝交，以后敬鬼神而远之。势利眼是人性的卑劣面，无法用杀戮使之根绝。不应用酷刑拷打使他坦承莫须有的罪状，然后处死。只是，对势利眼之辈给予惩罚，即令是过当的，也确实大快人心！

几个月之后，首都长安特别市政府以及所属单位，官员惰怠，行政效率，几近瘫痪，追捕盗匪的警鼓（西汉王朝时，发觉盗匪，擂鼓追缉），此落彼起。而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更为严重，一位巨盗和他的部下，公开跟政府对抗。刘病已想到张敞的能力，召见张敞。张敞仍担负着重大的刑事责任（皇帝如果把弹劾他的奏章交下查办，他会丧生），当皇帝使节驾临的时候，张敞全家，包括他的妻子儿女，霎时间一片哭声。张敞笑着安慰他们：“我是一个逃亡的平民，要逮捕我，郡政府派一个警察就够了。而皇家使节竟然亲临，一定是再起用我。”遂穿上官服，跟随使节到首都长安。上书为他之所以诛杀絮舜辩护，说：“我侥幸地能够当一个部长级官员，被任命担任首都长安特别市长，因被控诛杀絮舜，免职为民。絮舜这个人，是我最宠爱的一个部下，很多次，我都原谅他的过失。只因为有人对我提出弹劾，应当受到免职处分，我命他查办一件案件，他竟不理不睬，回家高卧，还讥刺我‘五日京兆’。这是一种忘恩负义、伤风败俗的行为。我认为絮舜的态度邪恶，遂假借法律，把他处死。我知道我枉杀无辜之人，判决并不正直。但即使被明正典刑，也不后悔！”

刘病已接见张敞，任命他当冀州督导官（刺史）。张敞到职后，盗贼绝迹。

张敞的干练跟反应之快，在这份奏章上，得到证明。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手段，首先向皇帝承认自己的错误，当“圣眷”正隆时，正是最安全时。其次，就是这么一纸文书，立刻把压在背上的严重刑事案件，轻轻化解。史书虽然没有交代刘病已接到奏章后如何反应，但可以推断，已经结案。否则的话，劾章仍握在皇帝手中，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会爆炸。一旦有人催促皇帝行动，张敞性命不保。

官场技巧，又为我们提供一个范例。可怜的只是势利眼絮舜的孤儿寡妇，仍在认为圣明的君王，会为他们冤死的丈夫、父亲做主。

3 皇太子刘奭，性情温柔敦厚，深受儒家学派思想的熏陶。眼见老爹偏重于任用深懂法律的知识分子，用法律对待下属。曾经乘着父子共同进餐的时候，顺便建议说：“阿爹太重视法治，应该多依靠儒家人才。”刘病已脸色大变，厉声说：“西汉王朝自有西汉王朝的制度，一开始就是采用‘霸道’‘王道’的混合手段，治理国家，怎么能够单独的使用周王朝那种‘礼治教化’？而且所有儒家人才，都不切实际，崇拜古人古事，总认为今不如古。使人弄不懂‘名’和‘实’的分界，不知道做什么才好，怎么可交给他们重责大任？”叹息说：“败坏我们刘姓皇家的，就是这小子！”

司马光曰：
王道、霸道，本质本上并没有分别。从前，当三代鼎盛之时（三代：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无论制定礼仪或发动战争，都由天子做主，我们称之为“王”。后来天子的权力衰退，不能控制封国，有能力的封国国君，率同其他同盟的封国，共同讨伐背叛中央的封国，号召尊重中央政府，我们称之为“霸”。不管“王”也好，“霸”也好，他们的行为，都在仁义法则的指导之下：任用贤明有能力的人才，奖励善行，惩罚邪恶，禁制凶残，镇压暴乱。只不过名位尊卑不一样，恩德深浅不一样，功勋大小不一样，辖区广狭不一样，如此而已。并不像“黑白”“甘苦”之恰恰相反。

西汉王朝之所以不能建立三代的盛世，原因在于君王没有去做，并不是先王（儒家崇拜的古代君王）治理国家人民的道理，不能重新在后世推行。儒家学派中，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分。（《论语》，孔丘告诫卜商：“你应该做一个君子儒，莫做小人儒。”谢显道解释说：“立志追求仁义，目标广大，是君子。立志追求利益，目标狭小，是小人。”）普通的一些儒家人才，诚然不能够治理国家。但为什么不去寻找杰出的儒家人才？像姬弃（周王朝一任王姬发十五代祖先）、子契（商王朝祖先）、皋陶（黄帝王朝著名的法官）、嬴伯益（黄帝王朝末任帝姚重华时，帮助姒文命治理洪水有功）、伊尹（商王朝一任帝子天乙的宰相）、姬旦（周王朝一任王姬发的宰相）、孔丘（儒家学派创始人），都是“大儒”。假使西汉王朝得到他们，则西汉王朝的功业，岂止如此而已！刘病已痛恨太子刘奭懦弱，不能自立，认为刘奭不了解他的责任，必然败坏皇家，当然可以这样肯定，而竟然说：“王道不可行，儒家不可用。”岂不过分？不可以用来训勉子孙，告诫后世。

刘病已刚刚指出儒家的缺点：“不切实际，崇拜古人古事，总认为今不如古。”司马光立即出马辩护，可是辩护的论据仍是一连串的古人古事，一连串的今不如古。好像不是为儒家辩护，而是挺身为刘病已作证：“儒家果然不切实际，崇拜古人古事，总认为今不如古。”当人们指责螃蟹横着走时，螃蟹勃然大怒，认为那是一种别有居心的诬蔑，而且马上表演给人们看他直着走的英姿——却仍在那里横着走。司马光在表演“儒家可用”特技时，就是这种姿势。

司马光所列举的“大儒”，都是古人古事，即令事迹可靠，西汉王朝也不能派人到阴曹地府，把他们请来帮忙。而且幸好不能请来帮忙，真的请来帮忙，恐怕非丢人砸锅不可。拿破仑复活，这位军事天才岂能指挥现代化战事？铁木真复活，他还能再打到波兰？面对新的形势，必须有新的头脑。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竞选失败，曾说：“一个对首领恩德容易忘记的民族，是一个充满活力，不可轻侮的民族。”而在中国，儒家学派的唯一法宝，竟然全是古人古事，全是今不如古。只有患老昏病的人，才不断惋惜昔年风光，中国文化已走到了这个可悲的尽头。

“君尊臣卑”基本精神，使传统知识分子根本看不见、也想不到时代是一个转动的巨轮。所以认为政治上的领袖人物，全都像魔法师一样，一念之间，就可旋乾转坤。只要复古，就可以把西汉王朝倒退两千年，回到“三代”那种简单粗陋的“盛世”。司马光跟一些自闭在书房里的历史学家不同，司马光不久就被擢升为宰相，得到宫廷大力支持，宋王朝可算是找到“大儒”了，而且君臣合心，怎么不把中国带到可爱的姬旦、孔丘时代？

一个重大的问题：“三代”之世的王道，既然妙不可言，完整无缺，就应该千秋万世，永垂无疆之庥，为什么“王”着“王”着，忽然间“天子权力衰退”“不能控制封国”？证明“三代”盛世的王道，缺乏巩固本身制度的能力。即令西汉王朝的君王大发神威，找到了一个“大儒”，回到夏商周，一旦该“大儒”死亡，又如何保证不再堕落凡尘？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儒家学派跟君王合作，组织联合政府，而是君王利用儒家“君尊臣卑”的学说，奴化人民思想，使人民更容易被控制。而且历史上最善于歌功颂德、自毁尊严的知识分子群，莫过于儒家系统。也只有儒家系统，才能使君王们舒服舒服、蹲在高位上过瘾。所以，“大儒”也好，“小儒”也好，“君子儒”也好，“小人儒”也好，君王可以豢养他，可以尊敬他，但没有一个君王敢放心把政权交给他。只因为他们是刘病已所指出的：“不切实际。”司马光于十一世纪八十年代当过两年宰相，就因为当上宰相后，努力扼杀改革的成果，引起民怨沸腾。对刘病已的告诫：“儒家人才不可以任用”，又多一个有力的挺身证明。

资治通鉴原文 

中宗孝宣皇帝下甘露元年（戊辰，公元前五三年）

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杨恽之诛也，公卿奏京兆尹张敞，恽之党友，不宜处位。上惜敞材，独寝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验，舜私归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敞闻舜语，即部吏收舜系狱，昼夜验治，竟致其死事。舜当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尽，延命乎？”乃弃舜市。会立春，行冤狱使者出，舜家载尸并编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贼杀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即先下敞前坐杨恽奏，免为庶人。敞诣阙上印绶，便从阙下亡命。数月，京师吏民解驰，枹鼓数起，而翼州部中有大贼，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惧，而敞独笑曰：“吾身亡命为民，郡吏当就捕。今使者来，此天子欲用我也。”装随使者，诣在公车上书曰：“臣前幸得备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杀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数蒙恩贷。以臣有章劾当免，受记考事，便归卧家，谓臣五日京兆。背恩忘义，伤薄欲化。臣窃以舜无状，枉法以诛之。臣敞贼杀无辜，鞠狱故不直，虽伏明法，死无所恨！”天子引见敞，拜为冀州刺史。敞到部，盗贼屏迹。

皇太子柔仁好儒，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臣光曰：王霸无异道。昔三代之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谓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诸侯，诸侯有能率其与国同讨不庭以尊王室者，则谓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顾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巨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汉之所以不能复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为，非先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汉得而用之，功烈岂若是而止邪！孝宣谓太子懦而不立，闇于治体，必乱我家，则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甚矣哉！殆非所以训示子孙，垂法将来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