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注定一战？

这次新冠疫情的暴发，很像是一场“世界大战”，它的敌人不是某一个国家，而是病毒。与前两次世界大战相比，这次“世界大战”发展的速度看来更快，影响的国家和人口更广、更多，它已经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爆发。它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不亚于前两次世界大战，它已经造成了重大的生命损失，这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几乎可以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涉及的一些大问题都浓缩在一起。

我想到了四个问题，也是我想和大家谈一谈的，或者叫“四重挑战”，（1）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地位变化的挑战，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今天讲的中美博弈；（2）新工业革命的挑战；（3）文明冲突的挑战；（4）政治制度竞争的挑战。我想这些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内容。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些挑战似乎又比历史上的挑战更为严峻，因为历史上这四种挑战中任何一种几乎都引发过战争，但今天这四重挑战几乎是叠合在一起的，互相渗透的，所以情况更为复杂。但今天的世界与过去的世界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是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一个真正热爱和平，同时又有强大止战能力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中国的崛起，这改变了很多东西。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个挑战，也就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地位变化”带来的挑战。大家知道，对这个话题着墨最多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叫格雷厄姆·艾利森，他借用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当年雅典城邦崛起，引起了斯巴达城邦的恐惧，结果是战争。他研究了16个案例，认为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存有一种结构性矛盾，其中12次导致了战争。他本人反复强调他这样论述的目的是为了提醒中美双方努力避免军事冲突，但他说出版社还是采用“标题党”的方法给他的著作起了书名：《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我曾与他当面交流过几次，我说，你这十六个案例其实讲的都是笃信西方政治文化中非此即彼、零和游戏的国家。这种情况拿来比喻中国这样一个相信合作共赢，不相信零和游戏的国家，没有多少说服力。但他还是坚持，多数美国人现在还难以接受我们的这种解释。

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对美国也好，对西方也好，该讲的道理一定要讲，而且要讲得直白，讲得清楚。中国是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感的国家，只要比较中西方的历史发展，你可以发现是两个世界，中国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历史有一个重大的差别：欧洲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就是军事帝国的崛起，武力征服的历史，这是他们信仰的一部分。欧洲的崛起一直伴随着殖民战争，伴随其他战争。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才痛定思痛，欧洲许多国家走上了和平整合的道路，但还是没有放弃用武力手段欺负弱小国家。中国没有西方军国主义的传统。郑和十五世纪上半叶下西洋的时候，他主力舰的排水量百倍于80来年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圣玛利亚号，但中国当时没有对其他国殖民。这种崇尚和平的传统一以贯之。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1890年前后，美国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就发动了美西战争，美国西班牙的战争，占领了菲律宾和古巴等西班牙殖民地。相比之下，中国是在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以中国今天的军事实力，实际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收复所有被邻国占领的南海岛礁，但中国没有这样做，而是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分歧。

作为一个崇尚和为贵的文明，中国人是从自己近代史上遭受一次又一次的西方入侵中，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国防，就会任人宰割，所以才开始了追求民族复兴和强大国防的目标，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中国人对自己的国防力量很有信心，我们不会接受任何国家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挑战，保持着强大的止战能力，保持对美国说No的权力。

不久前，我们向南海发射了针对美国航母的弹道导弹，东风21D和东风26，就是直白地告诉美国，不要挑衅中国的底线和红线。今年我们还要隆重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的国力比现在弱100倍的时候，我们都敢向美帝国主义亮剑，抗美援朝，霹雳手段，40天收复平壤，70天攻下汉城。这是中国人给美国人立规矩，过去美国打仗从来都是要对手无条件投降，对德国，对日本都是这样，现在遇到了新中国这个不信邪的对手，它最后不得不接受有限战争，不得不承认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今天我们更加自信和坚定，任何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企图都必将失败。

我一直说，美国人是最承认实力的，我们该展示实力就一定要展示实力，美国英语的有一个惯用的表述方法很能反映美国文化的一个特点：If I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如果我无法打败他们，就加入他们）。这次中国和美国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两个国家综合实力和治理能力的同台竞争，中国是遭遇战，匆促应战后很快稳定下来，打得有声有色，一手烂牌打成一手好牌。相比之下，美国以逸待劳，却坐失良机，打得荒腔走板，一跃成为全球疫情的中心，截止9月2日，美国累计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8万，是中国的40倍，而美国的人口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不到。就这样的作战水平，美国政客还要甩锅中国。结果连艾莉森教授都看不下去了，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写道：美国政客把矛头对准中国，这是逃避现实，“他们试图逃避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他认为，不管中美结构性的冲突，在战胜冠状病毒这方面，美国面临的紧迫挑战不是中国，而是“我们自己未能调动起与威胁相匹配的反应”。他主张双方应该合作应对这场疫情。他说，“中美都应该认识到，彼此都需要对方来击败病毒这个致命的敌人。因此，伙伴关系，即使是有限的伙伴关系，在战略上也是必要的”。

一方面，我同意艾莉森教授的观点，中美应该合作抗疫，但细看一下，他这句话还是有点问题的：“彼此都需要对方来击败病毒这个致命的敌人”，今天的事实是，中国几乎是凭自己的一己之力，遏制住了病毒传播，而整个过程中，美国偏执狂对中国一直是是幸灾乐祸和落井下石。现在美国现在自己成了疫情震中，依我之见，美国凭自己的力量难以遏制这场瘟疫。换言之，在疫情面前，中国和美国在应对这场百年一遇的战“疫”的能力差别巨大，中美两国的制度优势和防控能力是不对称的，中国明显强于美国，美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的帮助，否则难以摆脱危机，这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巨大变化，这种情况今后估计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内发生，这本身也是百年未有大变局的一部分。

不久前，美国90多位前高官，包括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务卿马奥尔布赖特和三位前美国驻华大使，发表了一篇声明，呼吁中美合作抗疫，声明援引中国生产医疗设备的能力、其医务工作者的经验以及在疫苗研发方面进行跨境合作的可能性，认为双方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进行合作”。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样的偏执狂相比，这个声明中包含了更多的理性，值得肯定，而且它也看到了中美双方抗疫能力的不对称，中国更强，看到了中美两个大国应该合作应对这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但这封声明还是延续了美国人的傲慢与偏见，竟然提出：“中国在应对新冠疫情的问题上还是有不少方面需要负责：最初的隐瞒，持续缺乏透明度，没能全面与与美国和国际医学机构充分合作，公然发起宣传运动，将危机的责任转移到美国等。”这样的指控是中国人民断然不能接受的。在这种认知基础上是无法进行真正的合作的。

美国要做的首先是深刻反思自己的制度危机，纠正自己防控中的各种严重政策失误和战略失误，否则中国人怎么帮你也没有用。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对美国的危机落井下石，我们对美国人民蒙受的苦难感同身受，我们也会对美国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帮助，这是任何国家都应该做的，但两个国家之间大规模的防疫合作，需要有良好的氛围，需要把对方看作朋友，而不是敌人，需要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如果还是盛气凌人，惹是生非，不断侵犯中国的核心利益，那谁买你的帐？我们将给与坚定的反击。

艾莉森教授在谈“修昔底德陷阱”的时候多次强调中美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是难以调和的。其实，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长于“调结构”，中国是“调结构”的专家。在这方面，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全面增强中国的综合实力，包括软硬实力，同时让美国清晰地知晓，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

我刚刚看到特朗普的竞选对手拜登，8月20日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他说此时此刻的美国正同时面临“四个历史性危机”： 病毒危机、经济危机、种族矛盾危机和气候变化危机。他说，美国是到目前为止全球抗疫表现最差的国家，感染和死亡人数都为全球之冠，今年已有5,000多万人申请失业，近六分之一小企业倒闭。拜登说，特朗普生的美国笼罩在黑暗之中太久了，他未能保护美国，这是不可原谅的。但特朗普也没有闲着。8月18日，特朗普在一个竞选集会上说，如果昏昏欲睡的拜登当选了，中国将拥有美国。“他们会拥有这里的每一个人，会拥有这栋建筑，他们会拥有美国。” 特朗普还说，拜登会把一切都给中国。对中国人来说，特朗普这番话显然太离谱了，中国不想拥有任何国家，是美国想拥有中国，只是做不到而已。不过拜登看到的四种危机，即病毒危机、经济危机、种族矛盾危机和气候变化危机，应该是真的，但我看他也提不出什么应对这些危机的办法。

拜登只是呼吁“美国团结”，但处理这些危机光有“美国团结”是做不到的，还需要“国际团结”，需要中国的帮助。坦率地讲，美国面临的这四重挑战，四重危机中，除了种族矛盾危机外，其它三个危机，也就是病毒危机、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危机，都需要中国的合作与帮助，否则这些危机美国一个都解决不了，只会日益严重，这就是今天处理中美关系中，中国的底气和定力所在。美国可能由于种种原因，一时还认识不到这一点，但随着不停地碰壁，我想最终也会认识到这一点，到那个时候中美关系实质性改善的机会才会真正到来，我们可以继续保持必要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等待美国变得更成熟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