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39 第六章 父亲的突然死亡带来的伤痛

父亲的突然死亡带来的伤痛

 

父亲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对待工作非常投入，下班回家后不是废寝忘食地工作，就是看书。我觉得自己身上也有这股子认真劲儿，可能是受当时社会的影响，也是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留在我记忆中最挥之不去的画面，就是手上不离三角板、曲线板、丁字尺、计算尺，弯着腰绘制图纸的样子。

父亲是学土木工程的，也喜欢艺术，爱看书，知识面很广。记得我们有一次从父亲的书架上翻出一套书，非常精致，打开一看都是英文，根本看不懂，因为我们当时学的是俄文。父亲看见了就告诉我们，这是英国莎士比亚写的戏剧，里面有很多哲理。还说将来我们一定要学好英语，这样就可以看很多英文书籍。他还告诉我们可以先找中文的莎剧译本来读，父亲最喜欢的是朱生豪的译本。此外，他还喜欢林语堂，家中有不少林语堂的书，还有不少古书。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要么看英文书，要么看古文书。小时候他教我们学古文，让我背诵《古文观止》里的文章，如《桃花源记》等。父亲曾对我说：“中国人，一定要学好古文，文章要写得好，必须要学好文言文。”我小时候在他的影响下，练书法，听评弹，看中外经典。我的兄弟姐妹们也非常热爱艺术，家里还让小弟学了钢琴。大概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喜欢看书。有一次我读到北京大学叶朗教授的《文章选读》，里面选了很多好文章。我看这本书时，就想起了父亲，想起他让我们背那些文言名篇。

我的父亲为人低调谨慎，但厄运还是伴随着“文化大革命”到来了。记得是1968 年初，有一天我收到弟弟发来的电报，说父亲病故。这事发生得太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也在搞运动，所以我急急忙忙向组织请假之后就买了火车票回上海。

一路上我暗自思忖，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从来也没听说他有什么病，怎么会突然就病故了。父亲这样的年龄，一般猝死的话， 不是心脏病就是高血压，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父亲有这方面的毛病—越想越觉得蹊跷，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就没有了呢？在火车上，我几天没有合眼。

火车停靠上海站，我的两个弟弟来接我。我一看他们的脸色， 就知道父亲不是病故，而是非正常死亡。

两个弟弟一路上沉默不语，没说父亲的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是病故，他们肯定会把病情告诉我的。我越发感到父亲死得蹊跷。到家以后我看到一个文件，那是单位开的死亡证明，赫然映入眼帘的是刺目的两行字：“此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把他关押在单位的一个房间里，不让他回家，接连批斗，还轮番审讯。父亲因为不堪忍受这种羞辱，就跳楼了。我一直也不明白，为什么我父亲这样的人会被斗，到底他犯了什么罪？后来才知道斗他的理由是说他私自藏匿枪支，是“反动学术权威”。

父亲走的时候，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家也被抄了，全家人被赶出了原来住的房子，安置到另外一间房子。一家人就蜗居在那间房子里。“文革”期间，连我大弟结婚也都在这个房子里，只能把房子一分为二，大弟的那半边房连窗户都没有。他的就业也受到了影响，街道不给安排工作，最后只能去挖地道，每天回家都是一身水。最可怜的是小弟，父亲在世时最喜欢他，希望有朝一日把他培养成钢琴家。他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读书的时候，学习成绩比较优秀，未来本可以报考音乐学院。父亲去世以后，他当钢琴家的梦也破碎了。“文革”以后，面试的人听说他会弹钢琴，就让他随便挑一首曲子弹奏，不一定非要弹《红灯记》，西洋的曲子也行。这样他总算谋到了一个职业。

父亲一走，全家人的生活没有了着落。面对此情此景，我觉得家里再不能乱了。因我当时只请了几天假，很快就要赶回敦煌，我 就把自己工作以来攒下的全部存款交给了我弟弟，一共两百多元， 并承诺以后我会每月给家里汇款。临走还嘱咐弟弟们一定要好好 照顾母亲，要相信党，最后终会弄清楚，父亲绝对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一定要耐心等待，不要到单位去闹，闹是没有用的。为什 么我这样坚信？因为我自己戴过红领巾，入过共青团。高中时老 师同学曾动员过我入党，我坚持不入，原因是我内心对共产党太崇 敬了。小时候看过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非常感动，我一直 坚信“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够格。“共产党”这三个字在我心里是何其神圣，所以我坚信我的父亲一定会平反昭雪。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十年。

其实我当时申请回家料理后事的事情并不是很顺利，研究所也有人主张不让我回家。我说我必须要回去，因为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在那种情况下母亲受的打击最大。然而，我从上海一回到研究所，就有人在会上说我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回去“为反革命吊孝”。批我的人不讲道理，我当然据理力争，说因为父亲死了，母亲没有人管，两个弟弟又都没有工作。我说的时候异常冷静，没有掉一滴眼泪。那时，再有委屈只能自己默默地忍受，有眼泪也只能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偷偷地掉。

我整夜睡不着，从此以后我要代替父亲养活全家人。

回到敦煌后，我就每月给上海家里寄钱。那时我刚刚和老彭结婚，但是还没有孩子，每个月一拿到工资就给家里寄去60 元，自己留15 元生活费。父亲留有遗言，他让我的两个弟弟好好照顾母亲。可是他们当时连工作都找不到，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家里。我几次梦见父亲在梦里说要跟我划清界限，但是对于生我养我的母亲，我怎么可以不管。加上我不能在母亲跟前尽孝，所以宁可自己苦一点，也要坚持给家里多寄一些钱。尽管后来我有了孩子，生活也比较拮据，两个弟弟又先后有了工作和收入，叫我不要再给家里寄钱，但我觉得还是该寄。一直到1998 年我的母亲去世，我始终没有放下这个家。为什么？因为我不在母亲跟前，我照顾不了家里，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尽一点义务，以这样的方式尽一点孝心。

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跟全国一样，也在搞运动。研究所的不少前辈也正面临着同样的处境。首当其冲的就是常书鸿先生，他的所长职务被撤了，还经常要挨批斗。我至今不能忘记，常先生被抄家之后，不能住自己的房子，家门钥匙也被没收了。天气越来越冷，他的衣服又比较单薄。他提出要回家去拿厚衣服。我就把他家的钥匙取上，陪着他去家里找衣服。所以有人就认为我同情阶级敌人，阶级立场有问题，认为樊锦诗这人比较“灰色”。什么是“灰色”呢？就是说我的人生观有问题。我当时想，就算是有问题，衣服都不叫人家穿暖吗？就这样让人家挨冻吗？在心里我非常同情这些老先生。

我从青年时代就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从来没有怀疑过。最后，终于盼来了“文革”结束，父亲终得平反昭雪， 还给他落实政策。父亲的成分到底是什么？最后弄清楚了，结论写着“革命工程技术人员”，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也不是资产阶级。

我父亲平反是在1978 年，那时我刚把小儿子从农村接回武汉。我知道上海的家人不一定能够很好地面对这件事，所以我一定要回上海去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在武汉回上海的轮船上，我连夜写了悼文。一到上海，我就和大弟说：“你是长子，到时候你要代表全家去念。”后来在追悼会上，我大弟代表全家念了悼词，会后， 当着父亲当年的同事和单位领导的面，我冷静地说：“我们单位也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我们那里一个人也没死，而你们单位死了好几个，你们当时那样对待我父亲，他的死，难道你们没有责任吗？”事后他们议论说：“这家老三的嘴巴很厉害。”我说：“我厉害什么？我不过就是说了几句实话而已，我不过是觉得我父亲背负了这十年的污名，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让家属，特别是我母亲就我们的遭遇申诉一下吗？也就是让父亲的在天之灵能够得到一些慰藉，这难道也需要遮遮掩掩吗？”

现在说起我的父亲，我依然感到心痛。我觉得他就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样子，懂英文、有学识，他写给学校老师的信，是毛笔小楷，工工整整，对我的老师也是恭恭敬敬。他一生为人谦和， 彬彬有礼。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比较纯正，对于功名利禄看得也比较淡。记得父亲生前为我的工作分配给北大领导写信， 并让我向领导转呈信件。我没有听他的话，没有转信。他毫不责怪我，相反教育我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去了敦煌，那你就要好好干！我认为他是一个对国家、对事业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我从心里觉得父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非常纯粹和高尚的。

现在，我还会常常想起我的父亲，想起他工作的时候那种投入用心的样子。父亲去世之后很多年，我一想起他，眼前总是浮现他弯着腰画图纸搞研究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