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突然死亡带来的伤痛
父亲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对待工作非常投入,下班回家后不是废寝忘食地工作,就是看书。我觉得自己身上也有这股子认真劲儿,可能是受当时社会的影响,也是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留在我记忆中最挥之不去的画面,就是手上不离三角板、曲线板、丁字尺、计算尺,弯着腰绘制图纸的样子。
父亲是学土木工程的,也喜欢艺术,爱看书,知识面很广。记得我们有一次从父亲的书架上翻出一套书,非常精致,打开一看都是英文,根本看不懂,因为我们当时学的是俄文。父亲看见了就告诉我们,这是英国莎士比亚写的戏剧,里面有很多哲理。还说将来我们一定要学好英语,这样就可以看很多英文书籍。他还告诉我们可以先找中文的莎剧译本来读,父亲最喜欢的是朱生豪的译本。此外,他还喜欢林语堂,家中有不少林语堂的书,还有不少古书。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要么看英文书,要么看古文书。小时候他教我们学古文,让我背诵《古文观止》里的文章,如《桃花源记》等。父亲曾对我说:“中国人,一定要学好古文,文章要写得好,必须要学好文言文。”我小时候在他的影响下,练书法,听评弹,看中外经典。我的兄弟姐妹们也非常热爱艺术,家里还让小弟学了钢琴。大概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喜欢看书。有一次我读到北京大学叶朗教授的《文章选读》,里面选了很多好文章。我看这本书时,就想起了父亲,想起他让我们背那些文言名篇。
我的父亲为人低调谨慎,但厄运还是伴随着“文化大革命”到来了。记得是1968 年初,有一天我收到弟弟发来的电报,说父亲病故。这事发生得太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也在搞运动,所以我急急忙忙向组织请假之后就买了火车票回上海。
一路上我暗自思忖,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从来也没听说他有什么病,怎么会突然就病故了。父亲这样的年龄,一般猝死的话, 不是心脏病就是高血压,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父亲有这方面的毛病—越想越觉得蹊跷,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就没有了呢?在火车上,我几天没有合眼。
火车停靠上海站,我的两个弟弟来接我。我一看他们的脸色, 就知道父亲不是病故,而是非正常死亡。
两个弟弟一路上沉默不语,没说父亲的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是病故,他们肯定会把病情告诉我的。我越发感到父亲死得蹊跷。到家以后我看到一个文件,那是单位开的死亡证明,赫然映入眼帘的是刺目的两行字:“此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把他关押在单位的一个房间里,不让他回家,接连批斗,还轮番审讯。父亲因为不堪忍受这种羞辱,就跳楼了。我一直也不明白,为什么我父亲这样的人会被斗,到底他犯了什么罪?后来才知道斗他的理由是说他私自藏匿枪支,是“反动学术权威”。
父亲走的时候,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家也被抄了,全家人被赶出了原来住的房子,安置到另外一间房子。一家人就蜗居在那间房子里。“文革”期间,连我大弟结婚也都在这个房子里,只能把房子一分为二,大弟的那半边房连窗户都没有。他的就业也受到了影响,街道不给安排工作,最后只能去挖地道,每天回家都是一身水。最可怜的是小弟,父亲在世时最喜欢他,希望有朝一日把他培养成钢琴家。他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读书的时候,学习成绩比较优秀,未来本可以报考音乐学院。父亲去世以后,他当钢琴家的梦也破碎了。“文革”以后,面试的人听说他会弹钢琴,就让他随便挑一首曲子弹奏,不一定非要弹《红灯记》,西洋的曲子也行。这样他总算谋到了一个职业。
父亲一走,全家人的生活没有了着落。面对此情此景,我觉得家里再不能乱了。因我当时只请了几天假,很快就要赶回敦煌,我 就把自己工作以来攒下的全部存款交给了我弟弟,一共两百多元, 并承诺以后我会每月给家里汇款。临走还嘱咐弟弟们一定要好好 照顾母亲,要相信党,最后终会弄清楚,父亲绝对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一定要耐心等待,不要到单位去闹,闹是没有用的。为什 么我这样坚信?因为我自己戴过红领巾,入过共青团。高中时老 师同学曾动员过我入党,我坚持不入,原因是我内心对共产党太崇 敬了。小时候看过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非常感动,我一直 坚信“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够格。“共产党”这三个字在我心里是何其神圣,所以我坚信我的父亲一定会平反昭雪。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十年。
其实我当时申请回家料理后事的事情并不是很顺利,研究所也有人主张不让我回家。我说我必须要回去,因为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在那种情况下母亲受的打击最大。然而,我从上海一回到研究所,就有人在会上说我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回去“为反革命吊孝”。批我的人不讲道理,我当然据理力争,说因为父亲死了,母亲没有人管,两个弟弟又都没有工作。我说的时候异常冷静,没有掉一滴眼泪。那时,再有委屈只能自己默默地忍受,有眼泪也只能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偷偷地掉。
我整夜睡不着,从此以后我要代替父亲养活全家人。
回到敦煌后,我就每月给上海家里寄钱。那时我刚刚和老彭结婚,但是还没有孩子,每个月一拿到工资就给家里寄去60 元,自己留15 元生活费。父亲留有遗言,他让我的两个弟弟好好照顾母亲。可是他们当时连工作都找不到,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家里。我几次梦见父亲在梦里说要跟我划清界限,但是对于生我养我的母亲,我怎么可以不管。加上我不能在母亲跟前尽孝,所以宁可自己苦一点,也要坚持给家里多寄一些钱。尽管后来我有了孩子,生活也比较拮据,两个弟弟又先后有了工作和收入,叫我不要再给家里寄钱,但我觉得还是该寄。一直到1998 年我的母亲去世,我始终没有放下这个家。为什么?因为我不在母亲跟前,我照顾不了家里,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尽一点义务,以这样的方式尽一点孝心。
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跟全国一样,也在搞运动。研究所的不少前辈也正面临着同样的处境。首当其冲的就是常书鸿先生,他的所长职务被撤了,还经常要挨批斗。我至今不能忘记,常先生被抄家之后,不能住自己的房子,家门钥匙也被没收了。天气越来越冷,他的衣服又比较单薄。他提出要回家去拿厚衣服。我就把他家的钥匙取上,陪着他去家里找衣服。所以有人就认为我同情阶级敌人,阶级立场有问题,认为樊锦诗这人比较“灰色”。什么是“灰色”呢?就是说我的人生观有问题。我当时想,就算是有问题,衣服都不叫人家穿暖吗?就这样让人家挨冻吗?在心里我非常同情这些老先生。
我从青年时代就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从来没有怀疑过。最后,终于盼来了“文革”结束,父亲终得平反昭雪, 还给他落实政策。父亲的成分到底是什么?最后弄清楚了,结论写着“革命工程技术人员”,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也不是资产阶级。
我父亲平反是在1978 年,那时我刚把小儿子从农村接回武汉。我知道上海的家人不一定能够很好地面对这件事,所以我一定要回上海去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在武汉回上海的轮船上,我连夜写了悼文。一到上海,我就和大弟说:“你是长子,到时候你要代表全家去念。”后来在追悼会上,我大弟代表全家念了悼词,会后, 当着父亲当年的同事和单位领导的面,我冷静地说:“我们单位也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我们那里一个人也没死,而你们单位死了好几个,你们当时那样对待我父亲,他的死,难道你们没有责任吗?”事后他们议论说:“这家老三的嘴巴很厉害。”我说:“我厉害什么?我不过就是说了几句实话而已,我不过是觉得我父亲背负了这十年的污名,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让家属,特别是我母亲就我们的遭遇申诉一下吗?也就是让父亲的在天之灵能够得到一些慰藉,这难道也需要遮遮掩掩吗?”
现在说起我的父亲,我依然感到心痛。我觉得他就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样子,懂英文、有学识,他写给学校老师的信,是毛笔小楷,工工整整,对我的老师也是恭恭敬敬。他一生为人谦和, 彬彬有礼。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比较纯正,对于功名利禄看得也比较淡。记得父亲生前为我的工作分配给北大领导写信, 并让我向领导转呈信件。我没有听他的话,没有转信。他毫不责怪我,相反教育我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去了敦煌,那你就要好好干!我认为他是一个对国家、对事业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我从心里觉得父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非常纯粹和高尚的。
为什么语气如此平淡,却叫人泪流不止
纯正的一代学者,却经历了那么残酷的历史
加班到凌晨,听到这段一个大男人泪流满面
30年,寄的是钱,护的是家。动容
书写得平实感人,读得很好
那个时期非正常死亡的太多了
太苦了,那个时代
我一边走路一边听播讲,一边抑制不住流下眼泪……多么强大的力量支撑着啊
敦煌莫高窟真乃世界瑰宝,好多章节信息量太大,听了一遍又一遍才能明白,为一代又一代敦煌人的无私奉献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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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没有掉一滴眼泪而我却心酸地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