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36 第五章 为了敦煌学回归中国

为了敦煌学回归中国


敦煌藏经洞文物流散于世界多国收藏机构，这给中国学者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新中国成立前，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王庆菽等学者，艰苦奔波于英法等国的图书馆，忍受刁难，眼观手抄。

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赴国外考察敦煌写卷条件有所改善，但仍然面临许多困难。方广锠为考察英、法、俄、日等国敦煌藏卷，前后奔波历时三十余年。荣新江辗转于世界各国考察写卷。他去德国国家图书馆考察时，善本部只有八个座位，学者们每天要争着去坐那八把椅子。早上进去，中午如果吃顿饭回来，椅子就没了，所以必须每天每次从上午九点坐到下午三点，一直抄，能抄多少就抄多少，根本舍不得留出吃饭的时间。在圣彼得堡的东方研究所，查询时间被严格限定，从开馆待到闭馆，他只带一块巧克力充饥。许多珍贵的研究资料，正是这样一点点被发掘出来的。2011 年，敦煌研究院张先堂到法国国家图书馆去查阅敦煌资料，负责敦煌文献管理的蒙曦博士告诉他按照规定，每人每天只能看五件经卷， 考虑到他是从敦煌来的，可以优待，每天能看七件，此外只能去看那些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上公布的数字化的敦煌文献。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一度流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说法，这自然极大地刺伤了中国学者的自尊心。让敦煌学回到中国是几代学者的梦想。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在以季羡林、常书鸿、饶宗颐、段文杰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我国于1983 年成立了敦煌吐鲁番学会，有计划地组织全国相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相关学者奋起直追，广泛深入开展敦煌学各领域的研究。北京大学、首都师大、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大、西北师大、陕西师大、兰州医学院、天水师专（后改名天水师院）、庆阳师专（后改名陇东学院）、张掖师专（后改名河西学院）等众多院校，中国社科院、国家图书馆、甘肃社科院、四川社科院、宁夏社科院等众多科研院所， 都相继成立了敦煌学研究机构，开设了与敦煌学相关的课程，设立了与敦煌学相关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点，造就了一支老中青结合、水平较高的敦煌学专业人才队伍，不仅保证了我国敦煌学研究事业后继有人，而且成为国际敦煌学未来的生力军。

经过三十多年的辛勤努力，我国在敦煌学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出现了一批研究有素、成果卓著的学者，如在敦煌历史研究方面有宁可、沙知、姜伯勤、陈国灿、朱雷、荣新江、赵和平、郝春文、郑炳林、刘进宝等；在敦煌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有蒋礼鸿、郭在贻、张涌泉、黄征、江蓝生、许建平等；在敦煌文学研究方面有项楚、柴剑虹、张锡厚、张鸿勋、颜廷亮、伏俊琏等；在敦煌宗教研究方面有杨增文、方广锠、林悟殊、王卡、刘屹、张勇、张小贵等；在敦煌民俗研究方面有高国藩等；在敦煌中医药研究方面有赵健雄、丛春雨、王道坤、李应存、张侬等；在敦煌体育研究方面有李重申、李金梅等。以上不过是举其荦荦大端者，难免挂一漏万。

三十多年来，我国学者在敦煌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考古、艺术、宗教、民族、民俗、科技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贡献了数以千计的成果，已在国际敦煌学领域居于先进和领先地位。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已经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落后局面。荣新江教授曾经说：“我们已经夺回了敦煌学中心，最大的中心就在敦煌研究院。”我想说：“我们从来就没有失去敦煌，因为莫高窟在我们这里。他们搬走藏经洞的经卷和文书，他们搬不走莫高窟！”

1988 年8 月20 日，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 季羡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看法，得到了与会学者一致赞赏。后来，这成为敦煌学发展的指导理论，显示了中国敦煌学者的开阔胸怀。随着中国敦煌学的长足进步和繁荣发展， 中国学者已经不再耿耿于怀于“敦煌学在外国”的说法，而是愿意张开双臂，欢迎全世界的学者都来从事敦煌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