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201【前99年】柏杨曰：班固讥刺司马迁不知明哲保身 班固自己更差劲

柏杨版资治通鉴文稿 

​*班固曰：

司马迁据《左氏春秋》《国语》，采取《世本》《战国策》，接续以后的事，叙述西楚王国跟汉王国战争，直到西汉王朝。他对秦王朝、西汉王朝的历史，撰写很是详尽。但是他的史料，有的来自“经”，有的来自“传”，把事情分散，而有很多疏忽省略，甚至还互相抵触矛盾。看起来他涉猎广泛，学问渊博，把散开的“经”“传”贯穿起来，驰骋古今，上下数千年，也可以说十分用心。不过，他所定的是非标准，非常荒谬，跟圣人并不一样。

评论天下大事，司马迁先赞扬黄老（道家学派），然后才赞扬儒家学派的六种经书。推崇游侠，而忽略了隐居不当官的儒家学者，使奸雄得到鼓励。重视社会经济（《史记》有《货殖传》），去讲求利禄，使人认为贫贱是一种羞辱。这是他的缺点。

然而，刘向、扬雄学问渊博，一致赞扬司马迁是良史之才，佩服他条理分明，朴实而不虚华，文雅而不鄙俚。文章率真，史迹坚实，不作虚伪的歌颂，不隐藏罪恶。所以，可以称之为实录。

可是，以司马迁的闻博见广，却不知道保全自己。既然已经陷于极刑，发愤著作，《报任安书》上的话，也可以相信。可看出他之所以自怨自艾，不过《诗经·小雅》宦官之流的哀怨（《诗经》在性质上有“大雅”“小雅”之分，但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大概是：“大雅”涉及天地、宇宙、国家、战争。“小雅”多是个人的感伤、述怀），而只有《大雅》，十分明哲，才能保身，可是司马迁却办不到。

*王夫之曰：

司马迁挟着私心，完成《史记》。班固讥刺他不忠，十分恰当。李陵之降敌，罪状昭著，无法掩饰。如果说他孤军抵抗匈奴，而他率步兵五千人出塞，是李陵自己炫耀他的勇敢，并不是刘彻命令，使他不能推辞。李陵全族被诛杀，却嫁祸给李绪（参考前九七年）。等到后来李广利远征匈奴，李陵率三万余骑兵追击，转战九日，难道也是李绪干的？如果说李陵被单于控制，不得不被驱使，难道匈奴除了李陵，便没有可以任用的大将？如果李陵有模棱两可之心，匈奴如何能交给他重兵？使他深入中国疆土，而跟中国军队对抗？
司马迁替李陵遮盖过失，唯恐遮盖不住，并对李陵祖父李广赞不绝口，褒扬他们世代勋业。司马迁那种背弃公义，图利于死党的话，怎么可以相信？

柏杨曰：
刘彻本来希望用李陵的性命，作为他皇冠上的荣耀，所以一听说李陵被俘，便大失所望，老羞成怒。既已肯定李陵有罪，又何必再询问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的回答，如果不对，可以不听，可以斥责，可以逐出政府。何至诛杀？更何至刁钻恶毒，指定割掉生殖器？西汉政府法律三百五十九种，死罪四百零九项，判例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条，不知道用什么理由，选择腐刑？有人说刘彻爱司马迁的才华，才减死一等。司马迁的罪不至死，而减死一等，还有鞭打，又为什么非腐刑不可。唯一的解释是，刘彻喜欢这个调调，称之为“屌帝”或“割屌皇帝”，应是最恰当的绰号，尤其他用违背诚信的残酷手段，对待一个手无寸铁的文化人，而罪状又不过是一句话没有称他的心、如他的意。
班固之论司马迁，首先是抨击他提倡游侠，注意社会经济，远离圣人之道。而所谓圣人，都是儒家学派的高级知识分子，可看出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后的遗毒——完全剥夺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想象能力，只要超过“圣人”的圈圈，就有文化打手，愤然出拳。其次是讥刺司马迁智慧不高，不足以明哲保身，并由司马迁之不能明哲保身，证明他的《史记》不过是宦官们的自悲自怜的作品。这种逻辑，不但不知所云，还包含一种轻佻。班固写这篇文章之时，正是他依靠财势双全的皇亲国戚窦宪，大红大紫之际，显然认为他的明哲，已使他觅得了安全保证，万无一失。想不到窦宪霎时间被捕，冰山倒塌（参考九二年），班固在监狱里被执行死刑。依照他自己的推理，他的“明哲”可是更差，他的《汉书》又算什么东西？

王夫之的见识，较之班固，更等而下之。王夫之指出班固讥司马迁不忠，但班固在上述的评论中，并没有此项讥讽。王夫之指控李陵嫁祸于李绪，这种说法，可谓恶毒。李陵已全族被屠，有何祸可嫁？至于李陵追击李广利兵团，那是在全族被屠之后，和西汉王朝已恩断义绝。儒家学派祖师爷孔丘的《春秋》大义，认为九世复仇都可以（参考前一

○一年），为什么李陵被认为例外？司马迁跟李陵不过相识而已，只因说了几句皇帝听了大怒的话，一千八百年后的王夫之，立刻发明司马迁跟李陵竟是“死党”。在王夫之看来，左拉跟德莱弗斯，孙观汉跟柏杨，更是“死党”无疑。一个以正直自命的人，心灵却如此龌龊。

古人云：“不知其人观其友。”事实上不知其人也可以观其敌。班固不过窦家班的马屁虫，才说《史记》有背圣人。王夫之不过一位传统腐儒，目光短小，冥顽不灵。然而，最妙的还有一位王允，这位脑筋像一盆糨糊，激起兵变，一发而使东汉王朝不可收拾的酱缸蛆，却称《史记》是一部谤书（参考一九二年四月），更使我们喷饭。

然而，无论赞扬司马迁也好，攻击司马迁也好，却没有人检讨“屌帝”刘彻的兽行。这不仅涉及基本人权，而且涉及人类尊严，性心理学专家尤其应该研究研究刘彻变态程度，使这个老流氓，无所遁形。

5刘彻用严厉的法令，控制全国，特别喜爱酷吏。各郡郡长、各封国宰相以及各封国首府警备区司令（二千石为治者），大多数都残暴无情，而小吏和人民犯法的却越来越多。东方（函谷关以东）各地，盗贼蜂起，大的成群结队，多达数千人，攻打城市，夺取军械库的兵器，救出监牢里的死囚，逮捕郡长、民兵司令（都尉），杀戮高级官员；小的也集结数百人，劫掠乡村行旅，以致路断人绝。刘彻采取更严厉的手段镇压，命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宰相府秘书长（长史），负责监督，但无法禁止。于是派遣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范昆、曾任部长（九卿）的张德等，当“绣衣戒严官”（刘彻设“绣衣直指”，穿特制的绣花官服，临时任命指派，负责捕治盗贼，主持大的讼狱，事毕即行撤销。“直指”，表示直指事件，毫不阿私。穿绣花官服，表示特别尊荣，具有特别权力），“持节”，并携带虎符，到各郡各封国，调发正规军征剿。面积大一点的郡，能一次诛杀一万余人；加上供给匪徒饮食的跟连坐的普通人民，纵是面积小一点的郡，也诛杀数千人。
几年之后，有时也逮捕到变民的领袖。然而，正规军逃亡的散兵游勇，跟残余的或新起的变民结合，重又占山为盗，聚集在一起，政府也无可奈何。刘彻仍认为法令不够严苛，于是，颁布《沉命法》：“有了盗贼，官员没有发觉，或虽然发觉，逮逋的盗贼人数不成比例的，上自郡长、民兵司令、封国首府警备区司令（都是二千石），下到最低最小的小吏，以及跟治安有关的官员，一律处死。”结果是，小吏们恐惧处死，地方上虽然有盗贼，也不敢承认，唯恐呈报了上级之后，不能捕获，连累郡政府高级官员，郡政府官员也盼望小吏们不提出报告。于是，盗贼一天比一天增多，上下互相掩饰，靠着虚伪的公文来往，逃避法网。

全国到此，已陷混乱，原因只有一个——“官逼民反”，由于官吏的贪污残暴和无情的冤狱，使人哭天无泪，面临抗暴或死亡的选择。压力只能使表面平静，暴政不除，混乱不止。纯靠压力已是愚不可及，再发明《沉命法》，统治者的头脑有时候真是狗屎做的，又多一例证。狗屎头脑的思考方式是单线的一厢情愿，用杀戮来督促官吏肃清盗贼，却没有想到反使盗贼更多，而且更为公开。消灭变民的唯一方法是政治清廉和司法公平，不能纯靠杀戮。

6这时候，暴（姓）胜之当绣衣戒严官（绣衣直指），很多郡长（二千石）以下的官吏，都死在他手，威名震动各郡。暴胜之到勃海郡（河北省沧州市东南）时，听说居民雋（音juàn【倦】）不疑贤明，请来相见。雋不疑容貌严肃，衣冠华丽整齐。暴胜之没有穿好木屐便出来迎接，登堂入室，分宾主坐定，雋不疑俯身，双手按地（席地而坐，用俯身表示敬意），说：“我生在海边，久已听到暴先生的大名，而今蒙你赐给荣耀接见我，十分感谢。凡是一个官员，太刚强时，一定折断；太软弱时，则万事都废。威力既然展示，再施恩德，然后才能树立功勋，扬名天下，保持到永远。”暴胜之深记他的告诫。等到回京（首都长安），上奏章推荐雋不疑。刘彻召见，任命雋不疑当青州（山东省东部）督导官（刺史）。

济南郡（山东省章丘市）人王贺，也当绣衣戒严官（绣衣御史），搜捕魏郡（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盗贼，执法宽厚，救活了很多人，却被认为工作不力，免职。他叹息说：“我听说，救一千人活命，子孙必有封爵，我救活的有一万余人，后代必有人兴起。”

7本年（前九九年），西汉政府封匈奴降王（介和王）成娩当开陵侯，命率领楼兰国（新疆若羌县）军队，攻击车师国（新疆吐鲁番市）。匈奴汗国派右贤王率数万骑兵赴救。成娩兵团失利，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