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35 第五章 潘重规、饶宗颐的敦煌情缘

谈到中国学者对敦煌学发展的杰出贡献，潘重规和饶宗颐二位先生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说的。

潘重规先生一生致力于国学研究，对敦煌学用力尤勤，屡赴欧洲各国，披览敦煌写卷，考正辨误，拾遗补阙。他的研究广涉敦煌文书中经学、文学、佛典、语言、文字等诸多领域，其所著《瀛涯敦煌韵辑新编》《敦煌云谣集新书》《敦煌俗字谱》《敦煌变文集新书》《敦煌坛经新书》等论著广受国内外学界推重。他对敦煌学的杰出贡献，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推崇。1974 年，法兰西文学院授予他代表法国汉学最高成就的“儒莲奖”；他本人被法国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会”聘为名誉会员。1992 年，段文杰院长率团赴台，授予潘先生“敦煌研究院荣誉研究员”头衔。

除了敦煌学的研究，他还创办《敦煌学》专刊，开设敦煌学讲席，培植人才，奖掖后进，开拓出中国台湾敦煌学的一片园地。潘先生一生致力于教学事业，桃李满天下。特别令人难忘的是，1990年，潘先生穿越海峡之阻隔，携诸弟子来敦煌莫高窟参加我院主办的国际敦煌学术会议，促进了海峡两岸敦煌学者的学术交流。

饶宗颐先生是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学术泰斗。我有幸与饶公交往多年，亲承教诲，留下了十分深刻而难忘的记忆。饶先生对祖国的历史文化怀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学术秉持着深厚的敬意与真切的热爱。他家学渊源，学养深厚，终生潜心治学， 其治学广博深湛，横无际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宏通人文学科的十余门学科。他对每一项研究都力求以扎实的文史资料的考证和调查为基础，穷其源流，求真务实，不做蹈空之论。

在敦煌学的许多领域，饶先生都曾做出过原创性的研究和开拓性的贡献。如20 世纪50 年代他校录、笺证伦敦所藏敦煌本《老子想尔注》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千载秘籍，阐明原始道教思想，引发了后来欧洲道教研究的长期计划；他首次将敦煌写本

《文心雕龙》公之于世；首次根据英伦敦煌写卷研究禅宗史上的摩诃衍入藏问题；最早提出“敦煌白画”的概念，把散布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粉本、画稿等有价值的材料编成《敦煌白画》一书，填补了敦煌艺术研究上的一项空白；他的《敦煌曲》《敦煌曲续论》是敦煌曲子词研究的先驱之作。此外，他也是研究敦煌写卷书法第一人，由他编撰的《敦煌书法丛刊》（共29 册）是最早对敦煌书法予以系统整理和介绍的一部著作，对敦煌书法乃至中国书法史研究影响深远。饶先生被学界誉为当代“导夫先路”的敦煌学大师。

饶先生对敦煌深厚的感情，令我和敦煌研究院的同仁永远难以忘怀。1980 年，他第一次亲临敦煌考察，写下了著名的《莫高窟题诗》：“河湟入梦若悬旌，铁马坚冰纸上鸣。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对敦煌历史文化的挚爱之情溢于言表。后来，他被敦煌研究院聘任为荣誉研究员，对敦煌研究院的学术研究工作更是关爱有加。1983 年、1987 年、2000 年，他曾三度亲临莫高窟参加敦煌学国际会议，发表精彩的学术演讲。2000 年8 月，他第四次来到莫高窟，恰逢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国际学术盛会。饶先生兴奋地赋诗《重到鸣沙山》：“东寺能容百丈佛，西关曾贡双头鸡。情牵栏外千丝柳，不怕鸣沙没马蹄。”并将此诗书赠予我院， 表达了对敦煌的一往情深。

在那次学术盛会上，饶先生以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为例说明中国西北的山水很有特色，提出中国山水画应有“西北宗”，并答应“为文张之”。2006 年，饶先生撰成《中国西北宗山水画说》，发表于《敦煌研究》，在学术界首创中国山水画的“西北宗”之说。

饶先生对我这个后学晚辈一直关爱有加。他先后惠赐我《饶宗颐艺术创作汇集》（12 册）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14 卷20 册）。拜读这两部文集，加深了我对饶先生学艺双绝的理解。2009 年，饶先生为我亲笔题词：“极深研几。”我明白这是他引用《易·系辞上》“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之语，勉励我在学术研究中要刻苦钻研。我把饶先生的题词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时时提醒自己。

2015 年，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为饶公编辑《选堂集林·敦煌学》文集，来函索序于我。我多次辞谢，竟未获免，只得勉力为之。这使我有机会再次认真细致地拜读了饶先生关于敦煌学的五十余篇论文，进一步加深理解了饶先生在敦煌学领域的学术贡献和治学精神。后来，我撰写了题为《从敦煌学研究来看饶宗颐先生的治学精神》一文，在2015 年12 月香港举办的“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大会发言。

2000年8月，在莫高窟举办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100年纪念活动”期间，国家文物局与甘肃省政府隆重举行了“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颁予潘重规、饶宗颐二位先生“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莫高窟九层楼广场灯火辉煌的颁奖场面至今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