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读】万燕：《色，戒》的虚构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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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万燕，今天我们赏读的是张爱玲的精品《色，戒》。

由于欲望之“色”和间谍之“戒”的复杂交织，《色，戒》是张爱玲最难懂的一篇小说，同时也是她最难写的小说之一。

她在散文《惘然记》中曾说，《色，戒》和《相见欢》、《浮花浪蕊》“都是1950年间写的，不过此后屡经彻底改写，《相见欢》与《色，戒》发表后又还添改多处。”这三篇小说的风格相差非常大，但气韵是相通的。可见1950年间，张爱玲正在寻找新的突破口，不断地实验怎么样走出“张爱玲体”的新格局，她说“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有关《色，戒》“最初获得材料”的来源，究竟源自何处，到现在都有争议。1978年11月27日张爱玲曾经发表专文《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开篇就说：“这故事的来历说来话长，有些材料不在手边，以后再谈。”以后就没了下文，下文随着她和宋淇夫妇的书信陆续问世才显山露水。

目前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王佳芝的原型是郑苹如，易先生的原型是丁默邨。郑苹如是民国名媛，中日混血儿，父亲郑钺是国民党元老，母亲木村花子是父亲留日时结识的日本名门闺秀，1937年7月，上海第一大画报《良友》画报130期曾将郑苹如作为封面女郎，署名“郑女士”，行刺未成后被杀害，年仅26岁。丁默邨是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伪特工总部的头号汉奸，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叛逃国民党，然后又成为汪伪巨奸之一。抗战胜利以后，1947年作为汉奸被国民政府执行枪决。

另一种说法来源于张爱玲好友宋淇提供的素材，宋淇说：“这个故事是我在香港告诉她的，我说，我有一个电影剧本的题材，是关于我们燕京的一批同学在北京干的事情，叫Spy Ring（间谍圈），她听了很喜欢。因为题材太曲折，是反高潮，一个抗日的女间谍事到临头出卖了自己人，我怕不被一般人接受，但这故事一直在她脑子里。”

有关宋淇和张爱玲讨论《色，戒》的原材料尚未全部出版，据宋淇儿子宋以朗在《张爱玲私语录》透露，“有关《色，戒》的书信，将于日后完整发表”。一旦面世，可能会有新的可讨论之处，目前的资料已经能够看到张爱玲在真实和虚构之间的艰难：

1976年3月，宋淇在发表的《私语张爱玲》里提到：“她最近写完了一篇短篇小说，其中有些细节与当时上海的实际情形不尽相符，经我指出，她嫌重写太麻烦，暂搁一旁”，此小说即指《色，戒》。

张爱玲说：“Mesh（按：网）不预备写得长，因为材料（间谍）不是我所熟悉的，虚构出来不像真。自己熟悉的故事可以穿插许多有趣的细节。”（宋以朗注：Mesh应该就是the Spy Ring最初的名字，中文版即《色，戒》）（见《张爱玲语录》）

1977年3月14日宋淇致张爱玲信中说：“女主角不能是国民政府正统特务工作人员”。

小说清晰呈现出宋淇提供的材料痕迹，那么第一种材料来源的说法是否存在呢，张爱玲和宋淇都否认，张爱玲在1978年12月27日给麦加锡的信里不承认材料来源于“刺丁案”，只承认材料来源于宋淇（参见宋淇儿子宋以朗博客中的张爱玲英文书信），包括宋淇代写的《续集自序》里直接以张爱玲的口气否认：“最近又有人说，《色，戒》的女主角确有其人，证明我必有所据，而他说的这篇报导是近年才以回忆录形式出现的。当年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那里轮得到我们这种平常百姓知道底细？记得王尔德说过，’艺术并不模仿人生，只有人生模仿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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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牵涉到小说的主题，不得不陈述一下郑苹如和丁默邨的历史故事，也许对真实和虚构的区分有些帮助。

前文介绍了郑苹如和丁默邨的大致身份。

据档案史料披露，因为丁默邨是国民党特务出身，对其内部和地下组织十分熟悉，因此投靠汪伪政府和日本人后，组建了76号特工总部，血腥镇压爱国志士，给军统和中统都造成了很大打击和威胁，令重庆国民党当局誓必除之。丁默邨虽然非常狡猾毒辣，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好色。中统上海潜伏组织负责人陈宝骅（陈果夫、陈立夫的侄子）决定派郑苹如用美人计引色狼上钩。

郑苹如家住上海旧称法租界的万宜坊88号，是当时上海富商、中高级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聚居地，她在上海法政学院读书时，就秘密加入了中统，并且利用得天独厚的中日混血儿条件，在日伪人员当中获取情报。丁默邨既好色又奸诈，不轻易上当，但郑苹如还是成功地把他钓上了钩。

1939年12月21日，丁默邨要去虹口赴晚宴，郑苹如托辞去南京路，同乘他的车，将他诱致戈登路与静安寺路交叉口的西伯利亚皮货店，假装要买皮衣，配合预先埋伏的中统特务行刺。被老奸巨猾的丁默邨发现周围可疑迹象，刚进店就返身冲向马路对面司机没有熄火的汽车，等中统特务反应过来拔枪射击，车已开走。

郑苹如本可以逃走，但还想迷惑丁默邨误认为是凑巧碰上杀手，再约丁默邨时，终被关进76号总部，1940年2月惨遭杀害。

其实郑苹如真正的恋人王汉勋，是国民党的飞行员，也是抗日烈士，在广西跟日本人激战的时候飞机被击落了，遗物中有郑苹如送给他的定情照片以及题字。

经良友文化基金会胡新亮先生查考，当年郑苹如整个的刺杀和遇害事件都被外界作为花边新闻来看，据当时《良友》画报的主编马国亮回忆，她的照片是她父亲的旧相识郑振铎送给《良友》发表，当时的《良友》编辑人员并不知道她是谁，也是后来她与丁默邨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再加上因刺杀事件遇害，才确认郑女士就是郑苹如。虽然她与丁的事件在当时是很有名的花边新闻，她的遇害，在《良友》画报中并没有任何反映。

1939年8月至1942年5月，也就是“刺丁案”发生的时间段内，张爱玲正在香港大学文学院读书，但其间沪港消息不断，包括1942年5月张爱玲回到上海之后、1952年7月离开大陆之前，都无法排除她有可能听到“刺丁案”的故事，这件事情沸沸扬扬传播，也许潜意识留在脑海中，等到宋淇的材料出现，她才真正找到写作的契机。两种说法合二为一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小说的结果毕竟是虚构创作。

作家的创作是很复杂的。真相只有一个，只有张爱玲知道，宋淇也不一定全知道，虽然他为《色，戒》的写作提供了素材和很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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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极力否认“刺丁案”也不难理解，如果有关《色，戒》的所有材料披露，此说法也应该成立。一则，因为虚构有时的确会验证现实。二则，因为《色，戒》的题材太敏感，太难懂，读者误读得很厉害。仅就文本而言，一发表，就受到“域外人”的批评和误读，假如承认有“刺丁案”的影响，读者完全不考虑小说的再创作，认为将抗日志士写成放跑汉奸的女人，张爱玲岂不是又要背上污名？

对于张爱玲来说，真实到她笔下，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如果不能明白这点，强行对应，就扼杀了小说的生命力。她要写的，根本不是一个抗日小说，她要表现的，是在非常态的事件中，人性的弱点和可能性，反高潮的人性呱呱地叫起来。

这篇小说，对于张爱玲来说，最难写的地方，就是如何让王佳芝把同伙布置两年的美人局计划，在一刹那间毁掉。或者说张爱玲最想把这个地方怎么去完成，又靠什么东西来完成的一个难点。

很多人把这个完成难点，错读为送了昂贵的戒指，包括电影想深挖下去，也只能表现到这里。甚至增加了小说原来没有的漏洞：例如王佳芝第一次去挑钻石没感动，第二次做成钻戒就感动了。

在小说里，张爱玲一定要让王佳芝在心理上为震撼所动，才会改变初衷，而这种改变并不是突发奇想，要暗藏心理潜流。这是张爱玲最难写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要把它变成小说时，它其实已经不是真实的故事了，那么要靠虚构性来完成这些东西的时候，虚构成立的依据在哪里？这是张爱玲最困难的，我相信当年张爱玲一定在这个地方卡得很痛苦，因为又要买钻戒，又要在这个买钻戒的过程当中让王佳芝的心理发生变化。物质钻戒和精神心理的结构是否互动，又如何互动呢？

今天的赏读就到这里，下次我们接着谈《色，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