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约派词人柳永：是做真小人，还是伪君子？

柳永：伪君子与真小人的艰难抉择

科考的再次失败，让迷茫中的柳永似乎找准了未来的方向。柳永知道，他的未来不在庙堂而在江湖，它属于秦楼楚馆的温柔，属于偎红倚翠的浪漫。他的词不适合正襟危坐的士大夫，而适合风情万种的小姐妹。“文章憎命达”，一首词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这仁宗绝对是流氓行为。既然你仁宗是流氓，那我干脆破罐子破摔，做个更加彻底的流氓好了。于是，柳永一转身，扎进了滚滚红尘，给世界留下了孤独而香艳的背影。

今天，我们应该把十二分的敬佩送给柳永。宋代不是现在，社会风气还没有那么开放和宽容，柳永也不是刘伶，干脆喝死算了。但柳永追求自由、我行我素，他不愿再活在别人的世界里，他要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也就是说，柳永基本放下了中国人放不下的心结。我们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我们可以不在乎自己是否幸福，但我们特别在乎别人的评价，别人说我们好，沾沾自喜；别人说我们差，垂头丧气，我们是别人的影子。所以，生活中，每个人都要参加假面舞会。我们的痛苦来自于伪装，这是伪君子的痛苦，而要我们撕下画皮，做个坦坦荡荡的“真小人”，这需要勇气。

这个世界在性别上只有两种人，男人和女人；在做人上也有两种人，就是“伪君子”和“真小人”。易中天教授主张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他认为“真小人”比“伪君子”更可爱，也更可靠，因为至少他不装，不假，不作伪。易中天先生喜欢“真小人”，这样的价值观有些问题。事实上，“真小人”和“伪君子”都不是东西。但两恶相较的话，至少小人更加坦荡些，反正就是小人了，你能咋地；而伪君子始终是遮遮掩掩，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下一步他要干什么。很危险，也很费思量。就像著名的量子力学实验“薛定谔的猫”，在揭开盖子之前，你不知道那只猫的死活。对于伪君子来说，在解开谜团之前，天知道他是什么人。而严复就看得更加准确一些。他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这句话打击面实在太广，但考虑到现在社会的种种怪现象，可以说一针见血。

无耻总是先从作伪开始。比如说，领导要提拔你，你内心兵荒马乱，但表面波澜不惊，还要谦虚地说，我不行的，我还年轻，资历浅，其实你心里想，你们一帮老朽之人还好意思跟我争？中国人不喜欢直白的真实，而喜欢含蓄的作假。诸葛亮明明想出来做官，还得端住架子做隐士，刘备兄弟三个三次才请出来。王维想做官都想疯了，但不好意思直接找唐玄宗要去，就做个“京漂”，躲在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假装隐居，长安干部选拔任用的风吹草动，他都了然于胸。所以严复先生算是把中国人的性格摸清楚了。一开始是作假，最后是无耻，这很符合中国人的性格发展逻辑。

柳永的悲剧就在于，他一开始不作伪，最后也算不上无耻。他是一个特别天真的人，有一说一，口无遮拦，这一点，注定了他要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命运。纵然柳永金榜题名又能如何？在封建官场，一个不会作伪、溜须拍马的人不是个“好”官员。假如按照中国历史传统评价标准的话，那柳永就是个实实在在的真小人。柳永也很坦白，既然体制老是边缘化我，那我干脆不鸟你这一壶，我找歌女唱歌喝酒去，为她们填词作曲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就像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的，“人情反覆，世路崎岖。行不去，须知退一步之法”，“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官场无路可走的柳永，在欢场却道路通畅。

于是他改名为“奉旨填词柳三变”，并请人做了牌子举着，堂而皇之出入各种娱乐场所，不遗余力地填词作赋，效率很高地捧红了一个又一个歌女。他用所有的才气和灵感，真诚地赞美每一个歌女，直至她大红大紫。看看他笔下的一些歌女小姐妹，那简直就是大宋娱乐界的“美女天团”。

有美如天仙的秀香，“秀香家住桃花径，算神仙才堪并”；有腰肢如柳的英英，“英英妙舞腰肢软，章台柳，昭阳燕”；有精通文墨的瑶卿，“有美瑶卿能染翰，千里寄小诗长简”；有舞姿翩跹的心娘，“心娘自小能歌舞，举意动容皆济楚”；有声如天籁的“好声音”选手佳娘，“佳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伏”。还有他最喜欢的、无法用文字描摹之美的虫虫，“就中堪人属意，最是虫虫。有画难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众多红颜美丽且多情，男人做到这个份上，柳永乃千古第一人。

柳永越受青楼歌女的热爱，他的自我认同感和社会认同感就越撕裂，这让他产生了文化身份的模糊感。我是谁？是离经叛道流连花丛的浪子？还是心怀“立德、立功、立言”儒家思想的传统文人？在民众眼里，他是流行文化的代言人，在政府眼里，他是不足道也的边缘人，江湖中的评价越高，庙堂上的评价就越低，柳永彻底陷入了一种“二律背反”的困境。

其实，柳永的词不仅受老百姓欢迎，那些自诩高大上的文人也是喜欢的，但“爱你在心口难开”，就是不能明说而已，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和柳永不是一路人。喜欢批评人的李清照在她的《词论》中说：“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这是个很高的评价。南宋俞文豹在《吹剑录》中记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说明苏东坡还是挺在乎柳永的。这个故事同时也指出了柳永词的江湖地位。柳永的婉约词和苏东坡的豪放词，共同构成了宋代词坛的两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