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丨《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中华帝国最后一任王朝，三大特性看清它的盛衰

中华帝国最后一任王朝，三大特性看清它的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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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笔记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作者：美国汉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

清朝三大特性之一：内亚性。

内亚性是国外学界提出来的概念。这里的内亚，即内陆亚洲，指以蒙古高原为核心的亚洲腹地，包括蒙古高原，中国的东北、新疆和西藏，以及中亚大部分地区。

而所谓内亚性，是指生活在内亚的民族，因为当地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产生的观念习俗和生存模式。例如，内亚地区活跃着许多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擅长骑射，有着很强的军事征服力，容易建立民族各异、文化多元的大型帝国。

清朝对内亚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与清朝统治者的出身有关。

满族自身原因：

满族发源于辽河流域的女真人部落。数百年来，他们在这一代狩猎、打渔、耕种，到明代中叶，已经形成了农耕与狩猎相混合的社会模式。这就使得清朝统治者，既能依靠农业文明积累财富，又善于同遍布内亚的游牧民族打交道，将他们的战斗力为己所用。

满蒙联姻：

努尔哈赤通过与蒙古科尔沁部联姻，取得了一部分蒙古贵族的支持。皇太极继位后，更是大力推动满蒙通婚。皇太极的皇后，即后来的孝庄皇后，就出自蒙古科尔沁部。

满蒙联姻的重要意义：

这首先体现在战斗力的加强。清朝统治者将归附的蒙古部落编入八旗，称作八旗蒙古。对明作战时，蒙古骑兵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具有决定性的大凌河之战和松锦大战中，都有蒙古骑兵的身影。

满蒙联姻还具有深远的战略价值：

明清战争中清军屡战屡胜，夺取了辽东绝大部分地区。唯有山海关及周边几个要塞，还在明朝手里。山海关是从东北进入华北的咽喉，守住此关，明朝尚能苟延残喘。皇太极在位期间，绕开山海关，穿越蒙古人控制区，攻入明朝统治核心。明军对此一筹莫展，只有被动挨打。

征服准噶尔部：

准噶尔部活跃于内亚西北部，本来只是松散的部落联盟。17世纪中期，一个名叫噶尔丹的部首领横空出世。此人雄才大略，试图仿效成吉思汗，建立游牧帝国。

清廷与准噶尔的战争，也是争夺蒙古最高领袖的战争。如果失败，不仅满蒙联姻破产，清廷对内亚的统治也可能崩溃。这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容忍的。这也是为什么，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都要对准噶尔部用兵。

 从1690年起，康熙三次亲征，逼死噶尔丹，重创准噶尔部。但准噶尔部只是暂时蛰伏。康熙晚年，准噶尔部再度兴起，而且产生了更加严重的后果：侵扰西藏。1716年准噶尔部攻入西藏，占领拉萨，建立傀儡政权。康熙命皇子领兵，将准噶尔部赶了出去。乾隆十二年，西藏贵族勾结准噶尔部叛乱，被清军扑灭。这让乾隆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准噶尔部问题。

 1751年，清廷颁布《西藏善后章程》，扩大驻藏大臣职权，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行政管理能力。此举杜绝了准噶尔部对西藏的侵扰，解除了清廷的后顾之忧。

 乾隆积极筹备，举全国之力向准噶尔部发起总攻。经过两年多苦战，1757年，清军终于将准噶尔部50多万人全部消灭。这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清朝的版图，而新疆的稳定，也保证了青海、西藏、蒙古等整个内亚地区的长治久安。

 清王朝充分利用了满蒙联姻的优势，取得对广大内亚地区的有效统治，建立起一个从江南到漠北，差异巨大的多元帝国，这是作为典型的中原王朝的明朝不可想象的。

清朝特性之二：中华性，也就是他们如何运用中原王朝的统治经验，即汉文化，来管理汉人聚居区的。

编汉人入八旗：入关前，清朝统治者就在管理辖区内的汉人，并积累起一些经验。随着前来投奔和俘虏的汉人日益增多，皇太极将汉人编入八旗，称为八旗汉军。

控江南士绅：大棒加胡萝卜

制造江南三大案——奏销案、哭庙案和通海案。

 奏销案是清廷借口江南地区拖欠赋税，将一万三千多名士绅降职、革职或革去功名。哭庙案则是一部分秀才不服，利用顺治驾崩的机会，跑去孔庙向孔老夫子哭诉。结果清廷痛下杀手，把他们逮捕处决。以批三国、水浒著称的金圣叹，就死于此案。除此之外，清廷还以江南士绅串通郑成功，欲图谋反的罪名，拘捕杀害了一批人。这就是“通海案”。

科举考试：中唐以后，南方文教兴盛，江南人在科举考试中的表现越来越突出。通过科考，清朝统治者继续吸纳江南士绅进官僚体系，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此举意义重大。一方面，朝廷收获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把士绅利益同王朝的利益捆绑起来，双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同时，康熙和乾隆都曾六下江南，安抚人心。于是渐渐的，江南士绅从原先的反抗者，转变成清王朝的拥护者。

为了进一步强化士绅对朝廷的忠诚度，清朝统治者还做出了一项重要决策：承认士绅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基本维持晚明以来的土地兼并，不做改变。

清朝统治者是如何规避人地矛盾：鼓励垦荒

清朝统治者在开疆拓土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对内亚地区的统治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康熙年间，清廷又逼迫郑氏政权投降，收复了台湾。同时，清廷在云南、贵州等地实行改土归流，即废除地方土司，由中央委派的官员直接管理当地事务。

 凡此种种，使得清朝疆域内出现了大片未经开垦的土地。这就为失地农民提供了出路。在统治者的鼓励下，数百万农民涌入云贵、新疆、台湾等地开垦种植、采掘矿藏。

浩浩荡荡的移民潮，把整个中国，连接成一个大市场。

 本书作者援引美国学者施坚雅的观点，将清代的商业市场分成十大区域，每个区域各有所长，如江浙盛产丝绸、山西盛产煤、云南盛产铜和铁。不同区域间互通有无，跨区贸易十分活跃。这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

 到乾隆后期，全国有10%以上的谷物、50%以上的棉布、90%以上的生丝，以及几乎所有的茶叶，都要拿到市场上售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出口。

商品经济发达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城镇的兴起。

清代中叶，上海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同地理位置有关。上海位于长江口，内陆商品通过长江及内河航道，汇集到这里，或出口，或运往沿海各地，都很方便。而沿海各地的商品，也能从上海起航，顺着长江运往内地各省。所以在19世纪前期，上海就已经是大港口，商贸繁荣。嘉庆年间编撰的《上海县志》，就夸赞本地是“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与此类似，苏州、南京、广州等城镇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这是失地农民的另一条出路。

这样，清朝统治者做到了一件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土地持续兼并的情况下，保持了商业繁荣和人口增长。

据统计，入关初期清朝人口不足1亿，而到康熙中期，人口达到1.5亿，1800年更是突破3亿大关。1850年太平天国之乱爆发前，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4.5亿人。两百多年人口增加4倍以上，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清王朝特性之三：现代性

从1644年入关到1795年乾隆驾崩，清朝存在了150多年，开始进入到中后期。历代王朝在中后期遇到的情况，清朝同样遇到了——官员腐败，行政效率下降，农民破产，社会矛盾加剧。

终于在嘉庆继位前后，湖北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起义军很快冲出了湖北，席卷四川、陕西、河南各省，震动朝野。清廷调集几十万大军，历时七年才予以镇压。而此时，嘉庆已经掏空了国库。

清朝的中兴：

根据中原王朝的传统经验，如果统治者能处理好王朝中期的危机，将会迎来一波中兴，从而大大延长王朝的寿命。而以清朝统治者的能力，这并不难做到。一个证据是，19世纪中叶，清朝内有太平天国之乱，外有英法列强虎视眈眈。其中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大半个中国，致使数千万人死亡，赋税重地江南的也遭到重创。即便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清朝统治者还是挺了过来。

这表明，传统的王朝内乱，清廷还能应付。真正致命的挑战来自外部，也就是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性因素，对老大帝国造成的影响和冲击。

殖民者东行：16世纪初，葡萄牙人就远航到珠江口做生意，他们还非法占据澳门，作为贸易集散点。紧随其后的西班牙人、荷兰人，也在东南亚同华人移民发生了联系。明万历年间，荷兰人侵占台湾，盘踞了三十多年，直至被郑成功驱逐。

白银流入与经济卷入全球化：

明末清初，西班牙人用从美洲开采来的白银，购买中国丝绸、茶叶和瓷器。于是，白银以每年数百万两的速度涌入中国，并在城镇和农村广泛流通，成为常用货币。白银的输入，实质上替代了明代并不成熟的纸币信用体系，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过程。而这正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不过，态势渐渐转向了反面。

19世纪初，白银开始流出中国。从1808年到1856年，五十年不到，中国白银外流约3.84亿两，年均800万两。原因，一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西方的商品制造能力大幅度提升，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下降；二是为扭转贸易逆差，西方商人向中国走私鸦片，攫取了大量白银。

这就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战争的结果，落后的清军完全不是英军对手。1842年，清廷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至此，闭关锁国政策破产，老大帝国的国门被推开。

国门洞开后的三大巨变：

1、近代工业的萌芽，对外关系的重塑，以及新思潮的诞生

先来说近代工业萌芽。西方新事物如枪炮、轮船、铁路、银行、工厂等蜂拥而入，很快发生了影响。例如，湘军和淮军都配备了新式火炮，淮军中还有外国人组成的洋枪队，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有鉴于此，曾国藩、李鸿章等有识之士发起洋务运动。他们向西方学习，挖铁矿、建工厂、铺铁路，中国近代工业由此萌芽。清政府也积极进行军事改革，仿效西方军队，训练新军。

2、对外关系的重塑

乾隆时期，从皇帝到士绅都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人为蛮夷。面对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通商请求，乾隆傲慢地回答：我天朝应有尽有，没必要通商。国门被敲开后，面对西方列强，清廷被迫设置总理衙门，处理外交事务。这是中国第一次依照国际通行的交往原则，以相对平等的姿态，同外国人打交道。

3、现代性也会改变人们的观念，统治者难以把控

同西方新事物一起涌入国门的，还有诸如民主、自由、共和、科学等新思想。这些思想借助近代印刷术，在士绅阶层中流传。而清廷的军事失败，又加速了士绅对新思想的接受速度。

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论武器装备，清军不比列强差。但战争的结局都是中国惨败，割地赔款。这促使有识之士反思：列强靠的不只是坚船利炮，还有不断进步的文明和先进的政治制度。反观中国，帝制绵延两千多年，消磨了中国人的进取心、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思想开始酝酿，并被越来越多的本土士绅所接受。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本土士绅和海外革命人士联合发力，一个个省份纷纷脱离朝廷宣布独立，4个月后，宣统发布退位诏书，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王朝落幕。

此后的100多年里，政治革命，社会刷新，击败了传统帝国的现代性，被中国人全面拥抱。以今天的视角回望，现代性既是检验清王朝的一块试金石，也成了我们理解两千年中华帝国历史高度的一个重要坐标。

书           名：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作           者：[美]罗威廉

主    讲   人：刀劈三观抱老师

主讲人简介：资深撰稿人

主           播：秋安

策 划  编 辑：袁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