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吴晓波原声解读】 “所有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

大家好，我是吴晓波，今天我们讲我创作的《激荡三十年》。

《激荡三十年》用一个一个小人物的故事、身影和案例来串联起了风云跌宕的30年的经济变革史。那么你也会问一个问题说：这些人物命运的背后，中国由1978年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成为30年后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国家，它背后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在《激荡三十年》中，我试图通过案例和故事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认为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有4个动力：

1.制度创新

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1978年之前，当时全世界有几十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你的经济制度怎么变革，它都是在一个国有经济体系完成的。邓小平是全世界所有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中，第一个允许私营企业回到经济舞台的那个人。

我记得，在90年代初的时候，我有一次到温州做一个调研，然后当地有一个农民，这个农民叫陈定模，他在鳌江边上弄了块地，然后自己做了一个城市规划，然后说，这个地叫“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每一个农民花5万块钱都可以在这里买块地，然后你盖一幢房子，这幢房子对面的那条马路，靠你的这一边你来修，对面那一边另外的人来修。

我当时就接到了一个举报，在温州有一个人违反全中国的土地政策，居然圈了块地，弄了几千个农民进去，盖了一个大型违章建筑工程。

我就去做调研，结果我发觉说，确实，陈定模干了很多事，从土地问题到人口进入等，都不符合当时的国家政策，这确实是一个大型的跟当时法律法规有很多冲突的工程。

我做完调研以后，那天晚上陈定模请我吃饭。他知道，如果我回到杭州以后写一篇内参，那么可能过几个月，他这个地方就可能会遭到处置，再过几个月就可能会被夷为平地，他甚至可能受到很大的处分。

他就请我喝酒，就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俩就在街边喝酒，喝了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拍着桌子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吴记者，你知道吗？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我觉得，他就好像代表着历史突然喊出了一个声音，所以我回去以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关于中国第一个农民城的调查》。我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肯定了这个经验，最后到今天为止，那个地方还在蓬勃地发展。到今天，已经由一个龙港镇变成了龙港市，在行政级别上变成了一个县级市。所以这是我亲身参与过的一个制度创新。

在过去的30多年里，像陈定模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他们在土地政策、金融创新政策、企业变革政策、社会福利政策、教育改革制度等方面都进行了种种的创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陈定模那样拥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甚至很多人因此落马，因此失去了生命、荣誉、家庭和地位。但是从30多年的发展来看，制度创新对既有的模式、法规的突破，是中国这一轮经济改革，人民创造历史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2.容忍非均衡

在1978年之前，这个国家是一个讲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国家，它是一个均贫型国家，每个人都很贫穷，所以你也不用抱怨谁，我家吃不上饭，隔壁家也吃不上饭。

但是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搞改革开放，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就成为了改革开放以后一个实用主义浪潮的最重要的基本特征——它允许贫富悬殊的拉大，允许地域与地域之间的非均衡发展。

当均衡被打破以后，突然间这个世界尘土飞扬，所有的秩序、法律，甚至所有的道德，所有的价值观的评价，都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然后我们在很长时间里面容忍这种非均衡状态的发展。

在1980年代，只要能够产生收益，只要能够产生利润，你可以破坏所有的生态环境。只有到最近这几年，我们才突然说“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开始讨论人跟自然之间的一种和谐发展，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均衡性发展。

但是很长时间里面，我们有特区，我们有开发区，我们有自贸区，我们有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我们在很长时间里面给了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你看，从特区到超国民待遇，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种均衡被彻底打破，通过打破均衡来刺激生产力的发展。  

这一节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激荡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