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术的空气（3）

战前的过分浓厚的学术的空气使有些人担忧。他们觉得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走上“缓慢而费力”的“窄而深”的路，固然可喜，可是忽略了“全体大用”，也不是正办，特别是人文科学。因此有的人主张大学应该造就的是通才，不是专家，有的人主张知识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做人。这些主张渐渐的采用到大学的课程和制度之中，然而这时候的青年学生并不注重这些，他们要的是专业的知识，这种知识可以使他们便于就业，或者早些成为专家。便于就业就是急于应用，这显示了一个新方向；外患日深，生活逼得人更紧，研究的憧憬黯淡起来了。于是乎来了抗战。差不多所有的大学和研究机关都迁到了西南，生活的艰难和设备的贫乏使得研究的工作几乎不可能，特别是自然科学。然而大家还多多少少在挣扎着。可是这真到了急于应用的时代，教育部制定了提倡理工的政策，大学生集中在经济学系和工学院，特别是工学院，人数似乎一年比一年多。一方面又有了许多的训练班和专修科出现。这种普遍的注重应用，更冷落了研究工作，稀薄了学术空气。一方面在美国也有人在控诉那学术至上的态度。拜喀尔的“美国教师”一书中有一章“象牙实验室”，批评自然科学研究者只知研究不知其他，颇为恳切。“象牙实验室”是套的“象牙之塔”那个词，指摘人们的逃避现实生活的态度。这是在重行估定知识或学术的价值。这种估价得参照理论与应用，现实与历史，政治与教育等等错综的关系来决定。美国也有人如布里治曼相信该由知识阶级来计划领导这世界。但是那需要什么知识呢？知识阶级是不是有这个力量呢？问题真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