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吴晓波原声解读】我为什么要写《激荡三十年》？

大家好，我是吴晓波，今天我们讲我创作的《激荡三十年》。

《激荡三十年》描述的是1978年以后30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历程，是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角的一本通识类历史读本。

中国在1978年以后的这一轮改革，在中国的经济变革史上、在全球的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乃至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发展图景下，都带有巨大的陌生感——它是如何发生的？它在发生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和戏剧性，以及它走到今天以后，面向未来又带有怎样的不确定性？

这些话题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非常关心的话题，也是全世界对中国关心的读者都很希望了解的话题。

我是1990年参加工作的，我记得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份职业是当一个工业记者。我当时拿到的第一个采访选题特别大，叫《中国百家大中型企业自主权落实调查报告》。

在1990年的时候，我一个人背着背包，在三个月时间里，大江南北跑了100家国有企业，所以那是我第一次面对面用脚来丈量中国企业的一个过程。

在1990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面，我是中国产业经济界最近距离的观察者之一，甚至我后来自己也开始做企业，成为商业从业者。

从1990年以后的30年里面，我几乎见过改革开放以后所有著名的企业家，比如年广久、吴仁宝、鲁冠球、王石、柳传志，到最近的马化腾、马云、王兴等。

所以我既是一个观察者，同时也是一个亲历者和参与者。

在很长时间里面，我对企业的研究是以案例写作的方式进行的。到了2000年的时候，

我曾经出过一本销售册数过一百万的书，叫《大败局》，那是一个以案例式的方式来描写中国企业的图书。

到2003年底的时候，我离开了原来服务的通讯社，然后拿到了一个offer——是美国的福特基金会，它在全国找一个人，希望他能够到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去做一个关于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课题。

我在哈佛待了半年时间，去做这个访问学者，写一篇关于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报告。在这个期间，我跟美国的一些学者和在美的一些中国学者来研究中国的企业发展问题，我发觉一件非常让我吃惊的事，就是：在当时，中国的改革已经有20多年了，但是很多的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的理解都还停留在毛泽东时期，他们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有巨大的陌生感。

然后他们会问我一个问题说：“我们看一些新闻，一些企业家比如吴仁宝、鲁冠球，他们都是农民，那么他们有没有上过商学院呢？他们的技术从哪里来的？他们怎么获得生产线、技术和原材料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这些中国的民营企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它最基本的理论架构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一本关于理论的书可以来解读中国的经济？”

每当面临这样的交流和拷问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有巨大的不安。有一个经济学家叫熊彼特，他曾经说：“我们研究一国之经济，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理论的方式，第二是数据的方式，第三是历史的方式。”

我作为一个长期在一线做企业研究的企业史写作者，我觉得我大概没有能力去为中国的二三十年经济改革发展建构一个理论模型，这是另外一些宏观经济学家们应该干的事。并且，数据本身也无法来解释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发展。我是一个做案例研究的人，我想，我大概有机会用历史的方式来描述这个进程。

2004年的时候，中国是全球的第5大经济体，那么到200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应该会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而且还有可能在那个时间前后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到2008年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咱们中国人讲“三十而立”，同时这个国家将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的第三大乃至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一本书来描写这个30年来中国企业的变革历史。

2004年以后我就开始着力于写这本书。这本书一方面利用了我1990年以后作为一个企业观察者和写作者的很多原始资料。同时，我查阅了大量的一手的历史性报刊杂志资料，比如说国内的《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参考消息》《经济观察报》以及国际上的《时代》《新闻周刊》《经济学人》等杂志和一些研究报告。

同时，我去拜访了一些1980年代成名的，现在已经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的老一辈创业者，比如年广久、马胜利、步鑫生等这些人，我花了4年时间来创作这本书。

这一节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激荡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