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万燕。今天我们赏读的是张爱玲很棒的一个长篇小说《怨女》。
《怨女》最初于1966年在香港《星岛晚报》连载,1966年4月于台北《皇冠》杂志连载,1968年7月由皇冠出版张爱玲“改正”后的单行本。这部小说张爱玲本来有篇序,结果越写越长,就变成了《红楼梦魇》这本书。
《怨女》的写作过程很费周折,它比《五四遗事》更具备翻译之情境与脉络的意义,如果说张爱玲自己并不承认《老搭子》和《五四遗事》的翻译关系,《怨女》则再三应证了她作为自译者的身份翻转。
张爱玲的英文水平很高,她自己的不少文章都是先写成英文,再自译成中文,如散文《更衣记》等。好友炎樱的文章也常被她译成中文,五十年代她在香港翻译了海明威、爱默森、梭罗等作家的作品,是一个可以在中英文之间来回穿梭的优秀作家。
学者单徳兴谈到张爱玲的译者和自译者这两种身份时曾说:“张爱玲身为中文作家的成就早已广受肯定,相关研究层出不穷。然而,她的译者身份,尤其是作为美国文学中译者的身份,却一直被忽略,甚至连她的中文”全集“也到20世纪90年代才将译作纳入,但仍有缺漏或讹误。(《翻译与脉络》)
“张爱玲除了译者的身份之外,还扮演了自译者的角色,将自己一些作品由中文译成英文,或由英文译成中文,甚至往返于中、英文之间。不仅如此,在中、英文间来来去去的过程中,也为她提供修订与改写的机会,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由中文的《金锁记》,转变为英文的Pink Tears(《粉泪》),再演化为英文的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最后演化为中文的《怨女》。”
《怨女》的中英文出版来回折腾,英文版本一直不顺利,最后还是中文的《怨女》获得了成功,这期间大致过程是这样的:1956年中文中篇小说《金锁记》扩大为英文长篇Pink Tears(《粉泪》),1957年5月遭The Ricesprout Song原出版社纽约Charles Scribner’s Sons拒绝,1962年将Pink Tears 改写成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同样未被美国书商接受,直到1967年才由英国的凯塞尔(Cassell)出版社出版,后来又以中文重写为《怨女》。
改写和重写也是张爱玲创作中特别重要的一种写作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她将自己创作中不如意的地方转化、提炼、发挥和补充,使文本形态更趋向于成熟,从中篇《金锁记》到长篇《怨女》的过程,就是改写和重写的过程。也许大家会觉得奇怪,《金锁记》是名篇,傅雷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为何还要改写和重写,从《连环套》之后的写作轨迹就知道,写《金锁记》时的张爱玲还没有经历过爱情,是靠间接经验、想象和原型完成的,所以戏剧性强,人物、情境和心理表现都比较夸张,《金锁记》因此更具舞台感。而《怨女》是贴着人物走的,用笔非常老到,极有生活质感。
这个过程中,张爱玲的两次香港生活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说第一次香港求学让《金锁记》成为张爱玲起飞的写作成果之一,第二次香港生活,则赋予了张爱玲积淀《怨女》沉潜丰厚的基础,使她有了第二次回望上海的审视距离。张爱玲在经历两次迁徙和命运沉浮后,把银娣从姑娘到怨妇的人生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同样以“上海”为故事场所,同样是爱欲和经济的矛盾,同样是哥嫂麻油铺子的西施招牌,《金锁记》里极端变态的“疯女”曹七巧,变成了“怨女”银娣,和北方姑娘曹七巧性格颇有差别,银娣是上海本城的土著,南方的泼辣中带着优柔多疑和心机,然而在父母早逝的困窘下,她的终身大事还是被媒婆骗了,银娣嫁到姚家做了痨病二爷的少奶奶,从此青春年华被耗尽,对三爷的念想反倒成了她的心病,寻死未成,却熬到老太太去世,丈夫去世,分了家,靠继承权得来的钱在乱世中支撑过日子,守着儿子玉熹又有了一堆孙子,那些曾经风光或风流的人都活不过她。往事重回,她似乎回到从前年轻的自己。
还是觉得不如金锁记,人物没立起来,性格上没有转折发展,不同阶段 不同“舞台”中人就是断层的。一些起头里的一些角色就是工具一样 交代了许多就没了下文 好像没有像样的规划似的。不管专家怎么评,反正在我心里,到还是金锁记里那位写得丝丝入扣
每次都是先听赏读,再听作品,最后再听一遍赏读,感觉这样更加解读出张爱玲作品的精华!感谢主播
我还真猜对了,果然是先写出了《金锁记》,然后修修改改,写成了怨女 ,不过影视剧拍的出《金锁记》的热闹,却拍不出怨女的韵味悠长
难怪,听的时候觉得很类似《金锁记》。
怨女太隽永了
感谢万燕老师,讲得太好了!
傅雷真闲
非常期待
难怪,就是金锁记改的呀
谁在解说张爱玲小说。太专业了!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