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与六便士 03：我的回忆

但这些都是题外话。

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写了第一本书。幸运的是，它引起了关注，因此有许多人想和我结交。

最早踏进伦敦的文学世界时，我心里既忐忑又期待。回忆起当初的种种情状，真是不无物是人非的感慨。我久已远离那个世界，假如各种小说对其现状的描写是准确的，那么如今的情况有所改变。

活动的场所和以前不同。切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业已取代了汉普斯塔德、诺丁山门、高街和肯辛顿。[1]就拿参加活动的人来说，从前四十岁以下显得卓尔不群，但现在超过二十五岁就要被当成笑话。

我觉得我们当年比较矜持，而且也不敢表现得过于目中无人，因为害怕遭人指摘。我并不认为那批放浪形骸的文人雅士有多么洁身自爱，但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候的风流韵事确实不如现在这样司空见惯。

我们不觉得由于爱惜羽毛而对离经叛道的行为保持沉默是虚伪的表现。我们说话没有那么粗鲁莽撞。当年的妇女也没有完全独立。

那时我住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我记得我常常乘坐很久的公共汽车，去拜访那些热爱文学又殷勤好客的家庭。

我总是畏首畏尾地在街道上徘徊，半天才能鼓起勇气按响门铃，然后怀着极其紧张的心情跟着迎宾走进空气沉闷、高朋满座的客厅。

主人介绍我认识这位贵客那位嘉宾，而那些人则对拙作大加吹捧，让我感到浑身不自在。我感觉到他们希望我说几句幽默机智的话，可惜直到聚会结束，我还是一句都没能想起来。

为了掩饰尴尬的心情，我帮忙端茶倒水，把面包切得乱七八糟，涂上黄油端给众人享用。我希望没有人来注意我，那我就可以暗自观察这些社会名流，专心聆听他们的佳言妙语。

我记得当年有几位个子高大、神态孤傲的女士，她们有着高耸的鼻子和饥渴的眼睛，衣服穿在她们身上就像是士兵的盔甲；也有几个身材娇小、獐头鼠目的老处女，她们有着轻柔的声音和溜滑的眼神。

这些女士坚持戴着手套吃黄油吐司的怪癖让我称奇不已，而她们趁别人不注意时在椅子上偷偷把手指揩擦干净的壮举更是令我敬佩万分。

这对家具来说肯定是不好的，但我想女主人到她这些朋友家里做客时，应该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椅子。

她们有些打扮得花枝招展，而且会理直气壮地说，写过小说也未必非要把自己弄得不修边幅；既然拥有苗条迷人的身材，那就应该展示出来；给小脚穿上漂亮的鞋子又不会导致“东西”被编辑拒绝。

但也有些人觉得这样太过轻佻，她们会穿着“艺术的装束”，戴着具有原始风情的珠宝首饰。男宾则很少有奇装异服的。他们尽量打扮得不像个作家。

他们想要装出精明强干的样子，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当成某家公司的管理人员。他们总是显得有点累。以前我并不认识什么作家，我发现这些人非常奇怪，反正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太过装腔作势。

我记得当年总觉得他们的对话妙趣横生，那些作家当面称兄道弟，但转身就会用尖酸刻薄的言论相互挖苦，我常常听得瞠目结舌。

艺术家和其他人相比有个优势，他不仅可以取笑朋友们的长相或性格，而且可以嘲弄他们的作品。我苦恨自己才思不如他们敏捷，口齿也不如他们伶俐。

那个年代的作家还比较讲究说话的艺术，机敏的回答比锅底下柴火的噼啪声[2]更令人赞赏，名言妙语也尚未变成愚笨者附庸风雅的工具，而是随意闲谈中的点睛之句。

可惜这些灵光乍现的话我都没能记住。但我想那时候大家聊得最为起劲投契的，莫过于和我们所从事的艺术相关的行业的种种细节。

每当评鉴过最新作品的优劣之后，我们自然会好奇这本书卖了多少册，作者已经拿到多少预付金，他总共能赚到多少钱。接着我们聊起这个或那个出版商，谁比较慷慨，谁又比较吝啬；我们讨论是把书稿交给支付优厚版税的出版社好呢，还是去找营销宣传不遗余力的出版商好。

有些出版商不懂做广告，有些则做得很好。有些比较现代，有些比较老派。然后我们说起经纪人，他们为我们争取到什么样的报价；还有编辑，他们每千字开出多少稿费，付款的速度是快还是慢。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非常罗曼蒂克的。它让我有置身于某种神秘兄弟会的亲切感。

[1]切尔西位于伦敦西区西南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许多艺术家和作家居住在当地；布鲁姆斯伯里位于伦敦西区东北部，云集着许多文化艺术机构。汉普斯塔德在伦敦西区东北，历史上是著名的文化胜地，弗洛伊德故居也在当地；诺丁山门、高街和肯辛顿都位于伦敦市中心，在肯辛顿公园附近。

[2]《圣经·传道书7 : 6》：“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