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版资治通鉴文稿
公元前一六七年.甲戌
春季,二月十六日,西汉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皇帝(五任文帝)刘恒(本年三十六岁)下诏:“我亲自做天下的表率,到农田耕作,并用皇家私田收成,作为祭祀献礼。皇后也亲自采桑饲蚕,缝制祭祀时的衣服,主管机关应厘定‘耕桑’礼仪。”
最初,秦王朝时,担任祭祀的官员,有一项高度秘密的咒语,称为“秘祝”。遇到灾难,祭祀官在极隐秘的地方,祷告上苍,就可以把罪过从皇帝身上,转移到臣僚身上,由臣僚担当上天的惩罚。
夏季,刘恒下诏说:“天道循环,灾祸之来,由于怨恨。幸福之来,由于恩德。文武百官犯了错误,由于我当皇帝的领导无方,而负责祭祀的官员,却把过失转移到居于下位的官员身上,正好显示我的品德不够。我不愿这样做,应行废除。”
齐国(首府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皇家仓库管理官(太仓令)淳于意(淳于,复姓),犯罪应当处刑。中央政府把他逮捕,押解首都长安。他的小女儿淳于缇萦,向刘恒上书求情:说:“我父亲担任官吏,齐国上下,都称赞他廉洁公正,而今犯法,面对刑罚。哀伤的是,死的人不能再活,砍下的肢体不能再接上去。虽然想改过自新,已不能够,我愿被押入官衙当奴隶婢女,为我父亲赎罪,使他能够继续报效国家。”刘恒看到后,深受感动。
五月,刘恒下诏说:“《诗经》上有句话:‘慈祥的长官啊/你是人民的父母!’现今,人民有了过失,还没有教育他,而刑法已加到他身上。即令要改变行为,一心向善,已没有道路,我十分怜悯。刑罚中有砍掉肢体(如刖刑)、割伤肌肤(如黥刑)的条文,终生不能复原,如此残酷,实不道德。岂是做人民父母的本意?自即日起,废除所有肉刑,一律改用徒刑。依照犯人所犯罪状的轻重,只要他不逃亡,坐牢期满,即行释放。本诏书,即是法律。”
宰相(丞相)张苍、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冯敬,奏报《刑法草案》,说:“凡应剃光头发的(髡),男子改罚劳役(城旦),女子改罚捣米(舂)。凡应脸上刺字的(黥刑),改罚剃光头发,颈带铁链,男子服劳役,女子罚捣米。凡应割鼻子的(劓刑),改打三百鞭。凡应砍断左脚趾的,改打五百鞭。凡应砍断右脚趾、杀人自首、贪赃枉法、监守自盗,已经定罪,而再犯鞭打罪的,一律街头斩首。已经判决劳役、捣米的罪人,都改判徒刑,折合日数,期满释放。”刘恒批准。
这时候,刘恒极力保持政局稳定,不多更张。将军、宰相等高级官员,都是老爹刘邦时代的旧勋功臣,文质彬彬的少,粗鲁豪迈的多。鉴于秦王朝的种种弊端,所以议论务求宽厚,不愿抨击别人过失。在这种教化下,揭发别人隐私的告秘风气,大为转变。官吏安于他们的官位,人民乐于从事他们的事业。积蓄每年都有增加,户口逐渐增多,大家习惯于敦厚待人,政治禁忌很少。犯罪行为,或有或无,或重或轻,证据并不十分明确时,就以最轻的法条处断。刑事案件,大量减低,甚至有一年,全国犯重罪的,不过四百人,国家有舍弃刑罚的景象。
六月,刘恒下诏:“农耕,是天下的根本,重要性无与伦比。而鼓励人民从事农耕,却征收田赋租税,跟商人有什么分别?不符合鼓励农耕的本意。现在规定:免除所有农人的田赋租税。”
公元前一六六年.乙亥
冬季,匈奴汗国(王庭设蒙古国哈尔和林市)老上单于(三任)挛鞮稽粥,率骑兵十四万人,攻陷西北要塞朝那(宁夏彭阳县西古城乡)、萧关(宁夏固原市东南),格杀北地郡(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民兵司令(都尉)孙印,掳掠大批百姓跟牛羊牲畜。前锋抵达彭阳(甘肃省镇原县),奇兵突入,放火烧回中宫(陕西省陇县西北),斥候搜索部队,直到雍县(陕西省凤翔县)、甘泉(陕西省淳化县西北;与长安航空距离八十千米),首都长安大为震动。西汉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皇帝(五任文帝)刘恒(本年三十七岁)命首都长安警备区司令(中尉)周舍、宫廷禁卫官司令(郎中令)张武,分别出任野战军统帅,紧急动员战车一千辆、步骑兵十万人,在长安周围构筑阵地,布防保卫。再命昌侯卢卿,当上郡(陕西省延安市)国民兵司令(上郡将军),宁侯魏遬,当北地郡国民兵司令(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当陇西郡(甘肃省临洮县)国民兵司令(陇西将军),在三郡分别驻扎大军。
刘恒亲自驾临长安附近兵营劳军,阅兵、训勉、赏赐,准备亲征匈奴。高级官员规劝,都加拒绝。皇太后薄女士坚决阻止,才取消此议。于是任命东阳侯张相如当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成侯董赤、首都长安特别市长(内史)栾布,分别当将军,攻击匈奴。匈奴汗国部队留在塞内一个月有余才撤退。汉军尾追,出塞后立即折回,毫无斩获。
刘恒兴之所至,驾临宫廷禁卫官总部(西汉王朝宫廷禁卫官司令【郎中令】,下辖宫廷禁卫官【郎】,有“议郎”“侍郎”“郎中”,没有限额,工作也没有严格划分,五十岁以上的归“五官署”,五十岁以下的归“左署”“右署”),问办公室主任(郎署长)冯唐说:“你老人家是什么地方人?”(刘恒尊称他,大概在五十岁以上,属“五官署”),冯唐说:“我祖父是赵国(首府邯郸【河北省邯郸市】)人,父亲迁移到代国(首府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刘恒说:“我在代国时,膳食管理官(尚食监)高祛,对我说过多少次赵国大将李齐很了不起,在钜鹿(河北省平乡县)城下大战(当指王离围钜鹿,参考前二○七年),直到今天,我每顿饭都记得那件事,思念钜鹿。老人家可知道这个人?”冯唐说:“李齐远不如廉颇、李牧。”刘恒拍着胯骨,叹息说:“天啊,我却没有福气得到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如果得到这样的将领,还在乎匈奴?”冯唐说:“陛下即令得到廉颇、李牧,也不能用他们。”刘恒受到顶撞,勃然大怒,转身就走。
资治通鉴原文
太宗孝文皇帝下十三年(甲戌,公元前一六七年)
春,二月,甲寅,诏日;“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供祭服;其具礼仪。”
初,秦时祝官有袐祝,即有灾祥,辄移过于下。夏,诏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袐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天子怜悲其意,五月,诏曰:“《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记逃,有年而免。具为令!”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定律曰:“诸当髡者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而复有笞罪皆弃市。罪人狱已决为城旦、舂者,各有岁数以免。”制曰:“可。”是时,上既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
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太宗孝文皇帝下十四年(乙亥,公元前一六六年)
冬,匈奴老上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卒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甯侯魏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屯三郡。上亲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吏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谏,不听;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内史栾布皆为将军,击匈奴。单于留塞内月馀,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
上辇过郎署,问郎署长冯唐曰:“父家安在?”对曰:“臣大父赵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巨鹿也。父知之乎?”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
司马光认为汉文帝刘恒是比较好的帝王典范,所以在《资治通鉴》书中对于他的行为进行比较详细的描述!事实上对此书中前面已经出现的无数国王皇帝,刘恒的表现的确都比绝大多数要强的多! 个人思考,当个皇帝和当个公司领导人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毕竟国家只要保持稳定和秩序,就可以比较长时间的存在下去!而公司有业绩的压力,需要通过不断的增长来获取更多的利润!不过很多时候还是相通的!两者都需要平衡自己势力内部的关系,发现影响势力发展的因素,对于外部的竞争都要进行强有力的回击! 所以说当好一个公司领导和当一个皇帝,都不太容易!
好听
汉朝没有鞭刑,是笞刑,用竹条抽,300笞基本就把人打死了,所以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
眼睛疼疼 回复 @云晭: 政策没问题,问题是实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