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92【前200年】长乐宫落成，刘邦宴请众臣

柏杨版资治通鉴文稿 

导读

似乎是上帝注定的，每一个强大的国家，都会有一个同样强大的敌人。敌人的个体可能随时更换，但敌人不变。西汉王朝时代的敌人是匈奴汗国，唐王朝时代的敌人是突厥汗国跟吐蕃王国，宋王朝时代的敌人是辽帝国和金帝国，明王朝时代的敌人是女真，清王朝时代的敌人犹如倾盆大雨，更不得了：英法美德俄日，以及小如绿豆的比利时、荷兰。

西汉王朝时代最强的敌人——匈奴汗国，在公元前三世纪露面，而在公元前二世纪崛起，从此像毒蛇一样，缠到中国人身上，引起国困民贫的数百年血战。本册就用“匈奴崛起”作为书名，强调他的威胁。

然而，比“匈奴崛起”更重要的一件事，也同时发生，那就是儒家思想定于一尊。无论什么思想，只要定于一尊，不准批判，灾难就无穷无尽。留意以后史迹发展，就可看出这种毒素在中国人身上逐渐发作。

公元前二世纪 

西汉王朝使中国从战乱中复苏，而北方的匈奴汗国崛起，这个庞然大物在中国北部西部，不断发动侵略。为抵御这项侵略，西汉政府发动不少次防卫性的攻击战争。

本世纪（前二世纪）六○年代，西汉政府确定儒家思想是唯一的正确思想，影响中国人民，直到现在，两千年之久，仍未停止。

公元前二○○年.辛丑

冬季，十月，西汉王朝（首都栎阳【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长乐宫落成（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郊。前二○二年动工，本年【前二○○年】完工。当时未央宫还没有破土，长乐宫是唯一的宫殿，成为政府中枢，朝会或御前会议，都在那里举行。稍后，萧何在长乐宫西侧兴筑未央宫，刘邦的儿子刘盈【二任】，才常住未央宫，而把长乐宫让给娘亲，成为皇太后吕雉发号施令的地方，也称“东朝”）。各亲王和封国国君，以及高级官员，都来朝贺。天色未明，皇家礼宾官（谒者）到现场主持仪式，依照顺序，引导大家进入殿门，分别站立两厢，东西相对。侍卫武官沿着台阶布岗，并在庭院中戒备，手拿武器，旗帜招展，一切就绪后，前面传出警告：皇上就要驾到。不久，西汉帝（一任高祖）刘邦（本年五十七岁）坐着御辇（君王、皇后专用的人力拉的小车），缓缓而至。皇家礼宾官引导亲王封王以下，直到年薪六百石（音dàn【但】，每石一○三点五五公升）的中央政府科长级官员（西汉王朝官员俸禄，共分八等：一等一万石，二等二千石，三等一千石，四等六百石，五等四百石，六等三百石，七等二百石，八等一百石），依照爵位及官位高低顺序向前，向刘邦敬礼。气氛庄重肃穆，一个个心惊胆战、紧张恐惧。朝拜礼毕，摆下向刘邦祝福的酒宴，大家端坐殿上，弯腰低头，不敢仰视，仍依照爵位跟官位高低，起身给刘邦献上祝福酒，九次之后，皇家礼宾官宣布朝会礼成。这时，监察官（御史）提出弹劾，指控若干举动不合规定的官员，立即逐出金殿。自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喧哗、动作粗鲁。于是刘邦乐不可支，拍大腿说：“到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可真他妈的过瘾！”擢升叔孙通当祭祀部长（奉常），赏赐黄金五百斤。

任何一个国家的君王，都有朝见仪式，但都没有中国的怪诞。最突出的一点是“跪”。而跪，是一种对人最尊贵、对己最屈辱的古礼。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叔孙通“制朝仪”时代，跪还是一项简单动作，大家的屁股坐在小腿肚上，只要稍稍挺身，便算完成。三世纪之后，蛮夷部落的“床”，引进中国，中国人虽不再席地而坐，可是“跪”却不废，遂变作一项难堪的负担，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瘤疣，这瘤疣一方面阻碍血液正常运行，一方面培养奴性成长，直到二十世纪。

叔孙通搞的这一套，是儒家的拿手本领。“儒”的原始意义，就是“典礼专家”，所以胜任愉快。在君尊臣卑原则下，君王遂远离人群，春秋战国那种君臣促膝谈心——像嬴稷跟范雎交头接耳的美好时代，一去不返。皇帝和臣属之间，隔着一条“礼教”鸿沟，这鸿沟随着时代进展，而越来越深、越来越宽、越来越无法逾越。最初，特殊的几个官员，还可以坐在皇帝身旁，但到了十一世纪，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宰相已没有座位，只好站在那里。而最后，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宰相连站也不可能，跟平民一样，也得跪到皇帝面前（而且还得准备随时被揪翻在地，苦刑拷打）。中国人所陷入的，就是这种畸形的，官越小，尊严越少，平民根本就更没有尊严的传统。

对专制政体而言，叔孙通制定的朝仪，是一种屈辱剂。严重的使人权、民主受到践踏。

最初，秦王朝统一天下，综合六个王国的礼仪，选择其中使君王尊贵，使臣僚卑下的部分，特别保存。叔孙通制定朝仪，大体上承袭秦王朝的规矩，上自皇帝称号，下至官位名称、宫殿名称，都没有什么更改。后来所制定的礼仪规章，跟法律书籍，合并装订，由司法机关保管，法官们又不肯外传，其他官员跟平民遂不知道它的内容。

司马光曰：礼教的功能太大了，用到个人身上：无论动态的或静态的，都有一定法则，可以遵循；所有行为，都可达到尽善尽美之境。用到家族上：能够分别内外，敦睦九族。用到地方上：长幼的辈分，划分清楚，风俗习惯，都会由丑变美。用到国家上（中国人对“国家”和“天下”的观念，一直混淆不清，有时候二位一体，有时候又迥然不同。大概是这样：“国”指“封国”时，“天下”则指“中国”。有时，“天下”也指“世界”。古人受知识限制，认为“天下”就只这么大）： 君王和臣僚就有一定的序列，可以顺利推动行政，治理人民。用到天下：则封国顺服，纪律严明；岂只使桌面上和门户内的小动作，不陷于混乱而已。

以刘邦的聪明通达，听到陆贾的建议，立即接纳（陆贾著《新语》，指出穷兵黩武一定灭亡，崇尚礼教一定兴盛。每呈阅一篇，刘邦都要夸奖一次。参考前一九六年）；看到叔孙通的礼仪，叹息欣赏。然而，刘邦却不能跟三代君王并列（三代君王：夏王朝一任帝姒文命、商王朝一任帝子天乙、周王朝一任王姬发），由于他学问贫乏。当开国之初，如果能得到儒家学派巨子（大儒）作为助理，他的勋业就不仅仅到此为止。

可惜，叔孙通的抱负太小，只偷窃了一点礼教的渣滓，为了因应世俗的要求，谋求君王的恩宠，遂使先王（姒、子、姬）的礼教，永远沉沦，不能复兴；直到今天，使人痛心。所以扬雄讥讽叔孙通说：“从前，鲁国有位大臣，史书上不记载他的姓名。有人问：‘怎么才算是大？’回答说：‘叔孙通准备制定政府礼仪，到鲁国去请教师，只有两位请不到。’那人说：‘孔丘周游列国的本意在此，难道不是？’回答说：‘孔丘周游列国，是传授他的学问，贡献社会。如果放弃自己的立场，去屈从别人，随俗邀宠，怎能跟孔丘相比？即令有礼教、有法则，怎能使用？’”扬雄的话中肯扼要。儒家学派巨子（大儒），岂肯摧毁礼教法则，而只追求一时的表现？

资治通鉴原文 

太祖高皇帝中七年（辛丑，公元前二零零年）

冬，十月，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贺。先平明，谒者治礼，以次引入殿门，陈东、西乡。卫官侠陛及罗立廷中，皆执兵，张旗帜。于是皇帝传警，辇出房；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置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于是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初，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礼，颇有所增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其书，后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民臣莫有言者焉。

臣光曰：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夫以高祖之明达，闻陆贾之言而称善，睹叔孙通之仪而叹息；然所以不能比肩于三代之王者，病于不学而已。当是之时，得大儒而佐之，与之以礼为天下，其功烈岂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孙生之为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是以扬子讥之曰：“昔者鲁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孙通欲制君臣之仪，召先生于鲁，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则仲尼之开迹诸侯也非邪？”曰：‘仲尼开迹，将以自用也。如委己而从人，虽有规矩、准绳，焉得而用之！’”善乎扬子之言也！夫大儒者，恶肯毁其规矩、准绳以趋一时之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