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讲丨古代中国对外影响如何？

本节概述 

        我们常会以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古代，中国文明、文化的对外影响应该很大，其实中国古代对外界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可以称为“开而不放，传而不播”。很多人会认为汉唐时期非常开放，特别是唐朝，实际并非如此。唐朝容许、鼓励或安置大批外国人迁入或定居，在长安、洛阳、扬州等地有大量外国人，后期广州外国人有10万，泉州聚居大批阿拉伯人。但唐朝不许本国外出，玄奘不得不偷渡，杜环是被阿拉伯军队俘虏。日本、朝鲜等国人大批来唐朝求学求法，但唐朝从未派人出国传播文化，从不允许或鼓励本国人外出学习。国内“蛮夷”地区，直到清朝改土归流后才办学校，开科举。

本节内容 

        我们一直以为，既然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在古代呢，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对外的影响一定很大，一定对周边甚至对世界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我们认真研究周边地区、外国的、世界的历史，我们就发现并非如此。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比较多的机会到外国去，到世界各地去，也就发现中国古代在那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影响。就拿“汉字文化圈”来说，一方面它是包括朝鲜、越南、琉球，在一段时间里面还应该包括日本；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就在我们自己国土范围之内，很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长期是不属于汉字文化圈的，甚至到新中国成立，好多地方还是不通用汉字，绝大多数那里是不会讲汉话。另一方面，我们在历史上面可以找到很多来中国的外国人，有的阶段我们还可以找到成千上万的在中国定居、经商、留学这样的例子。但是，中国人跑到外面去，在历史上有记载的屈指可数。你比如说在东南亚，到了明朝中期，我们才找得到这样的记载，而且到那里去的人，特别是最后定居那里（的）人，几乎都是迫不得已，都是在中国大陆难以为生，或者犯了罪、或者欠了债、或者被人欺骗，才到外面去的。他们在那里也长期生活在底层，生活在偏远的地方，带出去的也是他们的风俗习惯，而不是真正的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

        什么原因呢？我想我们还要对古代中国它所处的环境和周边的人群的关系做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我们早期黄河流域的农业开发，不仅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早期的中华文明的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发展。我们中华民族摇篮这块地方，主要是由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的平原所组成的。这样一种状况很适合早期的开发，比如它土壤疏松，没有过分茂密的植被，比较容易清除、开辟，而且它连成一片，这一片地方适合农耕的面积，远远超过从尼罗河三角洲到中东、到两河流域，这一片所谓新月形的农耕地。所以早期黄河流域农业的开发，不仅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并且导致农业的人口更快的增长率，也加快了农业和牧业的分化。原来杂居黄河流域的牧业人口，或者转而从事农业了，或者只能迁离，农牧业的界限由此基本形成了。

        农业的范围不断扩大，从事农业的夏人部落，那么就聚集在中原，他们后来自称“华夏”。所谓华夏，原来是指夏人后裔，因为不只一个部族，所以要称为族夏。这个“华”呢是修饰这个“夏”的，意思就是美丽的夏人、伟大的夏人，就这么个意思。

 图：夏时期全图

        农业区占据了这一片最适合的地方，牧业区处在蒙古高原及其南部的边缘、西北地区，本身干旱、高寒，牧民“逐水草而居”，生存不容易，一遇到天灾，往往会以南下劫掠为生。

        南方不少部族还处于披发纹身、刀耕火种，或者采集狩猎的阶段。东部的沿海还残留着夷人的部落，因此华夏将自己周边的牧业民族和非华夏部族称之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或者通称为“夷狄”、“蛮夷”、“四夷”。

        早在春秋时期夷、夏之间的差别，已经被当做重要的原则，被称为“大防”，决不允许混淆。比如孔子讲的“四海之内皆兄弟”，那当然只是指华夏之间，并不包括夷狄的。而夷狄中间只有个别已经“向化”的人，就是完全接受了华夏文化，完成了“由夷入夏”过程的人，才能变为华夏的一份子。

 图：春秋时期重要诸侯国、部族、都邑等示意图

        从秦朝到清朝，即使在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凡是还没有被正式编入户籍，并有正式行政区管辖的非华夏人口，比如在一些羁縻州、羁縻府、土司辖境内部的部族，还是被当做蛮夷的。所以外国人除了朝鲜、越南、琉球等，更被认为都是未开化的蛮夷，所以他们的地方通通被当做“蛮荒之地”。

        这样的观念是根深蒂固，所以历代中原人一直都认为自己的地方是“天下之中”，天朝是无所不有，无需仰赖外人。所以周边那些地方，凡是还没有接受华夏的教化，成为华夏一部分的，都是蛮夷、蛮荒之地，是不值得去占有，更不值得迁居到那里去的。

        在文化上面，认为这些蛮夷是不配享受我们的文化，过我们的文明的生活，而只有他们主动地来接受文明、接受教育，也就是所谓“向化”，那么我们才可以教他。所以不仅从来没有主动的到外国去传播自己的文化，就是在我们国内那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要等到那些地方“改土归流”，正式地设立了府、州、县这些行政机构，那么才开始办学校，再给他们科举的名额。否则的话，也不属于传播自己文化的范围。

        既然认为境内外的蛮夷还不配接受中国文化，当然就不会主动去传播。尽管历史上啊，比如像丝绸之路还有其他一些交通路线，提供了人员往来的便利，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向外派过一个文化使者或者文化教师，更没有在外国办过一所孔子学院。像朝鲜、越南、日本都是他们自己跑来主动来学习，这样我们才会传授给他。

        比如说历史上面，唐朝的时候，日本就因为了解了唐朝各方面先进，特别是文化方面，所以一批一批地派出使者坐着船，不畏风浪，因为有几次船都翻了，人都死了，但前赴后继。当时这批人被称为“遣唐使”，派遣到唐朝的使者，其中包括官员、留学生、学者、和尚、工匠，那么到唐朝全面的学习，这都他们自己学回去的。所以我们以前因为夸大汉朝、唐朝的开放，凭想象将唐朝称之为最开放的时代，其实汉唐的开放是相对其他朝代的不开放或者封闭而言，唐朝并没有摆脱“夷夏之辨”的局限，不存在真正的开放机制。所以我把它归结下来，它是“开而不放，传而不播”。

 图：唐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的壁画《礼宾图》

        一方面唐朝的大门的确是开的，大明宫里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进出朝堂里的突厥人、外国外族的人要占到官员的一半，长安城里也到处是胡人、胡商、胡姬，长安城里的人听的是胡乐，看的是胡旋舞，吃的是胡饼、胡瓜、胡豆、胡麻。

        但是另一方面呢却从来没有放本国的人外出，或者允许本国人出国贸易、游历、考察、学习。迄今为止我们能够查到的屈指可数的出国记录，都是出于偶然或者例外。比如玄奘，那是为了取经，而且属于非法闯关的。而且他回来的时候，回到高仓，就今天吐鲁番那里，他就不敢再进来了，写了信向唐太宗请罪，后来得到唐太宗的赦免以后，因为唐太宗知道他在外面那么多的时间，跑了那么多地方，因为唐朝当时苦于不了解西域的情况，就欢迎他回去。否则的话，他恐怕根本没有办法重新踏进唐朝的土地。还有像杜环，那是怛逻斯之战被阿拉伯俘虏的，近年西安我们发现一块碑文，那么上面碑文的墓主，他是到过大石也叫阿拉伯的，但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他是奉命出使的。所以唐朝只能说是“开而不放”，开着门，但是从来不放自己的人出去，那么自己唐朝的人也没有走出去的意识，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生活的地方，是天下最舒服、最发达的地方，而周边都是蛮荒之地，那些人也都蛮夷；所谓“传而不播”，就是说你进来学习，我可以教你，但是自己从来不会主动到外面去传播的，去外面去教你的，所以叫传而不播。总而言之都是处在被动的状态。

        比如说中国的造纸技术，到公元二世纪已经相当成熟了。我们是蔡伦造纸，他已经把造纸的技术总结规范，已经技术很成熟了，但是由于没有对外传播过，所以这项重要的发明并没有影响到丝绸之路的另一端，影响到外界。西方继续沿用古埃及的纸莎草的造纸，当然纸莎草的纸严格讲，并不是典型的纸，纤维很粗，它实际上一些纤维的叠加，叠加在一起，而且它的原料很单一，只能依靠尼罗河上游的野生的纸莎草。但是因为中国的造纸一直没传出去，一直到公元751年怛逻斯之战，阿拉伯人从唐朝军队的俘虏中间发现一批造纸的工匠，这样中国造纸术才传到了阿拉伯，取代了纸莎草造纸，以后又传到欧洲。

 图：造纸术图解

        又比如说契丹人兴起以后，建了辽朝，辽朝跟宋朝以今天河北、山西中间这里为界。那么照理呢？宋朝的书，应该是可以传到那里的，但是宋朝规定这些书不许出口，所以契丹人并没有学汉字，而是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这种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再复杂化，所以以后契丹辽朝亡了，契丹文字也就失传了，成了“死文字”了。同样的西夏，宋朝当时也不许书出口到西夏去。西夏人呢？党项人也自己造的文字，这就西夏文字，西夏文字也是跟契丹字一样，在方块汉字基础上面再复杂化，结果西夏亡了以后，西夏文字也成了“死文字”。

        大家说为什么有些文化它拼命地对外传播、扩张呢？实际上在古代一种文化的传播，往往都是借助于其他的形式，比如说宗教、战争，但是它们的观念跟中国是截然不同的。

        比如基督教，一种观念就要把上帝的声音——福音，要把上帝的福音传到每一个人，所以他不会说你野蛮、落后，你越是野蛮落后，他认为需要去传播。所以那些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传播他们的福音，那么实际上他需要文字、语言，通过其他媒介，所以这样实际上就把他们的文化扩大、传播，而且非常深入。

        又比如像有的宗教，他认为其他异教都不应该存在，推广自己的宗教，所以他们可以采取武力，采取行政手段，迫使你信他的教。而随着他的宗教的传播，把他们的文化也传到了他们能到的地方。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比较以后，我们就可以明白，中国文化的确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我们自己的人群、自己的国土中，可以说生生不息。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从先秦时候就形成的这样一种“夷夏之辨”，使我们丧失了对外传播很好的机会。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到，像这样一种“开而不放，传而不播”的态度，在古代中国也有它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