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的失败】二：威尔逊的主张

威尔逊是个绝对的实践家。他深知拖延足以使一个生机勃勃的构想变得倦怠苍白，也知道该如何排除那些耽搁时间的令人生厌的质疑——仅仅拥有献身精神的人不会成为美国总统。

他毫不屈服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必须首先制定盟约。他甚至要求将盟约逐字逐句地写进与德国签署的和平协定。

这一要求势必促成第二个冲突。对于欧洲成员国来说，将人道主义盟约写进与罪恶的战争元凶德国签订的协议中，无异于给了他们一笔他们不配得到的奖金。

入侵比利时时，他们曾野蛮地践踏了国际法；霍夫曼将军还在波兰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谈判中动用拳头，这些肆无忌惮的暴行都是卑劣的例证。

他们要求，还是先用旧式硬币来清算战争赔偿，之后再谈论那套新理论。田野依旧荒芜一片，城市仍旧遍布残垣断壁。为了让威尔逊切身体会到这点，他们一再请求威尔逊亲自去看看。

可是威尔逊这个“不切实际的人”却故意无视那片废墟。在他眼中，残破的楼宇就是建筑工地。他只有一个任务：废除旧秩序，建立新秩序。

尽管他的顾问蓝辛和豪斯上校反对，他依旧毫不妥协地坚持他的要求，先制定国际联盟盟约，先讨论全人类事务，接着再说各国的利益。

斗争十分激烈——最致命的是它浪费了许多时间。伍德罗·威尔逊灾难性的失败在于他并没有将他的梦想事先定稿明确下来。

他所带来的盟约计划并未最终成型，只是初稿，仍需经过多次会议讨论、修改、润色、补充或删减。此外出于外交礼仪，他还必须在拜访巴黎后去拜访其他盟国的首都。

威尔逊要去伦敦，要在曼彻斯特演讲，之后前往罗马。由于他无法出席会议，其他政治家也就没有真正的兴趣和热情去推进他的计划。

巴黎和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前的一个多月就这样浪费了。在这一个月中，志愿军和正规军随机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巴尔干半岛和达尔马提亚的边境发起了多起冲突。维也纳的食品短缺日趋严重。俄国令人担忧的局势日益严峻。

1月18日的首次全体会议理论上确立了国际联盟盟约作为总体和平条约的组成部分。只是盟约文件始终没有定稿，始终处在无休止的商讨中。

文稿从一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从一个政府转给另一个政府。就这样，时间又过去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欧洲极为动荡不安。它愈来愈急切地渴望获得真正的实际意义的和平。

1919年2月14日，停战后的第三个月，威尔逊终于递交了日后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盟约条款定稿。

世界再次为他欢呼。威尔逊的主张获得了胜利。未来的和平不再需要通过武器和暴力来保障，而是通过达成共识，通过对至高无上的公正的共同信仰来保障。

离开他下榻的宫殿时，他被一片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包围。他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带着自豪而充满感激的微笑环视了拥挤在他四周的民众。

他感到这些民众背后还有其他民众，这灾难深重的一代人背后是未来的世世代代，他们将由于这份和平保障协议而永远不再遭受战争的摧残，永远不再遭受独裁政权带来的屈辱。

这是他生命中最伟大的一天，也是他最后幸运的一天。因为第二天，2月15日，他就断送了自己的胜利。

为了在重返巴黎签署最终的停战条约前先向美国的选民和同胞们呈上永久和平的“大宪章”，他过早地离开了他取得胜利的战场，返回了美国。

礼炮再次在“乔治·华盛顿号”驶离布雷斯特港口时齐鸣。只是欢送的人群已经稀稀拉拉，似乎此事已无关紧要。原先那种巨大的激情已在民众中渐渐消退，切盼救世主的心情也逐渐消失。

就算在纽约，等待他的也不再是热烈的接待。没有盘旋在归乡轮船上的飞机，也没有风暴般的欢呼声。

而在他的白宫办公室、在参议院、在国会、在他自己的党内、在民众中他也遭到质疑。欧洲因为威尔逊没有足够地推进而不满意，美国却因为威尔逊走得太远而不满意。

对于欧洲来说，威尔逊还远远没有实现将互相抵触的各种利益结合为伟大而普遍的人类共同利益的目标。

而在美国，他的政敌们已经在为下届总统选举宣称，威尔逊毫无道理地在政治上将美洲新大陆和不安定又反复无常的欧洲过分紧密地结合起来，违背了美国的基本国策，违背了门罗主义。

人们急切地提醒伍德罗·威尔逊，他不必成为一个未来的梦想之国的奠基人。他不该为别国思虑过多，而应当首先为那些出于他们个人意志选举他为美国总统的美国人着想。

于是威尔逊不仅被欧洲的谈判搞得精疲力尽，还要开始与党内人士和政治劲敌较量。他不得不首先为他建造的令他自豪的、在他看来神圣而不容进犯的国际联盟大厦着想，为它的后门补嵌上一道墙。

因为这个后门的危险在于，美国可能随时从国际联盟中撤离。假如美国撤离，这座威尔逊设计的永久性大厦的基石就会出现缺口，而这个缺口是招致大厦坍塌的致命缺口。

纵使威尔逊在欧洲和美国通过修订和限制条约贯彻了他的新人类宪章，他也只是取得了一半的胜利。为了履行另一半使命，他必须重返欧洲。

此时，再次驶向布雷斯特港的“乔治·华盛顿号”上的威尔逊已不再像当初那样自信而踌躇满志。他眺望海岸的目光不再充满希望。

由于短短几周内令人更为失望的局面，他苍老了不少，疲惫不堪。他的脸绷得更紧，表情严峻，紧闭的双唇流露出愤懑。左颊时常抽搐，预兆着积聚在他体内的疾病。

陪同医生赶紧提醒他爱惜身体。但他知道，他正面临一场新的硬仗。贯彻他的原则比拟定原则更为艰难。但他已下定决心，决不牺牲任何一条纲领。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要么永久和平，要么永无宁日。

港口已没有欢呼的人群。巴黎的街道上也没有欢呼的人群。新闻报道持冷淡和观望的态度。民众谨慎而充满怀疑。歌德的话似乎再次应验：“热情无法腌藏多年。”

威尔逊没有及时在有利的时刻趁热打铁，而是任由他那理想主义的欧洲方案渐渐僵化。他离开巴黎的一个月内一切都改变了。

劳合·乔治在他离开后便即刻向大会告假，克里孟梭在一起政治暗杀中中枪，两周无法工作。政治头目们争相挤进各委员会的议会大厅，谋取个人利益。

而战争期间首当其冲从事过最危险勾当的高级军官们，曾明目张胆地用训词和决断肆意跋扈地让人俯首帖耳的元帅和将军们，此刻不可能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

联盟盟约规定废除他们的权力工具——军队，要求“废除强制征兵以及任何形式的普遍强制征兵”，这已经威胁到他们的生存。

这一抹杀他们职业意义的“永久和平”论调必须要么被消灭，要么将它逼进死胡同。他们威胁着要求以扩充军备取代威尔逊倡导的裁减军备，要求重新划分边界并得到国际间的保证，而不是像威尔逊说的那样寻求超越国界的解决方案。

国家的富强不是靠十四条不切实际的原则，而是靠武装自己的军队，解除敌人的武装来实现。这群军国主义者的背后还有一群企图保障自己的军工企业正常运转的工业集团代表和打算在战胜国赔偿中捞取利益的中间商。

外交官们左右为难，各反对党都想为自己的国家多赢得一片土地而暗中要挟他们。他们只好派人诱导多方舆论，使得所有的欧洲报纸都协同美国媒体，所有的语言都齐声报道：威尔逊以他不切实际的幻想延缓了欧洲和平的到来。

他那值得称道的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乌托邦，妨碍了欧洲的稳固。现在不能再出于对他道义上的感激或出于超越道义的敬重而继续浪费时间。假如不立即缔结和平条约，欧洲将陷入一片混乱。

不幸的是这些指责不无道理。时间在欧洲民众和在为了未来的世世代代做打算的威尔逊眼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度量方式。对于实现威尔逊的千秋大梦来说，四五个月并不算长。

但这几个月却足以让东欧各路来路不明的势力组成的志愿军四处征战，占领领土。接壤区域混乱不堪，边境城市不知归谁所属。停战四个月后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代表团仍无人接待。

边界尚未划清使得民众焦虑不安。政治局势转变的征兆清晰表明，明天是匈牙利，后天就是德国，他们都会出于绝望，将自己托付给布尔什维克。

外交官们急迫地要见到结果，要见到一纸合约，无论是否公正，先要扫清阻碍签订合约路上的一切障碍：而第一个障碍就是不幸的国际联盟盟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