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的失败】一：威尔逊的和平愿望

1918年12月13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乘坐巨轮“乔治·华盛顿号”驶向欧洲海岸。

亘古以来，还没有过哪艘船，哪个人，像威尔逊和“华盛顿号”这样，为千百万民众怀着巨大的希望和信任所期盼。欧洲各国间的浩劫已经持续了四年。

数十万风华正茂的青年人互相杀戮，惨死在机关枪和大炮和毒气下。四年间，各国间涉及彼此的文字和言论，无非是些仇恨的秽言恶语。

然而所有被蛊惑的激动情绪都无法遏制人们内心的秘密之音：这一切都荒谬无比，毫无道理。它败坏了这个世纪。民众们有意无意地感觉到，人类已经倒退到遥远的尚未开化的野蛮年代。

这时从另一片大陆，从美国传来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清晰地穿越硝烟弥漫的欧洲战场大声疾呼：“永远停止战争。”永不制造纠纷。

永远不再用陈旧罪恶的秘密外交，驱赶不知情、不情愿的民众去白白送死。要建立全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要“建立以民众赞同和人类有组织的意见支持为基础的法制”。

令人震惊的是所有欧洲国家，一切说不同语言的民众都马上理解了这一呼吁。昨天还在为争夺领土和边界，为争夺矿产、资源和油田而无谓地征战，今天就突然袭来了一个崇高的、近乎神圣的声音：建立永久和平。

建立法制和人道的弥赛亚之国。看来上百万人的生命没有白白付出，鲜血没有白流。一代人的受难似乎只是为了苦难不再降临人间。

于是几十万上百万民众怀着绝对的信任狂热地响应着这个男人的呼声。他，威尔逊，将缔造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和解，缔造正义的和平。

他，威尔逊，是另一个摩西，将迷途的各国带向新联盟的欢宴。几周之后，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便具备了宗教般的、救世主般的力量。人们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楼宇和子女。

所有感到自己处于危急，受到歧视的人们都委派代表去求见他；来自五大洲的建议、求助和请愿信装满了成千上万口箱子，而有些箱子甚至被运到了驶向欧洲的轮船上。

整个欧洲，整个世界一致要求这个男人，这个他们最后争端的仲裁官，来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和解。

威尔逊无法抵御这样的呼应。他在美国的朋友们劝阻他不要亲自出席巴黎和会。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他有义务留在本国，宁可远程领导谈判。

但伍德罗·威尔逊不能被说服，因为对他来说，即便是合众国总统这样的最高职务也不能和他要去完成的使命相提并论。他不是要为一个国家、一片大洲服务，他要为全人类服务。

他不仅要为此刻，亦要为更好的未来效力。他不愿目光短浅地仅仅代表美国的利益，而是以全人类的共同益处为出发点。因为“利益的博弈不会凝聚人类，只会离间人类”。

他认为他必须谨慎地守望，以免军事家和外交家们再次掀起狂热的民族情绪。对于这些凶险的职业来说，人类的和解就是他们的丧钟。

他必须亲自担当担保人，以迫使和会代表的言辞出于人民的意志而非出于领袖的意志。而这次和会，这次人类最终的最彻底的一次和会上所有的发言，都应当开诚布公地在世界面前宣讲。

威尔逊怀着这样的心绪站在轮船上，眺望雾霭中的欧洲海岸。它看上去既隐约又模糊，就像他心中的梦想。他梦想着未来民族之间能拥有手足般的情谊。

他站得笔直。他是个身材魁梧的男人，面容坚毅，眼镜片后的一双眼睛锐利而清澈。亚美利加和盎格鲁式的下巴微微前凸，丰满的嘴唇紧锁。

作为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和孙子，他和他的父亲、祖父一样严肃而狭促。对于他们来说，世间唯一的真理就是他们所知道的真理。

他身上既有虔诚的苏格兰和爱尔兰祖先的炽热情怀，又有着基督教加尔文派的奋发热情。信仰赋予这位领袖和教师一种拯救罪孽深重的人类的使命。

基督教殉道者和被视为异端的教徒们，为了信仰宁愿遭受火刑也不愿背弃《圣经》的执着始终影响着他。

对于他这样一位学者和民主主义者来说，“人性”“人类”“自由”“和平”“人权”这些概念绝非冰冷的字眼。

它们对他的父辈来说是福音，对他来说亦不是思想或抽象的概念，而是像他的祖先捍卫基督信仰一样，要去逐字逐句捍卫的宗教信条。

他已为此斗争多时，而这一次，正如他眼前的欧洲大陆已愈发明朗一样，他感到这一次的斗争将是决定性的斗争。

“无论我们达成一致，还是出现分歧，我们都要为新秩序而奋斗。”他这样想着，不由绷紧了浑身的力量。

不过很快，他严厉远眺的目光就柔和了起来。礼炮和旗帜已经在布雷斯特港口等待迎接他。他知道，这是按照规矩向盟国总统表达的敬意。

但岸上那热烈的欢呼声却绝不是事先安排或组织好的迎接，而是全体民众如火般的热情流露。在法国，他乘火车经过的每个村落、每个农庄、每幢房子中都有人向他挥舞旗帜，就像挥舞着希望的火焰。

千百双手伸向他，不绝于耳的呼喊声围绕他。当他乘车穿过香榭丽舍大街驶入巴黎时，街道两侧热情的人潮比肩接踵。

巴黎人民，法国人民是欧洲各国人民的象征。他们叫喊、欢呼，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威尔逊身上。他已经越来越放松，脸上流露出自由、幸福、几乎陶醉般的微笑。

他微笑着露出牙齿，向左右两侧的人潮挥舞他的帽子，就像对所有人致意，向全世界致意。是啊！他做得对，亲自前来。唯有活跃的意志才能战胜刻板的规则。

难道不能、难道不该为了永恒的后世，为了全人类，创造一座如此幸福的城市，一个如此充满希望的人类社会吗？

一夜的安静和歇息后，他将于明日开始，为这个世界梦寐了千年的和平事业而奔波，这一伟大的事业是尘世间每个人都想完成的事业。

焦急的记者们拥堵在法国政府为威尔逊安排下榻的宫殿前，拥堵在外交部走廊和位于克里荣大饭店的美国代表团总部里，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每个国家，每座城市都派来了自己的通讯记者，光北美就来了一百五十人。他们全部要求出席会议，出席所有会议！因为官方已经明确承诺了会议向全世界“完全公开”。

他们听说这次和会将没有任何秘密，不会产生任何秘密协议。“十四条原则”的第一条就清清楚楚地写道：“公开的和平条约，公开地缔结。缔结后不得产生任何形式的秘密国际谅解。”

秘密协议这种瘟疫所吞噬的生命比其他任何时疫都多。它必须被威尔逊的“公开外交”这一血清彻底清除。

然而记者们失望地发现，他们的热情遭遇了令人尴尬的搪塞。他们被告知，他们可以参加大会并将会议记录——实则是将与会者针锋相对时的内容作了消毒处理的记录——全部公之于众。

但是会议伊始尚不能提供任何信息，因为谈判流程首先要确定下来。失望的记者们隐约感觉到事情有些蹊跷。的确，发布消息的人没有完全说谎。

威尔逊在“四巨头”关于谈判流程的首次磋商中就感受到来自其他协约国的阻力：他们不愿意公开一切谈判，为此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所有参战国的文件夹和公文柜里都放着秘密条约，这些条约用于保障他们得到各自的赃物和战利品。

这种肮脏的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或许只能在告解室中坦白。为了巴黎和会不至于刚一开始就丑闻连篇，有些事情必须先闭门磋商。

事实上他们不仅在谈判流程上无法达成一致，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更深的矛盾。两派的立场虽说一清二楚：美国是左派，欧洲是右派，但在这次会议上，他们不是要缔结和平条约，而是要缔结两种截然不同的和平条约。

一种和平是眼下的一时的和平。战败国德国已经放下武器，要缔结结束战争的和平。另一种和平是未来无战事的永久和平。

一种以陈旧的强硬方式达成，另一种则以威尔逊提出的全新的建立国际联盟的方式获取。究竟哪一种和平应当首先磋商？

双方在这一点上，观点针锋相对。威尔逊对一时的和平兴趣不大。确定边界，战争损失赔偿应当由专业人士和委员会以“十四条原则”中的内容为基础做出决定。

这是一个小工作，次要工作，是专家们的工作。而各国政治首脑的任务则但愿是、也应该是创造新事物，实现一种改变，亦即联合各国，建立永久和平。

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意见急需讨论。欧洲成员国正色警告，四年战争后满目疮痍的世界无法数月之久等待和平，否则欧洲局势将混乱不堪。最现实的事情是首先解决边界和赔偿问题。

稳定货币，恢复贸易和交通。让官兵们放下武器，回到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身边。之后再让威尔逊计划的海市蜃楼在已经稳固的大地上绽放光芒。

正如威尔逊心中对眼下的和平不感兴趣一样，克里孟梭、劳合·乔治和索尼诺这些精明的战略家和实践家对威尔逊的要求也相当不以为然。

他们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或部分出于对威尔逊的尊敬和好感，才对他的人道主义要求和理想表示赞同。因为他们能感觉到，一套不谋私利的论调对他们的国民具有的魅惑力和说服力。

为此他们愿意通过某种删减或限制条款的方式来讨论他的计划。但首先应该以缔结与德国的合约的方式来结束战争，接着再谈国际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