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讲丨海瑞：为什么只有海瑞一位清官？

本节概述 

        尽管有人认为海瑞的穷是因为要养几位小妾，但没有人否定海瑞的清廉。明代找不出第二个海瑞式的清官，而且海瑞在官场极其孤立，政绩乏善可陈。根本原因是明朝官员的俸禄低得出奇，还没有正常的办公经费。直到清雍正年间实行养廉银制度，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官员不得不靠额外收入维持生活的境状。但合理的薪俸制度并未建立，以至连曾国藩也不能当典型的清官，同样要按陋规接受各类非正常收入，只是取之有度，节余归公而已。

本节内容 

        历来都把海瑞当成清官的典型，所谓清官尽管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最基本的标准是“清”，就是个人的生活清廉俭朴，为官清正廉明。当官的不贪污、不受贿、不徇私枉法、洁身自好就可以算清官了，如果要求再高一点，还应该包括刚正不恶、嫉恶如仇、不畏强暴、打击贪官污吏、为百姓申冤做主等条件。无论根据哪一种标准，海瑞都是当之无愧的清官。 

图：海瑞画像

        比如在当淳安知县的时候，他穿的是布袍，吃的粗米饭，让老仆人种菜自给，为母亲祝寿的时候才买了两斤肉。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派御史去看他，他只用“鸡黍”，粗米饭，大概还杀了个鸡，来招待这位御史。

        海瑞没有子女，到他死后，人们发现他用的是麻布的帐子和破的竹箱子，比穷书生还不如，丧事还是别人集资为他办的。

        他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的时候，疏浚了吴淞江和白河，使得老百姓得到实惠。他打击地主豪强，救抚平民和受欺压的人不遗余力，富家占有的平民土地都被他夺回发还。正因为如此，海瑞深得民心。他做巡抚虽然只有半年，但百姓听说他调离的时候，沿途都是哭泣的人，并在家里供上他的画像。

        海瑞在南京逝世以后，他的灵柩在船上从江上经过，两岸满是穿着丧服送灵的人，哭着祭奠的人延续到百里之外。

        但海瑞却非常不得官心，跟同僚上下级的关系都很差，相当的孤立。举个例子，明朝的官员按惯例可以为自己的父母申请封赠，一般只要没有犯罪或者受过处分都不会不批准的，但是官居正二品的海瑞却没能够为他的母亲请到“太夫人”的称号，在当时是少有的例外。

        海瑞一生提出过不少治国施政的意见和方案，但被采纳几乎没有。他能够大刀阔斧的实行自己的政见，只有在巡抚应天十府任上短短半年的时间，而且除了疏浚江河的成果得以保持以外，其他的措施在他离任以后全部被废止了。

        所以我们如果用从政的实践来评判明朝人物的话，海瑞不过是一个一般的清官，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并没有多大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道德的典范。民间流传的很多海瑞的事件，大多数都出于老百姓良好的愿望而编造的。

        海瑞为什么不得官心呢？因为他的作为得罪了大多数官员。贪官当然恨他，比如说总督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县的时候作威作福，海瑞就把他扣留了，没收了他带的几千两银子，还说：“以前胡总督巡视的时候，命令路过的地方不许铺张，现在这个人行装豪华一定不是胡公子。”并派人报告胡宗宪。胡宗宪弄得哭笑不得，又不能治海瑞的罪，但心里不会不恨。

        都御史鄢懋卿巡视过县的时候，海瑞声称“县小容不得大人物”，招待很差，鄢懋卿很不痛快，却不便发作，但回去以后还是授意下属诬陷海瑞，使他降了职。

        他出任应天巡抚的时候，下属的官吏有贪赃行为的连忙辞职，有的地主豪强甚至闻风逃往他乡躲避，原来将大门漆成红色的吓得把门都漆成黑色，连负责监督南京织造的太监也减少了轿子和随从的排场。

        海瑞曾向皇帝建议，要恢复明太祖时候的惩处贪官的法律，也就是说贪赃枉法所得满八十贯钱的，就处绞刑，更严重的贪官要“剥皮实草”，自然引起大小贪官极大的怨恨和恐慌，连皇帝也觉得实行不了。

        问题是恨他、怕他的还不止贪官，他在应天府打击豪强的时候，据说一些“奸民”趁机诬告，使一些官僚大姓都被错罚。他裁减了驿站的费用，也使过路的士大夫得不到相应的招待，纷纷表示不满。

        平心而论，尽管海瑞有良好的主观愿望，他的措施和建议却往往是不现实的。在几乎无官不贪的情况下面，如果真的要实施明太祖时候的法律，大概很少有人不够处绞刑的资格。取消各地驿站的招待，虽然节约了经费，也使贪官少了一个揩公家油的机会，但正常往来的官员人等，包括海瑞自己一样的清官，肯定会感到不便，甚至影响公务。

        但是海瑞的悲剧主要还不在于他的偏激，为什么海瑞这样一个清官会受到如此大的抵制和孤立呢？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和以后执政者，无不在暗底下尽力阻止皇帝重用海瑞。

        为什么明朝的吏治那么腐败，以至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海瑞成了凤毛麟角呢？其实这还应该考虑制度本身。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平民，因此对百姓的疾苦记忆犹新。他当了皇帝以后，一方面为了打击官吏贪赃枉法，另一方面也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对贪官污吏惩处采取了空前绝后的严苛手段。他规定官吏贪赃额满六十两的一律斩首示众，还将皮剥下来，中间塞上草，制成一具“吃草”的皮囊。他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又在官府公座的两侧各挂上一具皮囊，使办公的官员随时提心吊胆不敢再犯法。他采取挑断脚筋、剁手指、砍脚、断手、钩肠、割生殖器等酷刑，有时还让犯贪污罪的官员服刑以后继续任职，充当反面教员。他还屡兴大案，比如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恒的贪污案子，牵连被杀的就有万余人。

 图：江苏淮安廉政教育基地展示古代酷刑

        朱元璋又把官吏的俸禄定的出奇低，比如洪武二十五年确定的文武百官的年俸，最高的正一品只有一千四十四石，最低的从九品才六十石，未入流的只有三十六石。比如一省之长的布政使是从二品，知府是从四品，知县是正七品，他们的年俸分别是五百七十六石、二百八十八石和九十石。相当于全国最高学府校长的国子监祭酒是从四品，年俸是两百五十二石。问题是按照惯例，这官员的部分的幕僚、随从的报酬和他一部分办公费用都是要在这年俸做开支的，所以官员们依靠正常的俸禄，没有办法过上舒适的生活，低级官员更加连养家活口都有困难。

        由于官员的正常收入太低，所以尽管朱元璋惩处的措施十分严厉，贪污还屡禁不绝。不过与明朝以后的情况相比，当时吏治毕竟是比较清廉的。但是随着这位开国皇帝去世，后继者既不具备这样的权威来执行如此严厉的法律，也没有兴趣来对付越来越普遍的贪污现象。而且稍有作为的皇帝明知低俸禄的弊病，但又不能更改“太祖高皇帝”的制度。而昏庸的皇帝自己沉溺于奢侈享乐，除了朝廷的正常开支外，还经常要大臣们贡献，自然不会管到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明朝初年以后，大小官吏贪污成风，几乎无人不在俸禄以外设法搞钱，真正的清官就相当拮据。

        海瑞去世以前两年担任了南京右都御史的年俸是七百三十二石，是最高级官员中间的第三位，但相当多的下属也是要他支付薪水的，可以肯定他也不会像其他官员这么让下属自己去挣钱，而他生活又这样的节约，但死了以后却毫无积蓄，可见官员们靠正常收入是没有办法维持生活的。

        显然要让一般的官员这样严格地遵守本来就不合理的俸禄制度，既不合情理，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明朝的奸臣赃官自然不用说，就是一些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也免不了广为聚敛。比如说江南名流、东林领袖钱谦益，他在清兵攻下南京以后，他率领文官投降，为了表示自己廉洁，他向清军统帅多铎送了一份最薄的礼品，但这个也包括鎏金壶、银壶、玉杯及古玩等等有二十种，而其他大臣的礼物大多价值万两以上。

        所以明朝的权臣和太监在迫害政敌或者清流所常用的手段，就给对方栽上“贪赃”、“受贿”的罪名，这固然是出于诬陷，但也说明当时像海瑞这样的官实在太少，就是清流们也未能免俗，要说他们贪污是最容易的。

        可是在名义上，太祖高皇帝定下（的）法律从来没更改过，至多只有稍作修正。比如正统五年有人就提出来洪武年间物价便宜，所以那个时候定下枉法赃满一百二十贯要免除绞刑充军；现在物价贵了，再按这样的标准就太重了，建议改为八百贯以上。你看这个时候，在海瑞以前一百多年，但是以后再也没有听说提高过标准，看来不是物价没有上涨，而是这一法律已经成了空文，修改不修改也是无所谓的。

        清朝初年基本还是沿用明朝的制度，所以官员还是贪污成风，有些大权在握的官员肆无忌惮地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康熙皇帝一度惩办了一些贪官，还树立一些清官作为典型，但到后来，他发现不但贪污无法肃清，就连自己树为典型的几位清官也不真是两袖清风。比如张鹏翮在山东兖州当官的时候，就曾经收受过别人的财物。张伯行喜欢刻书，每部至少得花上千的银子，光靠自己官俸是无论如何刻不了的。

        所以这个时候晚年的康熙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根本上解决，他反而认为：“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意思就是说如果不稍微有点贪污或者受贿，那么日用开支和家人还有那些衙役的需要的钱怎么维持呢？那么这么一来，各级官吏就自然更加无所顾忌了。

        问题是既然知道要维持官员正常的“居室日用及家人胥役”的开支都没有办法从正常的薪俸中间解决，那为什么不对这个制度进行改革呢？

        终于当雍正皇帝继位以后，他下决心改除积弊，在严厉打击贪污、整顿吏治的同时，他就进行一项重要的改革，解决了官吏俸禄过低和地方政府开支没有保障的问题。

        具体的办法就是实行“耗羡归公”，将全国的耗羡，就是在征收粮食或者是上交库银的过程中间，那些损耗原来是不统一的，有的甚至加的比例相当高，那么他这个时候就规定了，规定每一两就另外加征五分，列入正常的税收，存留在藩库，各地的国库里面。官员按照级别，从这笔五分加征中间可以提取“养廉银”，作为生活补贴和必要的办公开支。那么养廉银的数量一般就大大超过原来的俸禄，官员们完全可以靠养廉银子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且包括能够开支必要的办公经费。这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国库的开支，只是化暗为明，把原来不规范的惯例改成全国统一的税收，所以百姓的负担也没增加，相反不少地方的都有所减轻。

        而贪官污吏在这个耗羡上面做手脚，既直接犯法又不易隐瞒了，所以在雍正期间吏治有了明显的改善，贪污现象虽不能说就此解决，但的确大大的减少了。

        问题是这个制度随着国家的增长，随着吏治的腐败，特别随着一些不规范的开支没有纳入正式的预算，所以到了清朝后期，这个制度也实行不下去了。

图：曾国藩手书的“曾氏家训”

        张宏杰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是（研究）曾国藩，曾国藩大家印象这是一个清官，实际上也是这样，你看他自己的开支都清清楚楚，另外甚至要求自己的家人都有任务，要纺多少纱、织多少布、干多少活，对吧？而且他每次卸任的时候，都把账算得清清楚楚，结余的钱都归公。但是他发现曾国藩也照样享受人家给他各种“惯例”，往往大家给的这些额外的收入，他都一律照收的；官场上那些额外的人家的贡献，或者按照惯例可以扣的钱，他也照扣。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不收这些钱，他正常的开支是没有办法维持的，衙门的办公费也没有办法维持的。但是他跟跟其他贪官的不同在于他是取之有道，结余他全部会留给下任、留给公家。他这些不正规的收入，甚至非法的收入，他还是用在公务，最多维持自己必要的开支，其他一律都退回的。所以他（指张宏杰）把曾国藩称之为一个非典型的清官。

        这就引发我们的思考，为什么连曾国藩也不得不这样做？我们可以更加理解，为什么海瑞在当时那么的孤立，以及他提不出真正解决问题的这些政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