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精制版32】德梅特拉·卡西米斯：《理想国》| 一场注定失败的思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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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约为公元前375年

作者：【古希腊】柏拉图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中文文稿 

你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助理教授德梅特拉·卡西米斯。卡西米斯将要带我们解读的，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最重要的原典之一，柏拉图的《理想国》。

大家好，我是德梅特拉·卡西米斯，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助理教授。我们今天要讲的《理想国》是关于如何建立一个理想的城邦、理想的社会的著作。与此相关的宏大议题还包括，什么是真正的正义，“理想国”的设想是不是在根本上具有合理性、它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社会变革究竟应该从何处着手，等等。

所有这些宏大的议题，其实都可以看做是同一个核心问题的不同面向或延展。这个核心问题就是，在一个理想社会中，我们需要怎样的统治者？

《理想国》中给出的答案是“哲人王”。也就是说，要让哲学家来做这个理想国的君王。在理想状态下，这位哲人王睿智，公正，既有博学的知识，又有充分的实践经验。他把追求真理作为至高无上的原则；他将带领民众走出蒙昧的黑暗“洞穴”，建立永生而繁盛的文明。

然而，人类历史上最近一次标举柏拉图的理想蓝图、试图将其付诸实践的统治者，一个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另一个是苏维埃共产主义共和国的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从理想国中至真至善的哲人王，到现实社会中挑战伦理底线的独裁者，这本该有天壤之别的两个范畴，在历史上却似乎只有一线之隔。

那么，理想国中的哲人王究竟有哪些特质吸引了独裁者、引其效仿，而独裁者又何以能够将自己的高压统治曲解为理想国的治理方案呢？

人的“金属”质地与理想国的三个阶层

柏拉图对“理想国”的构想，起源于雅典的政治现实带给他的幻灭感。

柏拉图的幻灭感大概与当时的政治情况有关。柏拉图出身于公元前427年左右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出生和成长的时期，雅典经历了与敌对城邦斯巴达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以雅典的失败告终。斯巴达人在雅典扶植了“三十僭主”。“三十僭主”们于公元前404年或403年上台，他们推翻了雅典的民主制度，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用暴力手段控制了雅典。而柏拉图的舅舅克里蒂亚斯正是这“三十僭主”当中的一位。

雅典黄金时代政治体系的崩塌促使柏拉图开始对政治理想、政治制度和政治变革等问题进行全面反思。一个在确立之初充满理想主义、并且看起来非常健康有益的政治实验和体系，为什么会以如此不堪的地步收场？伯罗奔尼撒战争和“三十僭主”的暴政让柏拉图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政治变革，尤其是重大的政治变革，究竟意味着什么。

于是，柏拉图便在《理想国》中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他讨论的方式，并不像今天的学者们写论文那样直接列出论据、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而是设计了一系列的对话场景，让参与对话的人物从各个角度对同一个问题进行辩驳。在关于“理想国”的对话中，柏拉图更像是一个主持人、旁白者和叙述者，除了偶尔的进场，大多数时候他都是隐在幕后的。

这些参与对话的人物中，最重要的一个，当属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由于苏格拉底本人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因此我们今天对他的思想的了解，主要就是基于柏拉图著作中所记录或展现的苏格拉底的言论。在《理想国》的第二卷，柏拉图设计了一个有关如何建立一个叫做「美善之邦」的完美乌托邦的“思想实验”。苏格拉底和他的对话者们便就这一议题展开了讨论。

在《理想国》所构建的这个虚拟乌托邦中，受到讨论者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统治权，因为统治权是有关公民的“群体”利益与诉求的一种权力。这也就是为什么《理想国》可以从许多种角度被解读、也能在各种不同的政治议题框架中被讨论的原因。因为它关注的核心在于如何打破个体差异，寻求广泛的公共利益。

在理想状态下，「美善之邦」中是不存在任何“私利”的。换句话说，对于城邦的最高统治者“哲人王”来说，他作为统治者的利益和这个社会当中某个工匠的利益是一致的。哲人王的角色用一个最恰当的比喻来讲，就是牧羊人。他像牧羊人照看羊群一样照看城邦中的子民，也像编织者一样，把社会的各个部分编织进这个「美善之邦」的肌理当中。

这听上去的确是一个无比美妙的社会，不是吗？它只有“公”，没有“私”；国王与工匠的差别也似乎只在于社会分工角色的不同。可问题是，要谁来做国王、又要谁来做工匠呢？柏拉图的对话者们给出的一个方案是，看一个人的“金属”质地。

《理想国》中有一个有关人的天资的“金属”质地的概念。这是整个“理想国”的建构当中具有奠基性的一个虚拟概念，它解释了「美善之邦」中各阶层居民的来源。所谓人的金属质地，是指一个人在出生时就带来的、TA所内含和固有的金属的种类。在「美善之邦」的三重社会体系中，各个阶层和体系的人群都有自己所对应的不同的金属质地。

所谓三重社会体系，是对话参与者苏格拉底所构想的理想国中的三个阶层。苏格拉底认为，为了保证「美善之邦」的高效运转，最理想的方式应该是依据城邦居民个人的天资分配工作。比如善于耕种的人去做农夫，善于针线活的人去做裁缝。这些为城邦提供基本生活需求用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属于最基底的阶层，他们是铁质或铜质人群。

城邦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人们会有更高的精神需求和娱乐需求，于是就有了艺术家和诗人。这样一个富足、繁荣的社会，是很容易受到外邦的觊觎和攻击的，因此就需要保卫者和救助者来保障城邦的安全。这些护卫者和救助者构成了「美善之邦」第二个阶层，他们属于银质人群。而在他们之上的，就是金质人，也就是城邦的统治者。

那么，这个玄妙的“金属”质地，是如何测量出来的呢？

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出身于同一个阶层的父母生下的孩子会和他们有一样的金属质地，但出现差异的情况也很多。因此为了公平起见，「美善之邦」中的孩子都是由城邦的“保育员”集体抚养的。孩子们从小不和父母待在一起。父母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生子女是谁。他们彼此之间也没有留恋。

在被保育员集体抚养、教育的过程当中，一个人真正的金属质地会逐渐显露出来。接下来就是根据他们所显露出的不同金属质地对其分类分层。比如，一些体现出了银质属性的人，就会被归入未来的护卫者和救助者阶层，继续接受针对护卫者的专门的培训。这些被拣选出的候选人只有在经历了非常严格的身心训练之后，才能胜任他们以后的职责，成为文明而坚强的护卫者。

正是在关于培育护卫者的讨论中，对话者们提出了著名的、将诗人和艺术家驱逐出理想国的论点。这是因为，艺术和诗歌所呈现的，并不总是一个阳光普照、积极向上的美好世界。年轻的护卫者们如果在身心尚未成熟之际受了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他的灵魂就有可能被腐蚀和毒害，从而变成一个具有侵略性的野蛮人。

在严格的身心训练中，有些护卫者会体现出更高的资质，也就是“金质”人的属性。这些金质属性的年轻人将会进入下一轮，也是最高一轮更加严格的培训中。在十八岁之前，未来的统治者和普通护卫者都处于同一个阶层，接受同样的基础知识教育和体能训练。但在这之后，被选拔进统治者阶层的年轻人会再接受五年的哲学训练、十年的数学训练和五年的辩证法训练。所有这些培训的目标，都是要把未来的统治者培养成一个哲学家。

“哲人王”与“洞穴”隐喻

让哲学家来统治一切，这是一个很难让所有人都信服的理念。《理想国》中参与讨论的人就认为这很荒唐，而且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事实上，关于「美善之邦」的构想中最紧要的一个讨论环节就在于人们是否能真正认识到哲学家的价值、是否能认一个哲学家做他们的君王、“哲人王”统治权的合法性究竟來自哪里。

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是，《理想国》中所说的哲人王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只在书斋中进行抽象思考的哲学家。它的概念要宽泛得多。统治「美善之邦」的哲人王更像是一位人情练达的“博学先生”，他会用最包罗万象同时也最为具体的方式去理解真理、理解正义。他首先当然是应该具备充分的哲学知识和哲学思考的能力。但与此同时，他也要不断在与人交往、教化民众的过程当中积累实践经验。

实践，其实是成为哲人王统治者的训练过程中非常必要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中，哲学家们会深入社会，接触各个阶层、各式各样的人，在阅人阅世中学到之前在书本中学不到的知识。他们将会由此摆脱死板和教条，逐渐成长为一个通晓人情世故，有能力在各种复杂多样的境况之下明辨是非、做出正确判断的智者。这种辨是非、做判断的智慧，就是哲人王统治权的合法性所在。换句话说，是哲学知识，是智慧，赋予了哲人王在「美善之邦」的统治权。

我们前面讲过，理想国的统治者就像是牧羊人。一个理想的哲人王，他甚至都没有统治的欲望。他既不想追求政治权力，也没有兴趣沽名钓誉。他所思所想的，只是如何运用正确合理的理性来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如何能根据不同阶层的人的需求和特质公平有效地处理公共事务、照看他的民众。一言以蔽之，哲人王是把追求真理、公平和正义置于一切之上的人。

哲人王训练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是教化民众。相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掌握了哲学知识、具备了哲学思辨能力和判断力、并且主动追求真理与正义的哲人王，就好比是见到了光明的人；其他人则仍然处于蒙昧状态中，仿佛是身处没有阳光照射的黑暗洞穴。这就是《理想国》中所提出的著名的“洞穴隐喻”。

在对话当中，苏格拉底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他说，你可以把人想象成生活在地下洞穴当中的一群囚徒。所有人都被捆绑着，面朝着洞里的一面墙。在他们身后，有人拿着人偶在洞穴的墙壁上投影出人偶的各种影像，就像在演皮影戏。整个过程中，人只能直直地看着前方有投影的墙壁，不能转头，所以他看不见身边的同伴，他甚至都不知道还有其他人存在，不知道自己是某个群体中的一员。洞穴中的一切都被一种奇异的方式操纵着。

但在洞穴中有一条小路，这条路通向洞外，走出去就能看到外面阳光普照的光明世界。所以你立刻就会想，究竟谁有这个能力挣脱束缚、完成痛苦的超越和上升、走进有光的世界呢？但在问“谁”有能力走出洞穴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问的或许是，走出洞穴这件事究竟“怎么”能够发生。《理想国》给出的答案是偶然，或是神性。也就是说，人类能挣脱自己所在的洞穴困境，靠的是运气、巧合，或是神明的相助。但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最后总是有人走出了这个洞穴。这些人就是哲学家。

对于这些逃离洞穴、享受到了自由和光明的哲学家来说，他们接下来将会面临一个选择：他到底要不要返回黑暗潮湿的洞穴，告诉其他人他们看到的只是投影是假象，然后试着说服这些被捆绑和操控的同伴，和他一起走出洞穴、走向光明呢？

走出洞穴的路并不好走。教育民众向上走、向光明走，总是很难的。因为人们意识不到他所身处的环境中其实充满了假象。他不但不知道自己的无知，还总是固执己见。在洞穴隐喻中，黑暗的洞穴其实就是比喻我们习以为常、难以抛却的预设。我们对它们太过习以为常，以至于它们都变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让我们觉得那就是真的，是先天给定、本该如此的。但事实是，我们都是被束缚着的，而且把墙上的投影当成了真实的存在。

这时，当有人告诉你你的真实处境、告诉你你看到的都是假象时，你是不太容易接受的。因为这不仅仅是要让你接受哲学意义上真相，更是在挑战你那些最深层次的、习以为常的假设，是在挑战你根深蒂固的认知体系。可要想走出洞穴，你就必须让这个旧有的体系有所松动。而哪怕是一点点的松动，都会要求你付出巨大的努力，并保持开放的心态。

启迪民智是极其艰难的任务，但也是实现良性和持久的政治变革的必经之路。如果在一个社会当中，民众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或者不知道如何辨别真伪，这个社会就不能得到完善的治理。因此，领导者们必须想办法迫使民众面对事实，去接触那些可能让他们感到很不舒服的真相，让他们与自我进行痛苦的抗争。

理想国的漏洞及其终将崩塌的宿命

一个完美的哲人王，一个所有人都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的社会架构，一个为了纠正人的偏私与狭隘而废除了私有制的大公无私的「美善之邦」——如果这世上真有理想国，这应该就是理想国的样子了。

可是，在想象中完成了这个乌托邦的设计之后，苏格拉底和他的对话者们却发现，这个思想实验当中存在一些漏洞，这些漏洞终将会导致「美善之邦」的崩塌。

在第八卷中，苏格拉底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理想国的思想实验是行不通的。首先，人们在看哪个人有哪种金属质地、TA应该归属哪个阶层时会产生误判。而由于「美善之邦」的设计理念当中最重要的前提假设之一就是社会要按每个人的天资合理安排他的分工，使人各得其所、各司其职。因此一旦阶层划分不合理、分工分得不合理，整个社会架构就会出问题。

再者，从被定性、被划分者的角度来说，人们不会像理想国设计者期待的那样顺从。他们不会轻易被神乎其神的乌托邦的叙事洗脑，也不会对这个政治体制俯首帖耳地全盘接受。人总会有自己的欲望和想法。TA需要被教育，但也必定会产生异议，想要反驳。

同时，即便「美善之邦」的三重社会架构中设计了“生产者”这个阶层，会向整个社会提供生活必需品，然后也有人专门从事艺术、娱乐、商贸等服务行业，但一个城邦实际上是不能完全实现自给自足的。它总是要从外邦进口物资，也会受到外邦的影响，最终还有可能与邻国开战。

因此，当你开始构想一个政体、真正去思考如何维系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些难以被纳入规范体制中的因素。这些因素会加深我们对“乌托邦”的理解，也会加深我们对人性的理解。「美善之邦」是一个重度依赖法律法规和社会建制的社会。它忽视了个体性和社会流动性，打破了传统的核心家庭制度，对异议不够包容，还存在着等级制度。所以苏格拉底他们讨论到最后会发现，这个体制最终是行不通的，因为过于稳定和整齐划一的体制本身是反人性的。人的本性当中有些东西会天然地对这种高压式的、系统性的规范产生抵制。

尽管苏格拉底和他的对话者们已经预言了“理想国”的陷落，但在后世，仍然有人对这个思想实验中那个有着完美稳固的社会架构、角角落落都秩序井然的“乌托邦”社会心心念念，想要照着这个蓝图建立现实中的“美善之邦”。

这些幻想家中就包括了二十世纪初德国的一些学者。他们不但无视苏格拉底关于理想国终将覆灭的预警，而且也严重误读了《理想国》对社会架构的设计意图，认为这部经典著作是在为种族等级制度背书。不幸的是，这股社会思潮最终反映到了纳粹政府的种族政策当中。

纳粹政府对柏拉图《理想国》的解读，就是认为这是在推举种族等级制度，鼓励人们依据种族来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希特勒甚至还自比柏拉图。这种解读方式在当时并不罕见。社会上的政治宣传家、高校中专门研究柏拉图的学者、甚至德国的一些高中生，都是这么理解《理想国》的。

但这种解读其实是一种诡辩。希特勒政府之所以会这样读《理想国》，是因为他在拿德国人与古希腊人做对比，拿自己和柏拉图做对比。他说，就像柏拉图担心雅典人面临着种族退化一样，他也担心日耳曼民族会因为别的种族而降级或遭受污染。因此，他就想要从《理想国》这样的经典中找到支持他的种族等级制度的证据。

可问题是，《理想国》中的等级并不是按种族划分的，而是按人的天资和天性划分的。所谓人的“金属”质地，跟你属于哪个种族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完全是偷换概念，生搬硬套。而且所谓的人的“天资”，也不仅仅是指生物意义上、与生俱来的东西，它还和文化教育培养有关。

在《理想国》的讨论语境中，所谓的“文化教育培养”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或改变一个人的金属质地，但却提供了一个让人充分显露和开掘他天资的机会。我们之前讲过，理想国中的未来统治者是在护卫者阶层中发掘的，在十八岁之前他们都是在同一个群体中接受培训。而只有在长时间的培训中“显露”了“金质”人群属性的护卫者，才有机会被提升到统治者的阶层。这就是所谓的“文化教育培养”。

“对话体”的开放性：讨论比结论更重要

后世的纳粹独裁政府和他们的支持者之所以能如此曲解《理想国》，除了故意混淆“人的天资”与“人的种族”这两个概念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无视了，《理想国》作为一部“对话体”著作的开放性。

我们之前说过，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角色更像是一个负责旁白和串场的“叙述者”，而主要参与理想国“思想实验”讨论的，是他设计出的几个人物。虽然这些讨论者们在思想实验中构想了这样一个「美善之邦」，但他们同样充分讨论了这个「美善之邦」的设计漏洞，甚至指出了它必然崩塌的宿命。

也就是说，这本书讲的是一个思想实验。这个思想实验的目的，不在于论证“理想国”如何可能，而在于通过激烈的思想交锋，通过来来回回的辩论，来让这个乌托邦的所有利弊都得以充分呈现。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尤其是公元前五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当中，贵族们聚在一起设计“思想实验”、讨论政治和哲学议题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柏拉图只是许多这样的贵族哲学家当中的一个。由于这些讨论的主题常常涉及到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的规划，哲学家们的思想对话有时甚至会被当做是在进行政治密谋。

《理想国》开篇是“昨天我来到比雷埃夫斯港”，这是一个第一人称的叙述。但读者很快就会被引入到一个对话的场景当中，看到苏格拉底和另外几个雅典贵族准备就“理想国”的议题展开讨论。当时，除苏格拉底以外的几个人正在商议如何说服苏格拉底和他们一道回家。这个简单的场景中其实已经涉及了本书中讨论的一些核心政治问题：多数人如何通过对话和语言来劝服少数人同意他们的观点？多数人和少数人，这是在说人的数量，也是在讲权力。然后读者就会意识到对话和演说有多么重要，因为你很难说对话和演讲到底算是“劝服”还是算是“强迫”，二者的界限其实相当模糊。

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完全沉浸在对话当中，忘了这是柏拉图设计的一个场景。而这正是对话体的好处：当参与讨论的人物开始用散文的方式长篇大论地申述一个观点时，你会意识到，这是一个对话，那些长篇大论的演说只是其中一个对话者的观点，其他人将会对此做出反应。然后你就不太会从正面直接接受或直接质疑这些观点。“对话体”所具有的场景性能让你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让你有一种参与内部讨论的感觉。

与此同时，因为这些对话就是在你面前展开的，所以读者便有机会看到一个政治理念是如何被一步步设计出来的，也就更容易对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看似有理有据的体制保持一定的怀疑。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所谓“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卡西米斯教授认为，我们或许能从《理想国》中找到这种观念的根源。

人们以为自己能够自主选择自己的伴侣，但其实婚姻制度背后有着一整套非常复杂的系统。这套系统一方面确保了人们不太会与和自己不同阶层 的人结合，但另一方面又让人误以为这是人们做出的自主选择。从「美善之邦」的三重社会体系中，我们已经很可以看到后来一些“优生学”和“社会工程学”设计的影子了。

这就是《理想国》使用“对话体”的高妙之处。这种讨论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奠基性的故事叙事有多么重要。一旦人们被反复灌输某种叙事，TA就很难再从这种叙事及其思考方式中挣脱。几乎所有政体、所有社会都会喜欢灌输“人的命天注定”这样一种叙事，好让人们相信他们在社会中有一个“命定”的位置。这对一个政权来说是很有战略好处的，甚至是很有必要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善之邦」和纳粹政权期许的种族等级制度的确有共通之处，因为它们都强调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差异。但通过“对话体”，通过这些对话人物的讨论和争辩，柏拉图恰恰向我们展示了所谓的“人天生存在差异”的理念，不过是一种服务于政权建设的“说服技巧”罢了。

所以，即便从结果来看，“理想国”的设想并不成功，但围绕这个实验所展开的讨论，却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思想训练。这种思考会在无形中影响人的日常行为。而个人的日常行为的改变，或许就是整个社会变革的开端。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制作播出。本节目中文版由哈佛大学博士杜豫白撰稿、编译，由郝志录制，魔嘉天娱制作。英文版由Zachary Davis, Galen Beebe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