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忠解读《逃向上苍》——托尔斯泰深陷三重矛盾

喜马拉雅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演员黄志忠。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全书当中最特殊的一篇，它是一个剧本，主角是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剧情讲的是托尔斯泰生命中的最后时刻。

托尔斯泰，在世界文学史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是世袭伯爵，家里条件非常优越，可这样一个大人物，晚景却非常惨淡，他晚年离家出走，死在一个小火车站里。

茨威格是有名的托尔斯泰小迷弟，他有一篇很出名的散文叫《世间最美的坟墓》，写的就是他1928年去苏联拜谒[yè]托尔斯泰墓的所见所感。他还写过一部传记叫《三作家》，其中也包括托尔斯泰。

出于对托尔斯泰的无比崇敬，茨威格在本文中把托尔斯泰写得跟圣人一样。当然托尔斯泰的人格确实非常高尚，不过在我看来，他这个惨淡的人生结局，也算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为，托尔斯泰深陷三重矛盾之中，每一重，都是他无力解决的。

第一重矛盾，就是他与当时俄国社会之间的矛盾。

托尔斯泰，死于1910年。当时的俄国已经处在“十月革命”的前夜，政治腐败，民生困苦，已经到了积重难返，奄奄一息的时候了。

很多俄国人都认为，沙皇政府太差劲了，应该用暴力革命推翻他们，要打碎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托尔斯泰作为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对沙皇俄国的阴暗面毫不留情的批判，对其种种弊端认识得非常深刻，在改造旧世界方面，跟革命派应该算是有共识的。

但在怎么建设新世界这点上，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虽然他也非常同情民间疾苦，但他的贵族出身和成长环境、受过的教育、思想的深度，这些都让他对暴力革命持有保留态度。

那托尔斯泰是怎么想的呢？托尔斯泰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跟革命派有着完全不同的路径，他主张用劳动和苦难来净化身心，用宗教和道德来自我完善，从而通过内在的改善，来改造世界。

你看他的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里有个著名的桥段，被称为“列文割草”。列文，是个贵族青年，非常关心时事，对于怎么改革俄国农奴制的问题，非常困惑，加上当时他还处在情感危机中。

于是有一天他跑到乡下，跟农民一起割牧草。在劳动过程当中，他通过对社会底层日常生活的切身体验，排遣了心里的郁闷。列文把这次割草，看成是有效的治疗。

其实这就是托尔斯泰借他书中的人物，来传达自己的思想，他主张俄国人，特别是贵族和城市居民，应该放弃安逸生活，通过劳动来解决内心的苦恼，实现不同阶级之间的相互了解。

那对于社会上的坏人坏事呢？对那些邪恶力量的迫害呢？托尔斯泰主张，不要用暴力去反抗。

本文中有一句话说：“暴力不可能建立符合道德的制度，暴力只能不可避免地催生暴力。”这句话是不是真的出自托尔斯泰之口，我没有详细考证，但这话是十足的托尔斯泰思想。

托尔斯泰反对暴力，甚至反对用暴力对抗压迫。他的这种思想，被称为托尔斯泰主义，其根源来自于《圣经》中的一个专有名词叫“勿抗恶”，就是说，不要用暴力对抗恶，这样可以使人接近天国、接近上帝，茨威格把本篇故事取名为“逃向上苍”，用的也是这个典故，指托尔斯泰采用这种方法逃离尘世，来向上帝、上苍靠近，寻求解脱。

所以，托尔斯泰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反对革命，但从他对暴力的态度来看，很难指望他会公开站在革命这一方。

可是他这套思想是不容于当时俄国社会的主流思潮的，战斗民族，你懂的，好冲动，就想着用暴力革命解决问题。对于托尔斯泰这种提倡靠宗教靠道德来改造社会的主张，并没有人买账。

尤其是思想激进的革命青年，认为他们的这套主张是绝对真理，谁不表态支持就不行。于是就有了书中第一幕的剧情：两个热血小愤青，跑来质问托尔斯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闹革命。

托尔斯泰能怎么说呢？在举国汹汹的年代里，他所反对的暴力情绪已经逐渐成了社会共识，这种社会氛围，让他无处容身、只能逃离。

第二重矛盾，是托尔斯泰和家庭、尤其是和他夫人之间的矛盾。

托尔斯泰既然提倡简朴、放弃贵族身份，但他自己却过着贵族生活，这怎么说得通呢？

其实当时就有不少人拿这个说事，指责托尔斯泰虚伪，说一套做一套，甚至认为托尔斯泰不肯明确支持革命，就是因为放不下他贵族阶级这点既得利益。

这个指责，托尔斯泰还真往心里去了。他倒不是在乎别人怎么看他，而是这种指责让他陷入了一种道德困境，觉得自己言行不一。

于是晚年的托尔斯泰做了一个决定：裸捐。他要放弃他最值钱的财产：作品版权。这样一来，也就引发了托尔斯泰和他夫人之间的矛盾。

托尔斯泰的夫人索菲亚知道他这个决定，当时就炸了，她密切监视着丈夫的一举一动，生怕他把捐出版权的事写进遗嘱。

甚至入夜之后偷偷潜入托尔斯泰的书房，翻看他写的文件。这也就是本文第二幕的重头戏。

固然，托尔斯泰想要裸捐是相当高尚的，但引发的家庭矛盾，托尔斯泰对此就没有责任吗？

在本文中，托尔斯泰夫人索菲亚，很容易被读者视为那种爱财、庸俗、自私的女人，其实这对她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索菲亚并非毫无见识的小女人，她是沙皇御医的女儿，从小在克里姆林宫长大，17岁就嫁给了比他年纪大一倍的托尔斯泰，之后托尔斯泰埋头写作，家业全由索菲亚一手打理。

这可不是洗衣做饭这么简单，而是要管理他的庄园，大量的农奴，这就跟管个企业差不多。

持家之外，索菲亚还替托尔斯泰抄写文稿，因为托尔斯泰的草稿总是改了又改，每张稿纸都涂抹得跟天书似的，除了索菲亚没人能看懂，只能靠她手抄整理。

据他们的子女回忆，光是给他誊写《战争与和平》，索菲亚就手写了上千万字。

除此之外，婚后二十年间，索菲亚给托尔斯泰生了13个孩子，这得对一个女人造成多大的影响？

而托尔斯泰中年以后，思想境界越来越高，只想着，提倡劳动，批判贵族阶级，想要捐出全部家产。这有些逼迫别人跟他一起成为圣人的意味。

托尔斯泰当时功成名就，誉满天下，但谁又知道背后索菲亚的默默付出呢？托尔斯泰为了自己的理想，让家人们都放弃原有的优越生活，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自私。站在索菲亚的角度想想，不同意裸捐，也算是人之常情吧。

可是，托尔斯泰倔脾气上来了，闹分居，搞冷战，还动不动就威胁要离家出走，索菲亚跟托尔斯泰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夫妻之间长期没有交流，形同陌路。

茨威格为了戏剧效果，突出了索菲亚半夜偷看托尔斯泰的文件这个细节，虽然这事儿属实，但只能算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托尔斯泰的离家出走，其实久有打算。

我们再来说说托尔斯泰深陷的第三重矛盾，应该说是他和命运之间的矛盾。

托尔斯泰生在贵族家庭，他所处并且受益于的环境和社会地位，跟他所提倡的、向往的，完全相反，这就像是命运开的玩笑：

他批评财富的罪恶，自己却坐拥巨额资产；他赞美劳动生活，自己却住在贵族豪宅里；他指责土地私有制，自己却在萨马拉草原买下了八千俄亩的庄园。

作为一位人道主义作家，托尔斯泰陷入精神危机，不断拷问自己：我怎么可以一边宣扬自己的思想，一边却不按自己的思想行事呢？

托尔斯泰既不能融于当时俄国的主流情绪，又不能按照意愿来实现道德上的自我解脱，于是他最终选择了离家出走。

这固然可以理解为逃避，但同样也是一种抗争，既是对索菲亚所代表的世俗价值的抗争，又何尝不是在用这种从容但又决绝的方式，进行对命运的抗争呢？ 

人与命运的抗争，是西方文学里一个恒久的母题：英雄被命运支配，终究敌不过宿命，但是他们的抗争、他们的痛苦和赎罪，又体现了不屈的精神，这就是悲剧。

所以，尽管托尔斯泰晚年的出走和死亡，论影响力比不了拜占庭沦陷、滑铁卢战役，或是征服南极点这些大事。

但从西方文化源头一脉相承的悲剧气质，在托尔斯泰这样一个伟大作家的身上重现，或许就是茨威格把托尔斯泰的出走列入“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