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讲 | 文化的边疆——孔子怎么理解“中国”

有人说，孔子是国际化的，他周游列国就证明了这一点。孔子所到的国家，都是周初封邦建国建立的“中国化”领域。孔子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吾从周”既是他的价值取向，也是他的行动路线。孔子作《春秋》，就是表明“吾从周”的历史价值观。

历史，是文化对一定时期的人类活动的成果所做的选择和记录。不是一切活动都能载入历史，要有选择，“吾从周”就是一种选择。

记录历史，首先是时间的选择。

在《春秋》里，孔子开始编年，编年正是记录时间，把发生在某一时间的事件记录下来。编年是对时间的选择，是将人类存在的时间化作历史。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时间，是一种很高明的智慧，这是中国文化的优点。在古希腊文化中，人们是用哲学来把握时间的，这样时间就被抽象化和绝对化了。在印度文化中，时间则仿佛在轮回中消失了。只有在历史里，时间才是具体的，才与人生相关联。

但不是所有的时间都能转化成历史。能转化为历史的，除了要有价值取向形成的历史观，还要用材料和证据来复原，并将其再现。孔子虽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可他作《春秋》的时候，还是要从鲁国记载历史的这部《春秋》开始，他对时间所做的选择，就是基于他所能掌握的材料和证据。

记录历史，除时间以外，还有个空间的选择问题。

但不是所有的空间存在都能进入历史的范畴，要用一种文明的标准对空间存在做检验。对孔子而言，他的历史空间就是中国，而历史，就是使空间“中国”化的时间序列。所谓“中国化”，在孔子看来，当然就是接受“周礼”教化的地方，即接受了周朝的价值观。因此，当时能进入孔子历史视野的国家，都是遵行周礼的“中国化”的国家，而不实行周礼的蛮、戎、夷、狄等周边族群则一概不能进入他的历史视野。孔子关心的是“中国化”的问题，所以他作的《春秋》不是鲁国史（即不是鲁国地方史），而是中国史，孔子的世界，是“中国化”的世界。这个“中国化”的世界，在黄河流域，是黄河边的中国。

因此，他从鲁国出发周游列国时，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怀着一种世界性的理想，却没有所谓乡愁，带着门人弟子，一路子曰诗云，周游列国去了。

孔子周游，在精神上有一番王者的追求，要将割据纷纷小国都载入历史，纳入他的中国轨迹里。他登鲁国东山后，觉得鲁国太小了，居然容不下他。他又去登泰山，登上后觉得天下也太小了，他的道太大，中国也不放不下。周游一番后，他的地理视野其实仍未超出大禹治水的疆域，但他的思想却越过了黄河边的中国，因为他发现黄河边的中国太小了，先王之道（文、武、周公之道）是放不下了，连他本人也待不下去了，一如那句“惶惶如丧家之犬”。

就在孔子周游列国时，他发现了两个“新中国”，一个是西戎秦国，一个南蛮楚国，二者一起崛起了。秦国虽然是西戎，但是已经“中国”化了，得到了孔子的认可。而楚国，他有点看不懂，他们虽然受中国影响，但文化仍然自成一体。比如，从楚国来到中土的老子，就有自己的一套，与周文王、周武王、周公都不相同。孔子就去拜访老子，才知道，老子虽然不喜欢周礼的那一套礼教，但是对周礼却比孔子还熟悉，所以，孔子还是认为老子已经“中国”化了。看老子，不看出身，不看地域，而是看文化，所以孔子的视野是开放性的，超出了地缘政治的限制，用了文化的观点老子。中国的本质，就不在地域，而在礼义，中国人的标志就是懂礼。老子那么懂礼，当然是中国人。这样的观点，就是文化中国的观点。

孔子在《春秋》提到七十多个国家，仅“荆”，就是楚国，就出现过143次，可见他对楚国的重视。

当楚国出现在孔子的视野里时，“中国”化的世界究竟有多大呢？就地理空间而言，那也是个两河流域——黄河与长江的两河流域。

孔子所在的世界，就是黄河与长江两河流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世界。据文献记载，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卷入春秋时代的一体化进程中，当然还包括当时中国周边的戎狄和蛮夷。一体化进程中的世界，以周初分封的黄河边的中国为主体，后来楚国加入，就包括了长江流域，因为楚国大到囊括了长江流域。

在孔子向老子问礼以前，楚国就想来“中国化”的世界。谈地缘政治，楚国那时可是个“蛮夷帝国主义”；论商品经济，楚国也富到了“蛮夷资本主义”的级别；就说思想文化，楚国则很鲜明，是既浪漫又带有巫风的“蛮夷自然主义”。楚国就带着这三大主义“饮马黄河，问鼎中原”了。

孔子去向老子问礼，就想在思想上对楚进行一次狙击，是一次南北思想界的交锋。老子的思想来源，与孔子不同，不是文武周公那一路。他不谈什么仁啊礼啊，只教人按自然规律办事，不要用价值取向同自然规律对峙。因此，老子是不持有任何政见的思想者，这是他与孔子不同的一点。他认为，所有政见都以自我为中心，都要世界围着自己转，如果不能如愿，就心怀不满，这样的人多了，天下就会乱。政治本来就是自然的延伸，是自然规律赋予人的一部分，当你冲着自然喊叫：“我要，我要……”自然不会改变。老子和孔子，一个法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一个“吾从周”，守望价值规律。应该说，人类文明要由这两大规律整合，顺从自然和遵守价值规律都要适度，都要有自己的边界。但孔子和老子都有自己的理想，他们各行其是，成了中国思想发展的两支主要力量。

老子尊重自己思想的原则，他礼让小辈孔子，自己则西出函谷关了。而楚国则保持它在长江流域“中国化”的典型样式，以老子的思想为底蕴，兼容孔子的思想。

楚国还有一种东西，比思想更现实，更有实力，那就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在春秋这种国际环境中充分显示了它的价值。楚国自古就以五金铸币。哪五金？金银铜铁锡。五金中，黄金最贵。楚国货币中多黄金。据《管子》一书记载，当时“中国化”世界的国际贸易，黄金货币是主角，金币大都来源于楚国。当时的楚国金币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美元，是国际货币。从楚币的流通中，就能看出楚国的国际地位。迄今为止，所见春秋战国出土货币，各国多为铜币，唯楚有金币，于秦、齐等地也有金币出土，而且能确定铸造国别都是楚，可见楚国之强大。

五金中的铜，是立国之本。商朝和周朝在黄河流域立国，都往江南去抢铜，因为长江流域富藏铜矿。不掌握铜矿资源，立国不稳。到楚成王时，长江中游的铜矿已成楚人囊中之物，楚国国力大增，于是，黄河-长江流域的一体化进程转由楚人主导。

一体化进程，离不开贸易和文化交流，但最主要的动力，还是战争。古代世界，开发资源的能力有限，国民收入主要来源于战争，发展生产，不如发动战争，贸易只是作为战争的补充手段，因此，兼并战争频繁。顾颉刚、史念海所著《中国疆域沿革史》一书中就谈到这一时期的兼并战争带来中国疆域的演变。当时战争重心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争霸战。

争霸，不光用武力，还要用文化，文化实力是体现国家实力的高标。战争的目标，乍一看是争霸，而实质上是一种历史趋势的表达，这个趋势，就是黄河-长江两河流域的一体化。当时的霸主一个接一个倒下：田氏代齐，齐倒了；三家分晋，晋倒了；吴、越后来居上，但最终还是被楚国吞并了——楚国之强大，在当时非常鲜明。楚文化的新元素进入了“中国化”世界，在两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出现了一种二元耦合的新文化。在地理方面，南方长江和北方黄河耦合；在神话方面，南方炎帝和北方黄帝耦合；在象征方面，南方凤凰和北方神龙耦合；在思想方面，南方道家和北方儒家耦合。

从长江中游到黄河中游这一线，是青铜时代中国文明的中轴线，就在这条线上，走来了两个伟大的人物——老子和孔子，他们携手引导中国文明，走向仁义世界，进入道德本体，启动了中国文明的轴心期。孔子的道很大，没有一国能放下，可他并没有“乘桴浮于海”（出国去），因为他发现了新世界，那就是在辽阔的两河流域里形成的新世界，那是文化的江山，他的道为新世界、文化江山而立。老子的道更大，它是宇宙的本体，所以，放在哪里都适宜，今天世界上许多世界化的思想家都很推崇老子的道。

好啦，听众朋友们，这就是“文化的边疆——孔子怎么理解‘中国’”。关于这一讲你有什么疑问，欢迎在评论区中与我交流，下一讲，我们谈谈“司马迁怎样描绘‘中国’”，我们下次见！